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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文革时期唯一作家”的浩然2008年2月20日早晨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76岁。作为“文革文化”的重要代表，浩然的辞世标志着那个时代的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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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辞世标志着那个时代的远去
面对起起落落，他始终未改农民本色
被称为“文革时期唯一作家”的浩然2008年2月20日早晨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76岁。作为“文革文化”的重要代表，浩然的辞世标志着那个时代的远去。
浩然本名梁金广，1932年生于唐山，少时读过3年小学，16岁加入中共。他当过8年村、区、县基层干部，1954年起任《河北日报》记者、北京俄文《友好报》记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到北京市文联担任专业作家，后任北京作协主席。
“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
1998年浩然自称：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受了伤的文艺战士。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为此，引来争议一片。
浩然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作家，有关他的大的争议有两次。
第一次是因1994年完整的四部《金光大道》得以出版而引起。浩然在1970年2月开始动笔写《金光大道》，历经几年写完，共分四部，前两部在“文革”时出版，过了近20年后，《金光大道》才由京华出版社出齐。
它的出版引起的否定比肯定多得多。艾青说：作品虽然没正面写“文革”时代的现实，但却是用“文革”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50年代的“路线斗争”。
杨扬于1994年11月13日发表的《痴迷与失误》一文中说：《金光大道》在艺术表现上并没有什么成就，那种概念化的描写，那种假大空和佯装的幸福感，都是“文革”特有的东西，也构成了该书的“精粹”部分。《金光大道》与其说是在表现合作化运动中中国农民的正确、伟大，还不如说是在为“文革”历史唱赞歌。否则，这部小说决不会一枝独秀，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
但也有不同等声音。张德祥在1995年第4期《文艺争鸣》发表文章说：这些批评共同的特征是以“政治标准唯一”为价值标准，即你《金光大道》产生于“文革”时期，你“应和”了极左政治，政治倾向性决定了你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如今已是90年代，这种陈旧的观念毕竟不能再决定作品的命运了，《金光大道》的重印和发行说明了历史的进步。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1998年。一篇《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的长篇访谈在《环球时报》上发表后，一场争议随即而来。这篇长文披露了浩然的几个惊人观点：(1)迄今为止，我(浩然)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它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2)我认为我在“文革”期间，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3)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从未出现的奇迹。文中浩然自称：“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
说法遭谩骂
这些说法很快招来一片谩骂。文章发表后，来自上海和北京文艺界的攻击声音非常多。
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在《共和国文学50年回顾与检省》中称，那场争论主要集中在两大问题上：首先是怎样看待《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问题，其次是有关浩然在“文革”中的“奉命创作”及与江青的关系。
对于是否利用与江青的关系去整别人，浩然称：“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没有利用我在社会上的影响，搞任何整人的勾当，没搞任何歪门邪道，没有顺应一些样板的路子，而是本着自己的理解，尽力地坚持正确的方向。”
这些说法很快招来一片谩骂。文章发表后，来自上海和北京文艺界的攻击声音非常多。对此，时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的管桦在《名家》1999年第6期上发文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共产风等是脱离了生产实际水平，而浩然的作品根本没有这些，他写的是互助合作。互助合作的功劳是不容抹杀的。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委和中央对浩然进行了调查核实，是已经作了结论的。浩然任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是北京作家民主选举出的，是北京市委认可的。
管桦从政治上肯定了浩然，张德祥则在艺术上对他的作品作了适当的肯定，张在《名家》1999年第6期《我所理解的浩然》一文中说：只要不怀着偏见，应当承认，他的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
“文革时期唯一作家”
“文革”中，浩然的作品成了唯一可看的书。
