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日。
1914年，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引发了奥匈帝国和德国对塞尔维亚的宣战。在之后横跨四年的时间里，欧洲主战场的战火逐渐蔓延至全球，席卷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令很多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暴力好像很突然地从一个黄金时代中产生了——19世纪的工业发展、科学进步看似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和希望。而那些试图从中寻找答案的历史学家，也往往流于一种常见的思路：“他们”——爱惹麻烦的政客总是战争的元凶，而“我们”——无辜的群众，仅仅是被诱导、利用的。
但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巴拉·W·塔奇曼看来，所谓的外交起因只是表象，想要调查推动一战发生的根本原因和深层力量，必须从整个社会体系入手。事实上，关于那个时代“自信、舒适、稳定与和平”的种种描述只和当时的少数特权阶级有关，工业社会在创造新的能量和机会的同时，也累积了新的、更加严重的压力，这些压力全部被分配到了占据社会大多数的下层阶级身上：贫富差距扩大，城市拥挤，阶级、群体间矛盾激化等等，怀疑、恐惧、骚动、抗议和暴力都在持续酝酿、或已在国家内部上演。《骄傲之塔》就是这样一次尝试。在这部作品里，塔奇曼将视线集中于一战爆发前25年的西方社会，再现了彼时的思潮与理想，及在此指导下的政治行动。
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塔奇曼对一战前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刻画。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们有着浪漫热切的乌托邦幻想，他们猛烈抨击那些拥有与生俱来的特权的统治阶级及其卑鄙的帮凶——资本主义，希望夺回被压迫阶级有权获得的东西；他们不信任任何渐进的改革，呼吁唯有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整个现有体制，彻底消灭财产和代表着权威的法律和政府机构，才能取得自己想要的结果。在践行自己事业的过程中，他们代表也“利用”着那些被其理念所吸引的穷苦大众。1914年之前的20年内，先后有六位国家元首因此遭到暗杀。
这种相对的剥削感和从中衍生的暴力行动也蔓延开来。从阶级到国家、民族，它们背后有着共享的叙事。当然，无政府主义只为理解一战前欧洲的肖像提供了一个切面，那个年代更加全面的面貌、以及它们为何导向了那座“骄傲之塔”的坍塌，还需要回到书中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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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酝酿：一战前的无政府主义运动
文/巴巴拉·W·塔奇曼
节选自《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
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财产所有权的世界是多么美好，腐败的机构一扫而光，人们获得自由，并像上帝所希望的那样变得善良。为了这个美好的愿景，六位国家元首在1914年之前的20年内遭到暗杀。他们是1894年遇害的法国总统卡诺（Carnot），1897年遇害的西班牙首相卡诺瓦斯（Canovas），1898年遇害的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Elizabeth），1900年遇害的意大利国王翁贝托（Humbert），1901年遇害的美国总统麦金莱（McKinley），以及另一位西班牙总理卡纳来哈（Canalejas），他在1912年遇害。他们当中没有谁称得上是暴君。他们的死是绝望的、受蒙骗的人们的姿态，为了唤起社会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关注。
