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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赵尚志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牺牲时年仅34岁。在他短暂的人生中,历尽坎坷,曾经三次被捕入狱,两次被错误开除党籍,但他矢志不渝,始终坚持抗战,直至牺牲。追寻赵尚志的成长足迹,不难发现,他的成长与后来的革命经历与赵家的优秀家风密切相关。赵尚志一家有多人先后投身革命,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堪称“一门忠烈”。2018年10月22日,在纪念赵尚志诞辰110周年前夕,记者采访多位研究专家,了解到赵尚志一家忠贞报国的感人事迹。
“尚志”二字源自《孟子》
据史料记载,1908年10月,赵尚志出生于朝阳县喇嘛沟村(今朝阳县王伦沟乡尚志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赵振铎,是清末光绪年间的秀才,是个私塾先生。母亲张效乾,性情敦厚,心地善良,告诉孩子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尚志”二字来源于《孟子》:“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赵振铎给三儿子起这个名字无非是想让儿子长大后崇尚鸿鹄之志,成为一个仁爱正义、品德高尚、大有作为之人。”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赵立纲告诉记者。
面对外强入侵、国势衰落的形势,赵振铎常告诫族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方人士应唤起一方民众,推之各省,国家乌有不治者乎?惟望有志之士倡导余先耳。”
在父母的教育下,年幼的赵尚志心中刻下了“除暴安良”“忠贞爱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烙印。
赵立纲介绍说,赵振铎虽系文人,却急公好义,很有威望,被推举为地方民众自卫武装团体“清乡会”首领。他以喇嘛沟为中心,发展会员千余人,在朝阳南部20多个乡村建立了群众自治的民主政权。“清乡会”抗苛捐杂税,打击贪官污吏,击捕盗匪,建立户籍,禁种禁吸鸦片,劝立学校,蓄粮备荒,解决民事纠纷。一时间,“清乡会”境内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百姓安居乐业。
1916年春,朝阳南部大旱,官府增捐加税,民众苦不堪言。身为“清乡会”首领的赵振铎带领20个村的1000多名会员发起反苛捐杂税斗争。官府派重兵血洗了村庄。赵振铎为躲避官府的缉捕,携一家老少逃难到哈尔滨。为了生存,11岁的赵尚志与二哥赵尚朴一同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当学徒、杂役、信差等坎坷的经历使赵尚志迅速成长为一个吃苦耐劳、具有反抗精神的少年。
1925年2月,赵尚志考进了哈尔滨许公实业中学。他学习勤奋、刻苦,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同年,赵尚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赴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在黄埔军校,他受到了大革命的洗礼和严格的军事训练,同时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初步掌握了军事技术训练和指挥作战的要领。1926年初夏,他提前结束学习,返回哈尔滨开展革命工作。
“乱命”原来是父子之间的抗日暗语
1932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派赵尚志前往北满地区的巴彦游击队任参谋长。这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这支由北平返乡大学生组织的抗日队伍在赵尚志的指挥下,配合另外两支抗日武装,攻下了巴彦县城,全歼日军一个中队128人,伪军一个大队344人,击落一架日军侦察机,这就是“巴彦大捷”。
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王全有说:“战斗结束后,游击队指战员们聚在司令部集体合影,留下了永恒的瞬间。这是目前发现的赵尚志唯一一张照片。当时赵尚志才23岁,到巴彦游击队时,他化名李育才,因其年少,个头矮小,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被称为‘小李先生’。”
“当年在东北,提到赵尚志的大名,足以让日军闻风丧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流传着一句话,‘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日本关东军想出种种阴谋,甚至登报悬赏一万元捕杀赵尚志,后来悬赏达到‘一两骨头一两金,一两肉一两银’的程度。”王全有说。
1934年8月,日本宪兵队秘密抓捕了赵振铎,对他严刑拷打,逼他写信劝降赵尚志。
5天之后,《滨江时报》上刊登了一篇报道,题目是《赵尚志老父被捕,对其子行为后悔,甚愿其子觉悟归降》。同时,日本关东军将逼迫赵振铎亲笔写下的劝降信刊登在传单上,大量印刷后散布到游击区。劝降信中这样写道:“为父身患重病,神志昏乱,命在旦夕……望孝顺吾儿接到信后一定身系全家人之安危,尽早归顺大日本皇军,此乃上上之策。”
在反复读过了这封劝降信后,赵尚志选择了不理不睬的态度。“许多人以为赵尚志不孝,狠心置父亲的生死安危于不顾。其实不然,因为在父亲写给他的这封劝降信里暗藏玄机。”王全有解释说,早年间,赵振铎知道儿子赵尚志从事革命活动,家中必定受到威胁,便效法古人“从治命,不从乱命”,他和儿子约定,如写给他的信中有“乱命”二字,那就表示他已经被捕,信是被人逼迫而写的,让赵尚志千万不要按信中所说的去办,以免上当。“因此,在这封劝降信中,他机智地将‘乱命’二字巧妙相连,从而蒙蔽了敌人。”王全有补充道。
