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政治社会中，政治笑话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表达对政治现状的不满，作为一种独特的“民意传感器”把民众与政治体系联系起来，甚至成为一种消极的“政治抗议”形式试图影响政治体系的运行和调整，以有利于民众利益的改善和分配。

到20世纪中叶，苏联官方将政治笑话定性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工具，在社会危机的时候具有煽动性的功能”。后来，按照《苏联刑法典》的相关规定将其认定为一种“反苏维埃的宣传鼓动”的政治言论行为，具有“反苏”的性质。从苏联官方对政治笑话的看法及其界定表明，苏联政治笑话是“未被官方意识形态化”的大众文化，反映了当时民众的真实心态和对国家的各项工作和事业的真实看。

苏联政治笑话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间段:1917年--1953年、1953年--1991年。1917年--1953年是苏联政治笑话的产生和初步发展阶段。该时期的政治笑话可以很好地说明那个时代民众对刚刚诞生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感受:一位老农夫去参观莫斯科动物园，当她第一次看到一匹骑蛇时，她说道:“天呐，你看看布尔什维克党人对这匹马做了什么。”

到斯大林时期，社会上开始流传了一些讽刺“契卡”的工作人员的笑话。例如下面一则：在十月革命后，上帝派了圣卢克、圣乔治和摩西三个观察员到苏俄，他们三个都给上帝发来电报。“我已经落入契卡手中了，圣卢克。”“我已经落入契卡手中了，圣乔治。”“一切都好。人民政治委员摩西。”

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苏联政治笑话才逐渐成为城市民众日常生活中颇受喜欢的话题。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斯大林时期是苏联政治笑话发展的关键时期。下面该则经典的政治笑话充分地体现出那时候民众的复杂心态:“可以批评希特勒吗?”“当然可以，就跟批评斯大林一样。首先，你必须把自己锁在卧室里，然后盖上两条，最好是三条棉被，然后最好把两个枕头放在用毛趟裹着的头顶上。最后，你小声地说出你心里对那独裁者想说的话，必须把时间严格限在五分钟之内。”

斯大林时期，大量的苏联民众因这种“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而被逮捕，大部分被判3年到5年。社会上甚至产生了关于这种判刑的笑话:劳改营中的犯人们问一名刚来的犯人判了多少年？新来的犯人回答，“25年”。“犯了什么罪?”“我没犯任何事情，我是无辜的。”“别编故事了，无辜的人只判5年。”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尤其是赫鲁晓夫“解冻”时期以来，苏联政治笑话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和勃烈日涅夫时期，政治笑话就如同山洪一般爆发出来，远远多于前一阶段的数量。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政治笑话发展的“鼎盛时期”。因为不论从性格上看，还是从智力上看，勃列日涅夫都是个平庸浅薄的政治家。他形式上具有高校毕业文凭，其实也就是中等技校毕业，“实际的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没有多少学识。

这一则笑话，就是讽刺勃列日涅夫的受教育程度：勃列日淫夫公寓的电话响了，勃列日淫夫的妻子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拿起电话，听到一名妇女问道，“您好，我找列昂尼德·伊里奇、”“你是谁?”“我是他的一位老同学。”“你就是那位妓女吧，列昂尼德从来没上过学。”

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时，他己老态龙钟。晚年的他甚至连过去那种照本宣科作演讲的能力都没有了。这样一位老人却并没有换来民众对他的敬佩和同情，反而激起了他们的嘲笑：勃列日淫夫去美国做演讲。演讲被限制在25分钟内。30分钟过去了，40分钟过去了，但他还在继续做演讲。“这是我的错”，他旁边的助手说道，“我不小心给了你三份演讲稿的复印稿。”

勃列日涅夫对奖章和荣誉更是情有独钟，达到非常痴迷的地步。勃列日涅夫一生获得了200多枚奖章。有很多段子，也是有关这方面的：勃列日涅夫的家人正在吃晚饭。突然，整个房子像地震一样颤抖起来。“我的天呐，这是怎么了?”他的女儿加莉娅问道。“别担心，”她的母亲说道，“这肯定是你父亲的外套掉在地上了。”“最近咋没看到勃列日涅夫作报告?”“他去医院做手术了。”“做什么手术?”“做扩胸手术，以便可以容纳更多的奖章。”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停滞社会”客观上为苏联政治笑话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主题，即政治笑话的目标对象和焦点不断扩大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当局放弃了改革的机会，反而在“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政治、经济、文化日益步入停滞乃至衰退的局面，社会问题日益严峻，使得苏联民众借助政治笑话这种特殊的政治言论形式论来抨击政治、讽刺政权获得了其发展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