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在历代帝王中，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说他特别，是因为他在处理大事的方式方法上异于常人，比如，他发兵变夺取后周政权，他没有通过杀掉后周皇帝和掌权的太后来实现，而是迂回曲折，通过接受后周恭帝禅让的方式获得。

又比如，他要夺取手下武将的兵权，不是像其他皇帝一样，通过抓人家的小辫子来陷之以罪，然后拘捕、屠杀，他不这样，他与部下喝酒，在喝酒过程中直截了当地提出让武将交出兵权，并给予高官厚禄，有的还与他们结成亲家，让对方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甘心情愿地交出兵权。

赵匡胤这样的行事风格，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有人情味、很有悲悯心的皇帝。他考虑事情，并不一味的求好、求快，方法上不武断，手段上也不是很毒辣，有些事情他宁愿多绕几个弯子，也不愿意去杀人，可以看出，他想做一个好人，更想做一个好皇帝。

联系赵匡胤这些异于常人举动的做事风格，我个人认为，他立誓碑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为了让自己得位的名声更好一点，他让人在太庙的寝殿夹室中立了一块碑，取名“誓碑”。“誓碑”的内容有三条，实际是两条：一者，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者，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者，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一二条是内容，第三条是落实一二条要求发的毒誓。

从赵匡胤在黄袍加身前后所做的迂回和表现，与“誓碑”第一条内容是遥相呼应的。也就是说，先有对周世宗柴荣的儿子和妻子的善待，以此心理的延续，交待后来继位者善待柴氏子孙，给一个免死金牌，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则是因为赵匡胤对五代时武将夺权、通过杀戮得位的现象十分反感，他觉得武将靠不住，而文官不但可以协助皇帝把国家治理好，而且基本不会造反，即便造反也往往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以放心大胆地重用文人，但要让他们放心让皇帝使用，也得给他们免死金牌，这些人才会死心塌地，而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此便有了“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言。

至于秘而不宣，皇家制定的家规，何必让满天下人都知道呢？倘若大家都以此来闹个什么事，比如柴氏后人故意犯法，士大夫故意顶着皇帝干，那就事与愿违了，所以秘而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