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徐婉
他们,一个在街头骑着自行车,大声放歌,一个在家中守着旧电钢,自由弹唱。《自行车与旧电钢》,讲述的便是张鹏程和张宜苏,这两个徐州音乐奇人的故事。
他们二人有多奇?这些细节会让你记忆深刻:
张鹏程是自封的“百变司仪”,靠乡村走穴赚钱的他,一个人说学逗唱可以撑起一整台晚会。他吃完饭从来不刷碗,就着热水把碗中的油刷下来一同喝进肚子。他喜欢高谈阔论似乎从未有安静的时刻,就连删除电脑中的“小电影”也要如黛玉葬花般演出仪式感。
张宜苏是旁人眼中的“不正常人”,教出不少知名音乐人的他,穿衣破烂家中也满是油迹和煤灰。下大雨别人躲还来不及,他却拿着毛巾上街追乌云洗澡。他喜欢把颇有古风的“噫嘻”二字挂在嘴边,从来不收学生学费宁愿三天两头倒卖电子垃圾来维持生计。
“一开始定的主角其实只是张鹏程,”同为徐州人的导演邵攀,在南京朋友家中第一次听到张鹏程的歌,顿觉乡音亲切。2010年底,他在酒桌上再次听闻了张鹏程的各种轶事,便决心一定要为其留下一些影像。
拍摄的第二天,知名音乐人徐誉滕,便建议邵攀拜访一下自己的老师、同时也教张鹏程做音乐的张宜苏。张宜苏家徒四壁的居所、磨损发亮的衣角、谦和喜悦的神情、以及自然流淌的琴艺,无一不让邵攀惊为天人。“在拍张鹏程的过程中,张宜苏就自动出现了。”
抱着对张宜苏的极大好奇心,邵攀将纪录片的主角改为了两位。而事实上,张鹏程和张宜苏二人的关系,也是那样密不可分。
他们亦师亦友。张鹏程曾为音乐梦想从工厂辞职北漂,他在地下通道卖唱,却终因生存压力回到家乡。直到结识了张宜苏,他才得以将积压已久的生活情绪释放,创作出一首首值得回味的曲调。某个夏夜,他们二人袒着上身,一个弹一个唱,嬉笑怒骂之间,成为了最美好的光景。
他们惺惺相惜。张鹏程的童年在父母的争吵声中度过,发誓宁愿托生成狗,也不愿生在自己的家中。张宜苏生于台湾母亲早亡,15岁才回到徐州,父亲去世后他放弃学业生活只剩孤独。他们说自己都是“烧不熟煮不烂”的人,不遇见彼此,就不会成为现在的自己。
他们在性格上互补,又在音乐上共情。一动一静,好似阴阳两极。张鹏程外放,喜欢当众表达;张宜苏内敛,万事保留半分。张鹏程学别人的歌谋生,唱自己的歌和命运斗争;张宜苏弹别人的曲排解忧虑,作自己的曲怀念逝去的爱人。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曾这样称赞颜回,意思是颜回吃一小筐饭,喝一小瓢水,住在琼楼穷陋的小房中,别人都受不了这种贫苦,却仍改变不了他向道的乐趣。这仿佛就是张鹏程和张宜苏的写照。
作为一部以音乐人物为主题的纪录片,片中的音乐往往是点睛之笔:《Bike》朗朗上口,《命运馒头》朴实坚定,《Woman》深情感人,《吃喝拉撒睡之余》趣味十足……但导演并没有急于展现二人的音乐才华,所以我们在影片一开始,看到的是张鹏程赶场演出时的滑稽形象,是张宜苏走亲戚火车上的自拍片段。直到一小时后,张宜苏弹唱的镜头才出现,我们才得以走进他丰富的人生。这一过程,跟邵攀认识并不断加深对他们二人的了解的过程,是一致的。
“我们生活中擦肩而过好多这样的人,彼此只能说上几句话、打过一次照面,张宜苏就是这样一个容易被淹没的人,所以我给予了他很多‘路人时光’。”邵攀说。“大概有一定量的时间以后,大家也不对他有什么期待,但是又会觉得他有点不一样,在这个时候才让他弹起琴。”
影片中也大量穿插着来自二人的朋友、学生、同学、邻居在内的第三方采访,从他们口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又一个引人会心一笑的“段子”甚至是“高级黑”,让二人鲜活的奇人形象跃然纸上。这些采访一方面补充了很多没有素材却难以割舍的细节,另一方面也是导演回归本真的一种拍摄手法。
“生活中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些段子,但被别人传着传着就不知道传成什么样了。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也想做一件事,就是让每个人把自己口中的版本说出来,然后再和真实的版本去对比。”
Q:张鹏程和张宜苏性格截然不同,谁拍摄起来更容易?