在席卷了这些生命的无政府运动中，没有一个人是英雄。英雄就是理念（Idea）本身。正如一位研究革命的历史学家所说，那是“一场浪漫主义者的白日梦”。它有理论家、思想家，他们富有智慧，真诚而热切，热爱人文精神。它也有工具，那些因为不幸、绝望、愤怒或贫穷而变得堕落和无望，然后被理念吸引，直到被其占有、推动，付诸实行的人们。他们成了杀手。这两组人之间并没有接触。思想家们在报纸和小册子上为无政府主义的千年盛世搭建出非凡的模型；倾吐充满仇恨的激烈演说，猛烈抨击统治阶级及其卑鄙的帮凶—资产阶级；振臂呼吁行动，呼吁“行动宣传”（propaganda of the deed），以推翻敌人的统治。他们呼吁的对象是谁？所谓的行动又是什么？他们没有准确地说出。他们有所不知，在社会的底层，寂寞的人们在倾听。他们听到了演说和鼓吹的回音，窥见了闪闪发光的新千年，允诺没有饥饿和老板的生活。突然，他们之中的一个满怀仇恨或使命感的人拍案而起，出去杀人—并在理念的圣坛祭上自己的生命。
法国《小新闻报》上刊登的法国总统卡诺（Carnot）被刺杀的漫画。
他们出身贫穷、拥挤的杂院，饥饿和肮脏在那里称王；结核病人咳嗽，空气中弥漫着粪便、烂白菜和过期啤酒的味道。婴儿哀号，夫妇争吵尖叫，屋顶有漏洞，坏掉的窗户也不曾维修，冬天阵阵冷风便直灌进屋里。隐私是难以想象的，男女老幼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吃喝拉撒、交媾、生病、死掉。茶水壶在两餐之间当洗涤锅用，旧箱子当作凳子，肮脏的稻草堆当床铺，两个竹篓上搭一块板充当桌子。有时候全家的小孩不能一起出门，因为衣服不够用。正派人家要和醉鬼、殴打妻子的人、窃贼以及娼妇住在一处。生活在失业和干不完的辛苦劳动间来回晃悠，一个制造雪茄的工人和妻子每小时挣13美分，一天工作17小时，每周7天，才能养活三个小孩。死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唯一的奢侈，辛苦一生的积蓄就挥霍在雇用堆满花的葬礼马车上，悼念的人群行进，一切为了抵抗被遗忘的命运，以及那最后的耻辱——公共墓地。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只要消灭邪恶之王——财产，就没有人能依赖他人的劳动生活，人性也将获得解放，追寻人与人之间自然的正义。国家的角色会被个体自发的合作取代，取代法律的是公共福利的最高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任何通过选举或劝说进行的改革都不会起任何作用，因为统治阶级绝不会放弃财产，也不会放弃财产所有权的保护者——权力和法律。只有以革命推翻整个恶毒的现有体制才能取得想要的结果。当旧的系统成为瓦砾，完全平等、没有权威的新秩序才能微笑着安顿在地球上，每个人都有足够多的东西。这个主张看来非常合理，所以一被提出，受压迫的阶级不可能不回应。无政府主义者的任务是散播消息和宣传行动，用理念唤醒他们。于是某一天，某个这样的行动就能点燃反抗的烽火。
革命的1848年是无政府主义的第一年，也是对其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年份。它的两位重要先知是法国人皮埃尔·蒲鲁东（Pierre Proudhon）和他的门徒——俄国流放者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他后来成为这项运动的积极领导人。
蒲鲁东宣称：“谁把手放在我身上、统治我，谁就是篡位者，就是暴君；我宣布他是我的敌人……统治人民的人民政体是奴役”，而它的法律是“贵族的蜘蛛网，穷人的铁链”。自由社会的“最高形式”是没有政府的，而蒲鲁东第一个将其命名为“An-archy”。他热情洋溢，充满蔑视地抨击政府。“被政府统治就是被没有智慧和美德的人看管、检查、监视、管理、训导、说教、控制、支配、审查。就意味着每一个动作和交易都要注册、盖章、缴税、获取专利、许可、评估、测定、惩戒、矫正、遭遇挫败。以公共福利为借口，政府统治被利用、垄断、侵占、掠夺，然后，稍微有点儿抗议或抱怨，当事者就会遭到罚款、骚扰、诽谤、殴打、恫吓、缴械、审判、谴责、入狱、处死、绞喉、遣返、贩卖、背叛、欺诈、蒙蔽、暴打、凌辱。这就是政府，这就是它的公正，它的道德！再想想我们当中的民主主义者，相信政府是好的；社会主义者，以自由平等博爱之名，支持这个丑物；无产者自荐为共和国政府的候选人！真是虚伪！”
皮埃尔·蒲鲁东
蒲鲁东认为“权利的抽象理念”消除了革命的必要，人们通过理智，会被说服而接受没有国家的社会。而巴枯宁为理论添加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这是他在尼古拉斯一世的俄国学到的。他的竞争者卡尔·马克思坚持认为革命只会从工业无产阶级中产生，他们有组织，为这项任务受过训练。巴枯宁与马克思观点相左，他认为一触即发的革命会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或俄国——那里的工人尽管没有什么训练，没有组织，甚至不识字，也不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却会揭竿而起，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有责任心的革命者的任务是在群众中传播理念，把他们从统治阶级强加的无知和偏见中唤醒。有必要让他们意识到自身的需要，并从他们当中唤起和冲动相对应的思考，对于反抗的思考。这样一来，工人们就意识到自身的意识，于是“他们的力量变得不可抗拒”。然而，信赖组织的马克思从巴枯宁手上获得了对第一国际的控制。
