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俏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程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传播学系助理教授。
基于萨德事件中我国报纸媒体和公众问卷调查的相关数据，通过比较媒体报道与公众认知中的属性网络，本研究分析了作为第三层次议程设置的网络议程设置(NetworkAgenda Setting，NAS)效果。本研究共计收集和分析了680篇新闻报道和538份调查问卷。媒体与公众议程网络之间显著的正相关支持了网络议程设置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议程设置模型在隐性和显性层面都显示出了显著的解释力。
一
引言
本研究以萨德(THAAD)事件为个案，收集了中国大陆媒体的相关报道和问卷调查中公众的相关认知，旨在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丰富网络议程设置的相关研究。一方面，通过深入分析中国大陆语境下的网络议程设置，可以进一步拓展议程设置这一源自西方的经典理论在华文传播领域中的发展。本研究响应了传播学研究中应对文化和语境因素给予充分关照的号召(Curtin & Gaither，2005;Miike，2007;Sparks, 郭镇之 & 周庆安，2015;Whetten，2009)。很多传播学者探讨过议程设置理论中的条件因素(Kosicki，1993;McLeod，Becker & Byrnes，1974; Rogers & Dearing，1988;Walgrave & Aelst，2006)，其中国家特征被认为是议程设置理论和研究中的重要宏观层面权变因素(contingent factor)(Jochen，2003)。 萨德事件与中国的语境紧密关联，因而得到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 尽管议程设置理论已历经50年的发展和演进，仍鲜有以网络议程设置的视角在中国大陆语境下开展的深入研究。本研究还可以为理解我国公众对于萨德事件的认知及 其与媒体报道之间的关联提供现实的依据，为提升媒体的舆论引导和公众的接受程 度提供可行路径。
二
文献回顾
(一)传统的议程设置研究
议程设置的基本理念可以追溯到美国科学史学家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的金句——新闻媒体在告诉人们怎么想这一方面可能并不成功，但在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面却异常成功(Cohen，1963)。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通过开展实证研究，调查了1968年美国大选前夕教堂山镇选民认知中不同议题的重要性与他们所接触的大众媒体对议题的关注程度，从而验证了他们关于议程设置的最初假设——媒介议程中的显著性程度对公众议程具有重要的影响 (McCombs & Shaw，1972)。议题显著性从媒体议程传递至公众议程被视作议程设置的第一层次，也被称为客体议程设置(McCombs，2005)。
随着研究的深入，议程设置的理论建构获得了进一步拓展。媒体不仅能够设置议题重要性的议程，还能够影响公众对议题属性的判断，即属性议程设置，或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二层次(McCombs，Llamas，Lope-Escobar & Rey，1997)。从议程设置的第一层次到第二层次，对于特定议题显著性如何从媒体议程向公众议程转移 的理解进一步深化，媒体不但能成功地告诉公众“想什么”，也可以成功地告诉公众“怎么想”。
(二)议程设置的第三层次
随着媒体环境的深刻变革，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不论是客体议程设置还是属性议程设置，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借鉴了网络分析的理论框架，郭蕾和麦库姆斯提出了议程设置的第三层次，即网络议程设置(Network Agenda Setting，简称 NAS)。网络议程设置指出公众对于议题、属性，或者议题与属性二者结合的认知是类似于不同节点相互连接的网络结构，并非以线性形态排列的(Guo，2015)。
近几年，网络议程设置作为第三层次议程设置成为媒介效果研究的新热点，除了考察和检验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网络化结构的相关性，学者们还对公众认知网络结构中的隐性关联和显性关联进行了区分和分析(郗艺鹏，2018;杨璐，2017)。 根据认知心理学的观点，隐性关联与显性关联的区别主要在于公众对特定议题要素或属性关联的反馈是无意识还是有意识的(Cheng，2016;Greenwald & Banaji， 1995)。由于媒介信息在公众头脑中进行有意识的信息处理后可能出现传输效果衰减，有研究发现媒介议程与公众隐性议程的关联更紧密(Cheng，2016;郗艺鹏， 2018)。
(三)萨德事件与议程设置
萨德，全称为“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是美国的陆基战区反导系统，美国主张在韩国部署萨德，成为萨德事件的缘起。2016年7月8日，美韩两国正式宣布，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引发了我国外交部门的强烈抗议;2017年2月28日，韩国国防部与乐天集团签署了有关确保萨德部署用地的易地协议，随后我国发生了游行示威活动，包括抵制乐天和旅游降温等现象;2017年3月6日起，萨德相关装备陆续运抵韩国;2017年5月10日当选的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曾在大选时多次承诺重新审议萨德入韩的决策，但执政后却采取“战略模糊”态度(刘辰辰&郭卓娅，2017;吕春燕&徐万胜，2017;王子涵，王玉辉，王雷&王鑫，2017)。萨德事件的相关议题/属性随着时间发生演化并持续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因而考察媒体和公众对此事件的议程和关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萨德事件成为在特定语境中、针对特定事件、检验议程设置理论的具体个案。为了检验第三层次议程设置， 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研究问题一: 关于萨德事件，我国媒体报道呈现出怎样的属性网络?