A:拍摄这两位的时候都有一定难度。拍张鹏程的时候,他经常会讥讽我比他年轻,会倚老卖老,说“唉呀你们年轻人都什么都不懂”,或者“你到我这个年纪就明白了”。有时候我很难接受,但张鹏程就是有什么都必须得说出来的一个人。张宜苏就不这样,他有什么想跟别人交流,往往还留个半分。如果有什么对别人的意见,也主要以鼓励为主。相对来说,他偏内向一些。
但是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特别自我,或者说特别喜欢坚持自己的意见。比如说今天他们想拍了,可以让你拍,如果今天不想拍,我是不可能说服他们的。有一段时间,张宜苏老躲着我,我给他打电话他也用忙来推辞。但是我们都是以性命相见的朋友,我对他们没有保留,他们对我也是真性情,这样时间长了以后,也就拍下来了。
Q:跟拍的三年中,您都选择了什么场景进行纪录?
A:我觉得我选择了50%的场景,还有50%是场景在选择我。比如我跟张宜苏说我想拍一些他弹琴、录音、教学的镜头,结果我只能拍到其中很小一部分,有些他不愿意让我拍。我曾经跟他说,我们能不能去录音棚录一些比较高品质的录音,把音乐剧全程记录下来,我同时用摄影机去拍?他不愿意。他觉着我为什么要这么刻意,如果想拍他的话,就拍一个真实的他。
后来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不如就这样自然发生什么,我就记录什么。好多我想拍的我拍不着,他们也不配合,但是他们给我的反而是我完全想不到的,都是天赐的。
Q:片中采用了很多两人的旧影像素材,从何而来?
A:张鹏程和张宜苏其实都是早期的自拍爱好者。90年代初张宜苏就搞到了那种特别大但清晰度特别差的录像机,回家以后就找朋友或者自己拍自己,或者拍家里的大娘。2003、2004年的时候,他弄到了一个二手的外国手机,当时还没有前置摄像头全是后置的镜头。我用到大量的4:3手机拍摄素材,其实就是那时候的自拍。
Q:片中有很多令人记忆深刻的细节,您是怎么捕捉到的?
A:捕捉到这些细节其实不难,因为我们花了很久的时间相处。比如一些张宜苏讲“脏笑话”的细节,现在的版本已经看不到了,他讲的时候其实特别开心,那种开心就像是小孩得到了一块糖。我觉得那种反差很有张力,于是想把它剪进来。
再比如张鹏程在删“片子”的时候也特别有意思,是一个巧遇。我和一个朋友当时去拜访鹏程,正好赶上他那天要删,他这人做什么事都特别注重仪式感,就拉着我朋友说,诶这样,你给我放点音乐,我删除,然后你给我拍下来。
Q:在您跟拍的三年里,他们二人有什么变化?
A:有一定的变化。最初面对摄影机的时候,他们还不像平时的自己,到他们逐渐开始习惯的时候,就能基本上忽略掉摄影机的存在。在那个时候,他们会说一些知心话,会有一些真性情,会讲述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张鹏程面对镜头可能会有些兴奋,张宜苏更像是无缝过渡,他本来面对镜头就非常坦然,
Q:您怎么评价他们二人?
A:评价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但他们有很多地方值得多说一说。
除了才华,他们还有那种特殊的看世界的眼光,因为他们生活在和我们不一样的世界。尤其是像张宜苏父母早亡,他不需要活着为谁负责,他可以活出真正的自我,这一点特别重要。
他们也都是真性情,都是非常诚实的人。像有些时候别人拜托张鹏程去买一包饼干,如果说别人要求的那包饼干他买不到,他就一定要先和人说一下,我买的这种饼干是我自己花钱尝过了,和原来那种一样好吃,我才会给你买。他做事特别特别的较真,特别负责。张宜苏也是这样,帮别人买东西他必须得让人开出一个单据,写好什么东西,各是多少钱。但是从某一些侧面来说,他们又都特别洒脱,就像是《八仙过海》里那种完全不拘小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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