无政府主义团体本身有阻滞其发展的矛盾之处。无政府主义拒绝政党。蒲鲁东称之为“专制主义的变体”，但是服从权威、组织和纪律又是促成革命所必需的。一旦无政府主义者开会策划活动，他们就不得不面对这个必要性。忠实于理念的他们当然会拒绝。革命会从群众中自发产生。需要的只有理念—以及一点儿星火。
无政府主义者所期待的（资产阶级所惧怕的）任何一次罢工、面包引起的骚乱或地方上的起义，都可能是革命的星火。左拉小说《萌芽》中的埃纳博太太——矿场经理的妻子，注视着矿工们在如血的夕阳下罢工游行，她看见的是“恐怖的革命的红色幻景，在世纪末的某个阴暗的黄昏毁灭一切。是的，在那个黄昏，终获解放的人们会让中产阶级血流成河……他们靴子震响，皮肤肮脏，呼吸充满难闻的气味，这可怕的军团将摧毁旧世界……到处是火光，什么都没了，铜板、头衔、地位、财产片甲不留”。
但每当左拉的矿工们面对宪兵队的枪炮时，星火都会被扑灭。唤醒群众意识到自身需要和力量的神奇时刻并没有到来。巴黎公社爆发又消失在1871年，没能引发普遍的暴动。在给妻子的信中，幻想破灭的巴枯宁写道：“在我们看来，群众是不想被追求自由的热情唤醒了，缺了这个，我们理论上正确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无能为力。”巴枯宁伤心绝望，在1876年死去。正如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所说，他是个没有美洲的哥伦布。
左拉
1881年，民粹派（Narodniki）出拳，震惊世界：他们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他们看来，这场出人意料的行动大获成功，可与攻占巴士底狱并称。借此传播了他们的抗议，召唤了被压迫者，震慑了压迫者。然而，这一行动引来了反动。被杀的沙皇，皇冠虽说是独裁的象征，他自身却是农奴的“解放者”，因此贫农为其哀悼，并认为“乡绅谋杀了沙皇，为了重获土地”。他的大臣们展开了野蛮的镇压，民众放弃了所有改革的想法，对此持默许态度，而革命运动“毁于一旦，意志消沉，撤到了反叛者的地窖中”。至此，无政府主义者的第一时期画上了句号。
在19世纪90年代无政府主义运动焕发新春之前，一场可怕的事件扩大了它的影响。这件事没有发生在欧洲，而发生在了美国，在芝加哥城。1886年8月，8位无政府主义者被约瑟夫·加里（Joseph Gary）法官判处绞刑，因为在当年5月4日，一枚炸弹扔向了武装警察队伍，炸死了7名正试图驱散干草市场广场（Haymarket Square）罢工者集会的警察。
这次事件是8小时工作制运动的顶点，而争取8小时工作制又是10年来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工业战争的顶点。每一次冲突中，法律的力量—警察、军队和法庭—都与雇主合作。迎接工人要求的是荷枪实弹和封锁，罢工破坏者却受到私人侦探（Pinkertons）保护，这些侦探全副武装，宣誓担任副治安官。在阶级斗争中，国家不是中立的。受悲惨和不公的驱使，工人们越来越愤怒，雇主们越来越害怕，越发坚定了扑灭罢工的决心，紧张的气氛持续升级。就连亨利·詹姆斯这样的边缘人物都感受到一座“邪恶的无政府地狱在喘息，吐出它的痛苦、能量和憎恨”。
无政府主义并非工人运动，不过是下层阶级普遍骚动的一个组成元素。但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人抗争中看到了炽热的木炭，想把它吹成熊熊烈火。“1磅（约0.45千克）炸药的威力能抵一堆子弹，”奥古斯特·斯皮斯 （August Spies） 大声呼叫，“军队警察，资本主义的猎犬，做好了谋杀的准备！”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因为在一场工人和破坏罢工者的冲突中，警察开枪杀死了两人。“报仇！报仇！工人们武装起来！”斯皮斯当晚印刷、散布的传单在呐喊。他呼吁次日举行抗议集会。这场集会的地点正是干草市场广场，警察过来驱散人群，一颗炸弹扔了过来。究竟是谁扔的一直没查出来。