研究问题二: 关于萨德事件，我国公众议程呈现出怎样的属性网络?
为了探析媒体和公众议程网络之间的关联，本研究还进一步提出了两个研究假设来检验NAS效果:
假设一:关于萨德事件的媒体议程属性网络与隐性公众议程属性网络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假设二:关于萨德事件的媒体议程属性网络与显性公众议程属性网络之间存在著关联。
三
研究方法
为了探析媒体议程网络与公众议程网络的关联关系，本文采用了个案分析的方法，以我国报纸对萨德事件的报道和公众对此事件的关注为焦点进行分析。与以往的议程设置研究传统一致(Wu & Guo，2017)，本文收集了两组数据来分析网络议程设置效果。其中，一组数据为关于萨德事件媒体报道的内容分析，而另一组数据则是公众对于萨德事件看法的问卷调查。
(一)数据收集
对于媒体报道，本研究通过慧科数据库(WiseSearch6)进行数据检索。慧科搜索涵盖了国内数千份报刊，并提供新闻检索和全文下载。本研究以“萨德”为关键词，选定“报刊”为媒体来源并以“日报、早报、晚报及都市报、政府机关报、 其他新闻报”为主要媒体类别，以2016年7月8日(美韩正式宣布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至2017年3月6日(萨德装备陆续运抵韩国)为时间区间，在慧科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共计检索到相关报道10811篇。
对于公众的态度，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收集数据。为了能够获得隐性和显性的公众议程，在借鉴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Cheng & Chan，2015;Guo， 2012;Paxman，2011)，本研究在问卷调查中采用了思维导图法(mind-mapping approach)的设计。为了辅助问卷调查的设计，本研究首先通过焦点小组访谈法收集了公众对于萨德事件的看法和表述。考虑到参与者的职业、性别、年龄等方面的差别，焦点小组的前置研究分为五组进行，以职业作为分组的主要考量，每组10人，性别均衡。基于焦点小组访谈中的叙述，研究者整理出一组公众议程中关于萨德事件的属性列表。经过将基于焦点小组访谈整理的属性与媒体报道属性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大量同义或近义的表述，因此经过整合最终与内容分析相同的30个词属性列表被用于调查问卷的问题设计中。在问卷的思维导图法相关题目中，隐性和显性关联是分开测量的:参与者首先被要求从30个属性词列表中选择最多10个词汇用以描述萨德事件，而选出词汇的共现用以测量属性间的隐性关联;然后参与者通过连线的方式在自己选择的词汇中将其认为彼此关联的属性词汇用线连起来(Cheng & Chan，2015)，而连线则明确标示出属性间的显性关联。
(二)网络分析
媒体或公众议程反映了相关新闻报道或问卷调查参与者如何将关于萨德事件的不同属性联系起来，本研究通过网络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和比较媒体与公众的议程网络(Guo，2012;Wu & Guo，2017)。软件UCINET 6被用来进行数据的网络分析(Borgatti，Everett & Freeman，2002)。在本研究分析的具体操作中，对于媒体议程网络和隐性公众议程网络而言，在同一篇报道中或同一位问卷调查参与者的反馈中任意两个属性的共现被认定为这两个属性之间存在关联，而显性公众议程则是由参与者主动连线标示出来的。
(三)二次指派程序(QAP)
二次指派程序的方法被用来对媒体和公众议程网络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统计分析。通过比较两个网络中的关系强度和规格，QAP相关分析可以计算出两个矩阵间的相关程度(Krackhardt，1987;刘军，2014)。与线性相关分析不同，QAP通过采用序列技术来解决双值的并元自相关(dyadic autocorrelation)问题，即矩阵中同一行或同一列中的观测值可能潜在彼此相关的问题(Borgatti，Everett & Freeman，2002)。
