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堪称民国文化的灵魂人物。他曾为了民主自由，不惜以身试险地去劝说袁世凯、吴佩孚、段祺瑞等军阀，而在人们狂热地打倒一切的革命狂潮中，却能够保持自己的理性思维，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不过，我们今天要谈的不是他的学术思想，而是他令人生敬的为人。

胡适之所以闻名民国时期的文坛，除了学问做得好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对同仁后辈不遗余力的经济支持。

1920年，官费留美的林语堂到了美国后，官费却没有按时汇到，陷入困境的他打电报向在国内的胡适求援。不久他收到以北大名义寄来的2000美元汇款，得以顺利完成了学业。回国后，林语堂向北大校长蒋梦麟面谢汇款之事，不料蒋校长竟不知情。原来汇去的钱根本不是学校的，而是胡适自己的。这件事令林语堂感动不已，晚年在自传中仍不忘专门提及。

著名物理学家许德珩（曾师从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理学）早年家境窘困，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时，一度要靠友人接济勉强维持。其后他公费赴法国留学，1926年学成后被推荐到中山大学任教。但归国路费却无着落，许德珩于是致信老师胡适借钱，胡适很快寄出寄30英镑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另一位物理学家陈之藩也曾在其作品中回忆，自己留美时，曾因生活拮据向胡适借过400元钱。后来他要还钱，胡适却说：“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胡适这里所说的利息自然不是指金钱，而是指学子们学有所成之后，可以为民族和国家带来的利益。

就连台湾著名的作家李敖，年轻时也曾得到过胡适的资助。早在1952年，还在上高中的李敖就给自己的偶像胡适先生写一封长达两千字的信。胡适十分赞赏李敖治学的勤奋，也很欣赏他的文笔，鼓励这位后起之秀继续努力。时隔多年后的1961年，胡适在得知李敖穷得“三条裤子都进了当铺”后，仍不忘给他送去一张1000元的支票。李敖收到后深受感动，四十多年后也不忘将自己在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栏目的一期薪酬100多万元新台币，捐赠给北京大学用于修建胡适的铜像。

胡适虽然对青年学者在金钱方面鼎力相助，但他却并非腰缠万贯的富人。他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北大担任教职，收入还算可观，但算不上阔绰。而上文提到的他仅一次资助林语堂的2000美金，如此巨款不留姓名地救人于困，其人品可见一斑。

1958年，胡适在台湾任“中研院”院长，薪水加上各种津贴，每月收入才2000台币多一点。期间，他想替夫人在台北市租一所小房子，却连押金都付不起。晚年的他每次生病住院，总是因为医药费告急而坚持提前出院。后来还是一位仰慕他才学的小贩在得知他可能患鼻癌后，写信给台大医院院长说：“这是我的好朋友，一切治疗费由我负担。”

即便如此，胡适仍然专门备有一笔款子，“贷”给赴美留学生作为保证金，使许多学子圆了留学梦，同时还不忘告诫学子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这句话的背后，包含着多么深切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