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利安人等希腊人的侵入，中断了原来希腊地区文明的发展，并在其废墟上重新发展新的文明。希腊人后来称其他民族为野蛮人，其实，他们来到希腊时，才是不折不扣的野蛮人，是文明的破坏者。这种发展轨迹和中国完全不同。中国的发展从来没有中断过，中国的文字的发展便是一例。发展的中断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特点。随着多利安人的入侵，形成了几个世纪的大移民。开始是希腊人南下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还有一些希腊人侵入小亚细亚。一些爱琴人则被迫逃亡他乡，有些爱琴人甚至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随后希腊人又大肆向海外移民，东北到黑海沿岸，西到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岛、西班牙的东南岸，南到尼罗河、利比亚，都成了希腊移民之地。原来过着游牧生活的希腊人，在迁徙过程中逐渐定居下来。

多利安人在希腊南部定居，爱奥尼亚人在中部，伊奥利亚人在北部。希腊的东北是和希腊人同种的马其顿人和色腊基人。进入小亚细亚的是弗里吉亚人。定居下来的希腊人同时从游牧转向农耕，终止了流浪生活，建造起房屋，过起稳定的居家生活来。不过游牧生活的习性仍长期保存着，战争和放牧仍是男子的职业，种田起初只是妇女的活。在从事农业生产好几个世纪以后，希腊人仍然把牲畜和家禽当作主要财产。游牧的部落就这样定居下来，成为一群村落，周围的土地按家族分配。由于定居生活和占有土地，社会分化加剧，富人和穷人的差别日益扩大，社会阶级产生了，出现了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一些村落联合起来，最后合并为城市。希腊城邦国家就这样产生了。由于希腊境内多山，平原与高山相交错，一个城市和与它连在一起的耕地、牧场就是一个城邦。每一个城邦都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希腊本土有许多这样的城邦。

同时，由于海外移民，从公元前8至前6世纪，希腊人在爱琴海、黑海和地中海沿岸以及海上的岛屿建立了数以百计的城邦。希腊城邦都是寡民小国，有的只有几平方公里，最大的也只有中国一个大县大。人口很少有超过5万的，其中的一半或一大半是奴隶和异邦人，自由人中还有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希腊最大的城市之一，雅典，全盛时期也只有大约三十几万人口。中国也有小国寡民时期，据老子说，当时，国与国之间，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不过，在中国，这样的小国，很快就被兼并成大国了。而希腊诸城邦却始终没有统一过。这种情况的产生，除地理因素外，希腊的城邦制度是一个重要原因。希腊的城邦制度相当复杂，有贵族统治的，有民主的，也有寡头统治的，有由选举产生或世袭的国王管理的，也有由非法手段夺权的僭主统治的。

一般地说，开始时，受爱琴文明影响，实行国王统治，当然，这里的国王并不是专制君主，他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和他的家属有时还参加生产劳动。到公元前6世纪，大多数城邦便都早已成为贵族共和国了。不过，斯巴达却仍实行一种特殊的双王制，有两个国王，这让我们想起罗马共和国的两个执政官。两个国王权力相等，这种二元性显然是为了限制权力过分集中。国王每年一选，可能是用抽签的方式从不同的家族中选出。国王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只有一定的审判权、主持祭祀权和领兵打仗的统帅权，他们还要受选举出来的监察官的监督。斯巴达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元老院，元老是从有势力的斯巴达氏族中选举出来的。

斯巴达还有全体公民（不包括女性，妇女没有公民权）参加的公民大会，但大会不能争论，表决不是投票，而是欢呼，哪个动议获得的欢呼声最响亮就通过那个动议。宣战媾和等重大决定要由公民大会通过。斯巴达是多利安人建立的城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城邦。它曾两次发动兼并战争，占领了伯罗奔尼撒大部分地区。它的面积比一般城邦要大得多。斯巴达有三种人，或者说，有三个阶层，顶层是“斯巴提亚人”，他们是多利安人，是真正的斯巴达人；第二层是边民，他们是早期被征服地区的人，是自由民，但没有政治权利；最下层是希洛人，他们是最后被征服的美塞尼亚地区的人民，他们不是斯巴达人个人的奴隶，而是整个斯巴达城邦的奴仆。

斯巴提亚人不从事任何生产劳动，他们是职业军人，完全靠希洛人供养，希洛人耕种份地，要将收成的一半交给指定的公民，即指定的斯巴提亚人。斯巴提亚人的成年男子，也就是说，斯巴达的全权公民，只有1万来人，到公元前5世纪时，便只有不到6000人了。以这样少的人统治人数多得多的、时刻想反叛的希洛人和进行不时发生的对外战争，显然十分困难。但斯巴提亚人办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