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当俾斯麦通过波兰问题赢得俄国的友谊，并通过破坏“王侯会议”使奥地利的计划宣告破产的时候，围绕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因所发生的纠纷，再次把他推向国际外交的风口浪尖。这是一场既困难又冒险的外交经历，在俾斯麦一生的外交实践中，它堪称一项深谋远虑的艺术杰作，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俾斯麦务实、多变的外交风格。其外交策略变化之快，连威廉国王都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在他涕泗滂沱地违心拒绝出席“王侯会议”的15个星期之后，首相又在谋求与奥地利人的合作。俾斯麦究竟想干什么？在首相所玩弄的外交魔术面前，生性率直的国王委实被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了。他开始怀疑，首相是否像别人所说的“在没有罗盘的情况下就开始在外交海洋里疾驶”，“他是否已将灵魂卖给了魔鬼”。但事实表明，俾斯麦是对的。

14年后，俾斯麦仍然承认：“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因是我最大的外交成就。”正是以此为起点，俾斯麦真正拉开了以王朝战争统一德国的序幕，排除了任何用“铁与血”以外的方式解决德国民族问题的要求。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因地处易北河下游和丹麦日德兰半岛之间的地方。这里有富饶的农田和贫瘠的荒原，构成德意志与丹麦之间的过渡性边界。四百多年来这两个公国一直处于丹麦王国的控制下。在拿破仑战争的领土变动时期，这种隶属关系没有发生变化。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现状，并将劳恩堡这个小公国也并入丹麦国王治下。所以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因问题实际上涉及上述三块地区。

矛盾首先起因于这里的种族分布，其中霍尔施坦因和劳恩堡的居民纯粹是德意志人，而北边的什列斯维希则杂居着德意志人和丹麦人，其南部已像霍尔施坦因一样德意志化了。在隶属关系上，三个地区虽同归丹麦管辖，但霍尔施坦因和劳恩堡又同时属德意志邦联的成员国。此外，从1460年起就规定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因是不能分治的。这种人种上、隶属关系上的复杂构成，使易北河两公国成为欧洲的“痛点”之一，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折磨和烦扰着欧洲的外交家们。19世纪上半期，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德意志人愈来愈希望把这几个地区变为民族有机体的组成部分。然而，丹麦的地理位置却使这一问题成为几个大国，特别是英国、俄国和瑞典密切关注的问题。由于欧洲列强的干预，1852年5月8日英国、俄国、法国、瑞典、奥地利和普鲁士六国会同丹麦签订了《伦敦议定书》，在相关问题上达成新的妥协。

依照议定书，丹麦君主国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得以保证，并规定诸公国不可分离，霍尔施坦因和劳恩堡同时隶属德意志邦联成员国的传统特权不得侵犯，同时为无嗣的丹麦国王规定了王位继承顺序，即规定在现任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七世死后，由他的堂妹夫克里斯蒂安·冯·格吕克斯堡亲王继任为王。但是，这一继承安排遭到两公国居民的反对，他们援引两公国通行的“萨利克继承法”（Lex Salica）关于女性后裔无权继承土地和王位的规定，对议定书的继承决定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合法的继承人不应是克里斯蒂安亲王，而是其先祖曾统治过丹麦的德意志贵族奥古斯滕堡公爵。这一继承要求得到了德意志邦联中民族主义者的支持。王位继承问题为两公国问题的复杂化埋下了隐患，它表现为“国际法”与“德意志法”之间的对立。

丹麦方面，在50年代以后也加强了把两公国完全并入丹麦的努力。在一小撮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国王弗里德里希七世于1863年3月最后一周颁布了一部适用于全国的宪法。宪法取消了什列斯维希的传统特权，将其纳入丹麦单一的王国体制，同时对霍尔施坦因和劳恩堡的传统权利也作了一定限制。此举立即在全德引发了一场反对丹麦的抗议风暴，弗里德里希七世被迫推迟对宪法的实施，但过度的精神紧张摧毁了他的健康。11月9日，他出乎意料地死去，格吕克斯堡亲王旋即被拥立为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他轻率地批准了新宪法，结果危机达到高潮。霍尔施坦因拒绝向新王宣誓效忠，并呼吁德意志邦联议会承认奥古斯滕堡公爵为独立的三公国联合大公。

这时候，正在静观事态发展的俾斯麦有自己的打算。他既不愿站在德意志邦联的立场上去投入对丹麦的战争，也不愿放弃把自己打扮成民族利益保卫者的难得机会，而是愿意在《伦敦议定书》的基础上对丹麦进行干预。干预的目的在于能为普鲁士带来明显的好处。干预最好让普鲁士以一个独立大国的身份进行，以便在名、利两方面都取得最大的收获。但俾斯麦敏锐地意识到，由普鲁士单独出面干预必定会招致欧洲各大国的干涉，因此他决定与普鲁士的对手奥地利联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