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我们一帮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前记者、律师、教授，讨论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时间的各种可能性。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刚刚公布出来的故事原因，竟然是一位错过站点下车的中年妇女，与公交车司机谩骂殴打，致使公交车驾控失误，冲上路沿撞断护栏坠江，导致15名驾乘人员身亡。

看了公布的车内视频，驾驶技术不佳的公交车司机，固然要为此次坠江承担重要责任，但是归根结蒂，首要责任还在那位错过站点下车、殴打干扰公交车司机的中年妇女。

倘若不是坠江，而只是公交车冲出路牙，这件事情会如何？

如果当地警察尽责并且高效，大概会拘捕这位中年妇女，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给予10天到15天的管制拘役，罚款500元。

如果当地警察并不那么尽责，或者街道摄像头也没那么多，检点公交车及乘客受损有限，那么肇事的中年妇女有很大的概率会逃之夭夭，不会受一丁点惩罚。

大家还记得今年年初用身体挡高铁门的合肥女教师吗？倘若不是有人恰巧把这一幕用手机记录下来，并上传到了网上，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声讨，那么这位女教师会受到惩罚吗？

有极大的可能是，这位女教师最终带着老公和孩子乘坐高铁扬长而去，不会受到任何处罚。即便是这一事件引发全国关注之后，这位女教师所受的法律方面的惩罚，也仅仅只是罚款2000元。

同样的，前段时间出现的高铁霸座男和高铁霸座女，他们在引发全国关注之后，所遭受到的法律方面的制裁，也仅仅只是拉入了高铁黑名单，并没有受到法律的有效惩罚。高铁霸座男甚至在事后还专门录制了视频，嘲弄高铁霸座事件，毫无悔改之意。

中国是全世界成文律法数量最多的国家，殴打公交车司机、阻挡高铁车门、霸占高铁座位，这些行为并非没有法律法规可以适用，《刑法》、《民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等等，都可以对以上人员进行更有效和更明确的处罚。

但是，没有。我们的法律仅仅停留在“有”的基础上，并不在意如何去“用”。

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他在老门东的工作室院子里，从去年到现在被偷了大批的花草。他们按装了摄像头，也多次报警，并且提供了清晰的偷花人的行为视频。在视频上，这些偷花人的体貌特征清晰明确。公安部门如果愿意抓取比对，找出偷花人，这在技术上相比不是难事。但是，报警至今，没有一个偷花人被识别传唤或者受到处罚。

难道是《刑法》或者《民法》中，对于1000元或者500元以下的盗窃没有作明确的处罚规定吗？不是的，处罚条例明确，只是没有人会执行。

在政治昌明、治安良好的省会城市南京，那些“我只是拿几盆花”的巨婴，在“拿”走了几千元的花草之后，不会受到处罚；在社会政治相对落后的内地省份，三五线城市，小偷小摸、殴打公交车司机，就更不会受到处罚了。

我们来看看今年3月30日，发生在多伦多King Street West 星巴克店内的一件小事：一位索要热水但是没有排队的华裔中年妇女，被店员要求排队后，向店员泼洒了一杯咖啡。

搁国内发生这样的事，无论店员报不报警，结果基本都是不了了之，中年妇女不会受到任何处罚。但是，搁在加拿大，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位妇女随后被以故意伤害罪逮捕，并公开开庭审判。这位中年妇女面对的是高额的罚款和难以避免的牢狱之灾。

武志红老师在他的《巨婴国》里，对中国社会心理状态给予了精确的描绘——大量的社会个体行为没有明确边界，所有的行为准则以“我”和“利”为中心，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婴儿群体。

其实，武志红的描述只是向我们展示了结果，并没有展示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巨婴们之所以行为没有边界，是因为越界后的他们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没有付出代价。

胡适说过，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讲道德，那么这个国家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的正常国家，道德也会自然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讲道德而不讲规则，那么这个国家最终会堕落成一个伪君子遍地的肮脏国家。

同样，如果一个肮脏的国家还在天天谈道德而不是规则，这个国家里的人民做了傻逼的事，却不需要付出代价，那么它一定会更加肮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