在一段特殊时期，浩然和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谓“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偌大中国，得到官方完全肯定的只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一个作家就是浩然。“文革”中，浩然的作品成了唯一可看的书。在“文革”时期，浩然这个16岁入党、32岁写出长篇小说《艳阳天》、只上过3年小学的农民子弟，创造了中国文坛的“奇迹”，亘古未有过的“奇迹”。有人说浩然因为《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而成为中国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有人说他是“文革”时期唯一的“得意分子”。
十年“文革”中的浩然，前六年(1966-1972)，浩然出于对共产党、毛泽东的感情，拥护“文革”，并“出于自己创作的冲动和激情”(浩然语)，先后写出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和一些短篇小说。
1973-1976年，由于《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受到了“四人帮”特别是江青的青睐，浩然本人也在天桥剧场、钓鱼台、大寨、人民大会堂等地多次得到江青的接见。《艳阳天》在文艺极度萧条时还被改编为同名电影(长春电影制片厂1973年出品，导演林农，主演张连文、郭振清、张明子、马精武)。
浩然此后平步青云，由一个普通的农民作家一跃而成为江青的大红人、拟议中的文化部副部长，也是江青的座上常客和“钦差大臣”。
1974年，浩然被江青“亲自委派”到西沙群岛前线视察，一路风光，回京后写出了《西沙儿女》(诗体小说)。后又奉江青之命视察大寨，并写成《大地的翅膀》(报告文学)。
浩然还参加了中共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大。1976年9月，成为文学界唯一参加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代表。常以“文学工作者”“文化界人士”名义参加外事接待，还曾出访日本。
“写农民，给农民写”
浩然退休后住在农村，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他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符号。
1932年3月25日出生于开滦赵各庄矿区的浩然，1949年冬季开始练习写作，自学成才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写农民，给农民写”“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踏实代言人”是他一生的誓言和奋斗目标。有学者评论他的作品“是很形象的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图画”。
作家凸凹在《浩然：乡土文学的历史符号》一文中，谈及在一次文学社成立仪式上首次见到浩然时的印象时这样写道：“那天他几乎给每个人都题了字，题字时脸上始终堆着农民式的谦卑的笑。他给我题的是：写农民，写苍生。后来我去看他给别人题的话，差不多都是类似的意思。这是他一直不变的文学主张，走到哪儿说到哪儿，不厌其烦。”又说：“到了晚年，浩然更是自觉地致力于乡土文学的‘绿化’工作——他利用北京作协主席、《北京文学》主编的身份，在北京出版社主编推出了‘乡土文学丛书’，解决了乡土作家出书难的问题。他甚至亲自担任了河北一个县级市——三河市的文联主席，并且靠他辛勤的运作，出版了几十期《苍生文学》杂志和颇具规模的‘泥土文学丛书’，他在三河的居所——‘泥土巢’是乡土文学作者仰望的地方，是乡土文学创作的‘策源地’。他虽然是个大作家，但更是乡土文学辛勤的园丁，作者寄给他的稿子，他都认真地看，认真地修改，并推荐发表，事无巨细，挤奶哺育。被他哺育的乡村作者，天南地北，可谓不计其数。”凸凹认为浩然“对中国农村题材创作有不争的影响，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符号”。
晚来寂寞，主动隐退
浩然主动选择隐退，隐居家中默默写作。
背负着思想包袱的浩然在打倒“四人帮”后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主动选择了隐退。据见证者回忆，再进北京市文联，浩然总是低着头，后来干脆从和平门北京市文联的宿舍向东搬迁，直至搬到河北老家三河。
这期间的20多年，浩然很少参加文联的外事活动，隐居家中默默写作，也没有人过多地留意这位作家的生存状态。他似乎已被人们淡忘了。
2000年，一本名为《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后中国文坛纪实》的红皮书再次将浩然带入公众视线。其中的一篇文章是《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作者陈徒手回忆自己1998年约浩然采访时的情景说：“当他听说我要来采访他时，在床上哈哈大笑起来。”于是，这之后的采访，浩然配合得很好，“他要求我准时到，而我到时，他也早做好了准备。讲得很慢，但思路清晰，记忆力非常好，在同龄人中算是出色的，连30多年前与江青、姚文元的对话内容都可以大体复述出来。他详细述说了他所知道的‘文革’初期老舍挨斗受害的情景，说完后长叹一口气：‘我今天是第一次跟外人说得这么多，就是因为没有人问过我’。”
人生的最后5年，脑梗塞、老年痴呆症等综合病症把浩然变成了只能靠输营养液维系生命的植物人。或许他已经走出了“文革”的阴影，不再有思考带来的烦恼。而随着浩然的离开，他所代表的一个时代已然终结。
浩然小传
浩然本名梁金广，1932年生于唐山，少时读过3年小学，16岁加入中共。他当过8年村、区、县基层干部，1954年起任《河北日报》记者、北京俄文《友好报》记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到北京市文联担任专业作家，后任北京作协主席。
浩然于1956年开始发表小说，早期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等，196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艳阳天》(3卷本)，被改编摄制成同名电影，成为“文革”时期拍摄的为数极少的故事片之一。1972年出版了另一长篇《金光大道》。1974年发表了宣扬“文革”思想的中篇《西沙儿女》和《百花川》。粉碎“四人帮”后，出版有短篇集《花朵集》《姑娘大了要出嫁》《高高的黄花岭》，长篇小说《山水情》(又名《男婚女嫁》)《苍生》等。浩然是生活在农民中间、为农民而写作的作家，作品充满了民间文化的泥土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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