(四)网络可视化
本文采用复杂网络绘图软件NetDraw来进行可视化分析并生成议程网络的图示(Borgatti，2002)。本研究采用迭代度量多维标度分析方法(Iterative metricmultidimensional scaling)来测绘每个网络图，一个属性与其他属性联系越紧密，则这一属性居于网络越靠近中心的位置;且属性之间的关联度越强，则这些属性在图示中越靠近彼此。
四
研究结果
(一)媒体与公众议程中萨德事件的属性网络
本文通过生成网络图来考察萨德事件中媒体和公众议程如何将不同的属性关联起来。图中显示的每一个节点都代表一个属性，连接任意两个节点之间的线段表示两个节点之间的关联程度，线段越短则两个节点的关联越密切。至于特定属性的影响力，该属性越是居于网络图的中心位置，则其与其他属性的关联越多。
通过NetDraw对媒介矩阵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了关于萨德事件的媒体议程 (见图1)。UCINET中进行点度中心性分析(Network > Centrality > Degree)的结果显示出一些属性占据了萨德事件媒体议程网络的中心，包括“朝鲜”(点度中心度为1151)、 “政治”(点度中心度为950)、 “朴槿惠”(点度中心度为692)、 “抗议”(点度中心度为554)、 “危机”(点度中心度为537)、“东亚”(点度中心度为448)、“国家安全”(点度中心度为380)、 “中韩关系” (点度中心度为372)、 “挑衅”(点度中心度为371)、 “核武器”(点度中心度为331)、 “国际关系”(点度中心度为313)、 “愤怒”(点度中心度为274)、 “抵制”(点度中心度为248)、 “遏制”(点度中心度为248)和 “理性”(点度中心度为217)。这说明在我国报纸关于萨德事件的报道中，频繁地将这些属性与其他内容联系起来进行报道。
隐性公众议程矩阵的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了萨德事件的隐性公众议程网络(见图2)。根据UCINET中点度中心性分析的结果显示，关于萨德事件，居于隐性公众议程网络中心的属性包括“朴槿惠”(点度中心度为3278)、 “威胁中国”(点度中心度为3227)、“乐天集团”(点度中心度为3188)、“国家安全”(点度中心度为2923)、“中韩关系”(点度中心度为2795)、“限韩令”(点度中心度为2776)、“美国监视”(点度中心度为2569)、“国际关系”(点度中心度为2063)、“阴谋”(点度中心度为2040)、“停止部署/搁置”(点度中心度为1926)、“危机”(点度中心度为1879)、“抵制”(点度中心度为1694)、“爱国”(点度中心度为1413)、“朝鲜”(点度中心度为1395)和“反导弹”(点度中心度为1275)。
对显性公众议程矩阵的NetDraw可视化分析显示了萨德事件的显性公众议程网络(见图3)。可见，UCINET中的点度中心性分析结果显示，公众明确地将属性 “威胁中国”(点度中心度为444)、“乐天集团”(点度中心度为393)、“中韩关系”(点度中心度为392)、“朴槿惠”(点度中心度为389)、“限韩令” (点度中心度为339)、“国家安全”(点度中心度为335)、“美国监视”(点度中心度为323)、“阴谋”(点度中心度为313)、“国际关系”(点度中心度为263)、“危机”(点度中心度为242)、“抵制”(点度中心度为201)、“停止部署/搁置”(点度中心度为194)、“爱国”(点度中心度为165)、“军事争 端”(点度中心度为158)和“挑衅”(点度中心度为156)置于萨德事件议程网络的中心位置。
因此，通过比较媒体议程与隐性和显性公众议程的网络图可以发现相似的属性居于议程网络的中心位置，包括“朴槿惠”“危机”“国家安全”“中韩关系”“国际关系”和“抵制”。三个图示直观地展示出萨德事件的议程网络，通过比较分析三个图示也显示了网络议程设置的效果。
(二)萨德事件中的网络议程设置效果分析
QAP相关分析被用来检测媒体与隐性和显性公众议程网络的关联。根据表1结果显示，媒体与公众议程彼此显著相关。具体而言，媒体报道属性的议程网络与隐性 公众议程网络(r = .24, p < .01)和显性公众议程网络(r = .18, p < .01)都呈现出正向的显著相关。结果显示出了NAS效果，即媒体议程对公众理解萨德事件的隐性和 显性议程都表现出很强的议程设置效果。因此，本文的两个假设都得到了支持。
