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
有一个非常奇怪,
却又被多数人忽略的事实，
就是城市化发展也好，
乡村振兴也罢，
参与其中的老百姓，
往往缺乏作为主要当事人应有的权利。
城市化的主要参与者是外来人口，
特别是农民工，
但是他们的户籍权利、
土地财产权利、
儿女上学权利、
保障房权利、
医疗和养老权利、
却被绑在原有的土地上。
现在国家大力振兴乡村建设，
可是在“合村并镇”、
“小城镇建设”等过程中，
农民的主体地位主体权利，
也一样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一些地方情况的严重性，
甚至超乎我们的想象。
10月28日，
浙江交通之声广播电台FM93
要我连夜点评他们的一个采访，
报道说，
温州鹿城区藤桥街道荫溪潮埠村的老徐
近日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
所谓艰难的抉择其实根本容不得他选择。
他家建于1975年的房子，
承重柱发生倾斜，
地基分裂，
墙也出现了裂缝，
已经属于D级危房，
也就是最高等级的危房了。
一家5口人，
挤在这样一个老旧
且只有30平方米的房子里，
如果不拆掉重建，
会危及一家人人身安全，
显然住得也不舒服；
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拆了重建，
因为当地2011年5月
就已经停止了农房改建的审批。
你可能怎么也想不通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情，
明明是你自己的房子，
都成危房了，
不能住人了，
或者已经人挤人了，
但还是不能拆掉重建！
这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可是在温州鹿城区藤桥街道
与老徐有相似情况的人家，
却还有900多户，
涉及人口3737人！
藤桥街道副书记、社工委主任邹本笃说，
这次台风后，
许多农民来街道反映情况，
提出要改造，
群众这种需求非常强。
主任只能对着农民，
一方面解释政策，
一方面也积极向上级，
但是还没有收到放开农房改建审批的信息。
随后来的一次台风，
吹倒了55间房屋。
难道每一次都要等台风的力量
来安排危房重建吗？
那我们人类真的只能靠天吃饭听天由命了！
这么奇怪的事情
就是在全国许多地方同时发生着，
一个个非常坚硬又非常冰冷的事实
像铁一样摆在那里。
但请记住任何事情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任何事情一定有它背后的原因和逻辑。
那么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和逻辑是什么呢？
原因与真相就是，
在18亿亩耕地红线下，
政府提倡“合村并镇”，
目的之一置换出部分宅基地。
所以在报批农村房屋重建时，
审批的更严格，
谨防重建过程中，
占了更多的土地、
在这样的大政策呼唤下，
也不可排除，
有些官员害怕危房重建后，
以后再推行“合村并镇”，
把农民集中居住起来就更难了。
即使搬迁，
需要付出的补偿款也更高。
甚至有的官员希望通过
“合村并镇”的名义让农民集中居住，
最后能够从中打着旗号赚大钱。
所以即使农民危房改建也不让批，
仅仅想着自己的政绩政策推行，
最后搞得天怒人怨。
就以温州鹿城区郊区
农村农房集聚这事来说，
记者了解到，
如果是农民自主建房，
成本在1000元左右，
而农房集聚的房子，
一般价格在3000—4000多元，
价格相差三四倍之多。
不言而喻，
把农民集中起来居住，
有人能够大发其财。
至于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
农民在危房下生活的状况，
以及集中居住的房子一般在几公里外等问题，
却没有人关心，
更没有人重视。
曾经何时开始，
中国大力推行乡村振兴，
政策一套一套的颁布，
可是农民依旧很苦。
也许我们不应该怪国家，
因为国家的政策出发点都是好的，
可是我们依旧呼吁，
请把发展的权利还到农民的手中。
那些大力推崇“合村并镇”的官员，
有没有考虑过，
农民以后在哪里摆放农具？
走到田埂是不是太远？
早起贪黑种地方便不方便？
农民集中到镇上后如何营生？
这一切农民自己时时刻刻都在考虑的问题，
却没有多少人替他们考虑。
因为农民的发展权利不在自己手上。
表面上，
农民集中居住的房子“按户口分配”，
比如人均30平方米，
但假如一家有五口人，
来个150平方米，
你让他到哪里拿四五十万去置换这个集聚房，
何况还要装修？
有一次区里有位重要领导来调研，
他说这个集聚房怎么好怎么好，
可以贷款，
但是贷款的利息谁来还？
留在这里的农民一年的收入不到两万元，
你叫他贷款20万，
留在农村的都是老弱病残，
不像城市年轻人可以一贷20年、30年。
就是分20年还，
按现在基准利率，
贷20万一年本息得1.8万，
赚的钱全部还房贷，
全家人都喝西北风？
更何况很多人贷20万还不够！
发展难道不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吗？
怎么能够给他们增加更多压力呢？
加快土改三权分置，
加快把属于农民的权利还到农民手中。
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
想进城就进城，
想集中居住就集中，
想改造危房就改造，
楼建多大、建在哪里，
想把土地出租就出租，
只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定，这样有多好！
现在的“合村并镇”也好，
“新型城镇化”也罢，
这样一种增加农民生产生活成本、
同时又不能及时体恤
和顾及农民安危的村民集中居住形式，
有可能会逼迫农民，
在没有足够准备的情况下加快流入城市，
使他们成为被动城市化中的一员。
因为，农村再山清水秀，
只剩现实压力而没有上升空间了；
城市再不好，
哪怕住半山腰的简易窝棚，
也许还能打工挣到现金，
手里还有余钱，
而不是为房子负沉重的债；
更不用住在随时一阵台风刮来
就可能倒塌的危房里。
四川一个名叫水林村的小村庄
村子退休干部濮泽世说：
‘我们已经过了单纯输出移民工人的阶段’
‘现在，大家都想方设法要彻底离开乡村’。
2000年，
水林村还有两千五百人，
现在已剩下不到一千人，
而且留下的不是超过五十岁的老人，
就是不满十五岁的小孩。
村里的老人说，
这一千人当中大概只有百分之十
是真正的永久居民，
其他人都在不断找寻离开的方法。
孩子的祖母何苏秀对我说，
她已做好准备，
随时都可以放弃家族已经居住了几百年的家园。
‘只要军儿（何苏秀在重庆打工的儿子）
的工作状况改善了，
能够克服经济问题，
我们很愿意搬到重庆定居下来。’
她说，
‘我们老了，
还能下田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我也不要我的孩子过种田的生活。
我们如果能够全部搬过去，
军儿就可以和他的孩子住在一起。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这样。
我知道这样对村子不好，
可是这个村子从来就没有多好过。
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很久，
生活一直都过得很辛苦，
所以我们对村子没有任何亏欠。
只要有一天能够离开，
我就再也不会回来。’”
四川水林村是当下很多农村的一个缩影，
今天的中国，
很多农村特别是远离城市的农村
每天都在发生着同样的故事，
只不过是人物换了一个名字。
在土地越来越碎片化的当下，
农业已经越来越支撑不起农民最基本的生存了，
如果集中居住之类的债务再向他们压过来，
很有可能成为压垮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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