赵家变卖了全部家产把赵振铎营救出狱。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迫害,不干扰儿子抗日,赵振铎率家人开始了艰辛的流亡生活。一家人先后到过北平、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后来在重庆定居。途中,赵家经常接到不知姓名的人送来的钱物,这其中大部分是地下党和爱国民主人士在暗中资助。
一门忠烈,气节可风
赵尚志参加革命后,父亲赵振铎曾乐观地说:“如此国家才有救,人民大众才能有饭吃”。他的家里成了地下党的秘密接头地点。妹妹赵尚文在回忆文章中曾提到:“我常见到三哥的同志们来我家。如北洋、小孟、小唐等,都把我母亲叫妈妈。他们来了,这边叫妈,那边也叫妈,非常热闹,我高兴得各屋串。”
在父亲影响下,赵家的子女们都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赵振铎毅然送子参军,全家人几乎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赵尚志的二哥赵尚朴、四妹赵尚英、四弟赵尚武等兄弟姊妹相继走上革命道路。
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王超讲道,1932年,赵尚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他加入东北抗日挺进军在绥远前线与日军血战。后受党组织派遣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随后在晋绥地区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率100多干部回到东北,是解放哈尔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七七事变”后,赵尚武加入八路军,在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事文艺工作。1938年10月,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文艺宣传工作。1942年,赵尚武调到晋察冀军区任抗敌剧社音乐队副队长。1943年12月2日,在河北阜平与日军的战斗中,中弹牺牲,年仅23岁。
四妹赵尚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团体,先后在东北文教队、东北人民艺术剧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从事文艺工作。
1930年,六妹赵尚芸经赵尚志介绍到中共满洲省委联络处工作,后调往上海工作。
赵振铎一家在重庆居住时,1941年9月25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门忠义,气节可风》的报道,介绍了赵振铎一家抗日的事迹,赵家的声望日高。赵振铎在自传中曾写道:“一时遐迩传颂,于是皆知氏名。”1942年冬,赵振铎一家老幼前往西安。在西安期间,赵振铎受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热情接见。周恩来高度评价了赵振铎的义举,并勉励他继续做好革命工作。周恩来还给赵振铎一笔数目不小的经费,以资助他们全家的生活。
1942年2月12日凌晨,赵尚志受特务刘德山诱骗,率部袭击梧桐河警察分驻所。当他们快到梧桐河警察分驻所时,刘德山趁赵尚志不备,从背后向赵尚志开枪。身受重伤的赵尚志命令一名抗联战士带走所有重要文件后,奋起反抗,终因失血过多被日军俘获。他因伤势过重,不久壮烈牺牲,时年34岁。日军残忍地割下他的头运到长春请功,尸身扔到冰冷的松花江中。
赵振铎一家搬离哈尔滨后便与赵尚志失去了一切联系,直到十几年后,赵家人才在一张两三年前的老报纸上看到赵尚志牺牲的消息,知道了赵尚志已经在抗日战场上献出了生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赵振铎携家人回到哈尔滨。1958年4月1日,赵振铎老人去世,享年81岁。赵振铎去世前留下这样的遗言:我的墓碑上什么也不要写,就写“赵尚志之父赵振铎之墓”。
“老人以为国尽忠的儿子赵尚志为最大荣誉,最大安慰。”王超说。
史记
“我不能一天离开党”
“赵尚志曾经三次被捕入狱,但他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坚贞不屈。在狱中,他曾经遭受过一种刑罚叫‘披麻戴孝’,就是在肋骨上撕开一条一条的肉,再往血肉模糊的伤口上撒盐,缠上纱布,等过几天再把结了痂、黏在肉上的纱布一条一条地扯下来,如此反复好几次。即使是这样的刑罚,也没有摧毁赵尚志坚定的革命意志,他始终没有吐露过党组织的任何活动情况。”采访中,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许晓敏这样告诉记者。
1931年,一个寒冬深夜,在铁窗中被折磨了21个月的赵尚志被营救回家。父亲帮他褪下了浸满脓血、冻得跟铁皮一样硬的棉衣,此时的赵尚志骨瘦如柴、伤痕累累,却谈笑风生地跟家人说:“没事,不疼。”兄弟姊妹看着他身上的新旧伤疤,忍不住心疼地落泪,他反而开导她们说:“你们不是要参加革命吗?革命可不能轻易掉眼泪呀!”母亲流着泪把衣服拿出了房间。
赵尚志在家养伤的那段日子,最喜欢把兄弟姊妹召集在一起,教他们唱《国际歌》,坚定了他们革命信仰。
“风打麦波千层浪,雁送征人一段愁,披靡无数,被屏逐于千里之外。”这是赵尚志在第一次被开除党籍时写下的话。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王中明告诉记者:“赵尚志生前曾两次被错误开除党籍,牺牲40年后才平反昭雪。”面对两次打击,1940年3月20日,赵尚志给中共北满省委写了一份《请求书》。他写道:“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一生的任务,我不能一天离开党……”在接下来的战争岁月里,赵尚志一直坚守着自己的革命誓言,直至牺牲。
“1982年,中共黑龙江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指示,恢复了赵尚志的党籍。”王中明说。
(本文照片由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新媒体编辑:王晓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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