五
结果和讨论
本研究响应了传播学研究应加强对语境敏感性(context-sensitive)的关注 (Miike，2007;Sparks, 郭镇之 & 周庆安，2015)，进一步将现有的第三层次议程设置的理论化延伸至对于非西方语境中特定国际事件的考察。自从1968年以来，尽管议程设置理论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分析西方社会背景下的不同事件，但相比之下我国的相 关研究数量仍较有限，且仍集中在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传统议程设置研究(Luo， 2014)。通过采用个案分析的路径，本研究考察了中国语境中针对萨德这一特定国际事件的议程网络，来检验第三层次的议程设置，对于拓展第三层次议程设置理论的现有研究疆域具有一定的贡献。尽管与西方语境下的媒体政策和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存在差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网络议程设置在中国语境下同样存在并发挥着作用。由于结合了中国语境下的具体个案进行考察，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以与现有的西方社会背景下的研究进行比较，以在一定程度上探析议程设置过程中政治、文化、国际关系、媒体景观等元素的作用(Blumler，1983)。本研究的结果还表明，尽管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影响的日益增长，对于萨德这样的重要国际政治事件的理解报纸作为传统媒体在我国仍发挥着很强的影响力——我国报纸议程网络与公众议程网络之间 存在显著且正向的相关性。后续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传统媒体、社交网络平台等数字媒体，以及公众之间复杂的议题/属性互动与影响(杨璐，2017)。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前人关于网络议程设置的研究，对第三层次议程设置中公众的隐性和显性议程进行了区分和考察。尽管认知心理学的观点为公众议程的隐性和显性做了理论区分和假设(Greenwald & Banaji，1995; Guo，2012)，但目前关于公众隐性和显性议程的测量与分析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 (Cheng，2016)。本文的一大贡献在于具体测量了中国大陆语境中公众的隐性和显性议程，而隐性与显性公众议程都与媒体议程高度一致的结果则有力地证实了第三层次议程设置效果的存在，即在隐性和显性两种思维层面上，媒体议程网络都与公众议程网络呈现出正向的显著相关，进一步充实了网络议程设置理论(杨璐，2017;Cheng，2016;Guo，2012)。与前人的研究发现一致(Cheng，2016)，媒体议程网络与隐性公众议程网络的关联要高于显性公众议程网络，这表明媒介信息在公众头脑中进行有意识的信息处理后可能出现效果衰减，因此与有意的、直接控制的显性公众议程相比，媒介议程与无意识的、自动的隐性公众议程的相关程度更高。可见，舆论引导过程中，通过细分公众脑海中的隐性和显性思维模式及元素关联，可以理解公众对信息的认知处理及其效果衰减，从而更加细致地考察媒体在哪个层面、如何影响公众的思维，以及如何更加有效地进行舆论引导(Cheng， 2016;Vargo et al.，2014;Vu，Guo & McCombs，2014)。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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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李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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