宣判后，被告们在法庭上演讲，坚持无政府主义原则，充满殉道者的意识，回响欧美，给无政府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宣传材料。他们意识到证据不足以定罪，便大声宣告他们遭受审判不是因为谋杀，而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让全世界知道，”奥古斯特·斯皮斯叫嚣，“在1886年的伊利诺伊州，8个人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相信更美好的未来！”最后，3个犯人被免去死刑，而在监狱服刑。一个叫路易斯·林格（Louis Lingg）的，是他们当中最年轻、英俊也最狂热的分子，法庭上展示了他制造炸弹的证据。在死刑执行的前一晚，他用一剂雷酸汞炸死了自己，并留下血书——“无政府万岁！”他的自杀被很多人视作是认罪的举动。余下的四个，包括斯皮斯在内，于1887年11月11日被绞死。
数年之后，绞刑架的侧影和四具悬挂的尸体装点着无政府主义的文献，11月11日被欧美无政府主义者当作革命纪念日来庆祝。而公众的良知也意识到了绞刑架造成的悲惨、工人阶级的抗议和动乱。
每个街角都站着身为无政府主义者却对此无知无觉的人。其中一位被纽约的警方记者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写进了1890年的书《另一半人如何生活》中。他在第五大道和第十四大街见到这个人。此人突然跳向一辆马车——车上的客人是两位打扮时尚的女士，刚买了一堆东西——用刀猛砍体格肥壮、毛发油亮的马匹。他在被逮捕关押时说：“他们不用担心明天。一个小时就花了能养活我和我家人一年的钱。”他正是那种无政府主义的实践者。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缄默的，或者只能像一位失去产业的爱尔兰贫农最后一次挖地时那样悲号。一位访客问他想要什么。“我能要什么呢？”老人哭喊，向天挥动拳头，“我只要最后的审判日！”
《在地窖里睡了四年》，雅各布·里斯拍摄，约1890年。
穷人们所在的这个社会，权势、财富、庞大的支出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富人们一餐中享用鱼、家禽和红肉，住在大理石造的宅邸，锦缎装饰的墙壁，有三十、四十甚至五十多个房间。冬天穿皮草，有随从仆人替他们擦鞋、梳头、准备洗澡水、点壁炉的火。在这样一个世界，梅尔芭夫人在萨瓦的午餐会上，客人们吃厌了桃子，便向窗下的行人扔着玩。这可是当季的鲜果，“芬芳甜美，棉绒包裹”。
这就是统治者，有钱人，他们所有的巨大财富似乎只能解释为从穷苦大众的口袋中的剥削所得。“什么是财产？”这是蒲鲁东的著名问题。他的答案是：“财产即盗窃。”“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恩里科·马拉泰斯塔（Enrico Malatesta）在9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经典《两个工人的谈话》中说道：“他们吃的每一口面包都是从你们的孩子手中拿来的，他们给妻子的每一件贵重礼物都意味着你们的贫困、饥饿、寒冷，甚至卖身。”
如果说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学比较模糊，他们对统治阶级的憎恨却是强烈又鲜明的。他们憎恨“所有人类的折磨者”，这是巴枯宁的称呼，包括“牧师、君主、政治家、士兵、官员、金融家、资本家、放贷者、律师”。对于工人自己来说，敌人不是遥远的富人，而是他们的代表：地主、工厂主、老板、警察。
注：题图为1901年，美国总统麦金莱（McKinley）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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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
巴巴拉·W·塔奇曼 著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
ISBN :978-7-5086-5306-8
已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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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诗塔奇曼在这部作品中将视线集中于“一战”爆发前25年的西方社会，以艺术家般的手法再现了彼时的思潮与理想，遽变与纷争：“八月炮火”轰响之前，英国的贵族世界开始倾塌，权力转向新的阶层，热血的无政府主义者畅想着一个和谐世界，帝国主义情绪爬上新大陆，美国海军悄然崛起，德雷福斯事件掀起一场法国人内部的激烈对峙，施特劳斯的音乐与尼采的思想影响着德国……在繁荣的表象之下，旧世界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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