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7年8月正式代理总统职务到1918年10月卸任，冯国璋担任中华民国代理大总统前后不过一年零两个月，期间他究竟做了什么?我们先来简单地梳理一遍。

首先，完成了对德宣战的手续。段祺瑞将宣战案于8月4日提交国务会议通过，14日以总统命令正式公布，令云:我中华民国政府，前以德国施行潜水艇计划，违背国际公法，危害中立国人民生命财产，曾于本年二月九日向德政府提出抗议，并声明万一抗议无效，不得已将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等语。不意抗议之后，其潜水艇计划曾不少变，中立国之船只，交战国之商船横被轰毁，日增其数，我国人民之被害，亦复甚众。我国政府不能不视抗议之无效，虽欲忍痛偷安，非惟无以对尚义知耻之国人，亦且无以谢当仁不让之与国。中外共愤，询谋佥同，遂于三月十四日，向德政府宣告断绝外交关系，并将经过情形宣示中外。

我中华民国政府所希冀者和平，所尊重者公法，所保护者我本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初非有仇于德国，设令德政府有悔祸之心，怵于公愤，改其战略，实我政府之所祷企，不忍遽视为公敌者也。乃自绝交以后，历时五月，潜艇之攻击如故。非特德国而已，即与德国取同一政策之奥国，亦始终未改其度。既背公法，复伤害吾人民，我政府责善之深心至是实已绝望。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间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我中华民国政府仍遵守海牙和平会条约，及其他国际条约。

关于战时文明行动之条款罔敢逾越，宣战主旨在乎阻遏战祸，促进和局。凡我国民宜喻此意，当此国变初平，疮痍未复，遭逢不幸，有此衅端。本大总统眷念民生，能无心恻，非当万无苟免之机，决不为是一息争存之举，公法之庄严不能自我失之，国际之地位不能自我绝之，世界友邦之平和幸福更不能自我而迟悟之。所愿举国人民，奋发淬厉，同履艰贞，为我中华民国保此悠久无疆之国命而光大之，以立于国际团体之中，共享其乐利也。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中国选择在8月14日对德奥宣战,也是有深意的。十七年前(1900年)的8月14日,有德奥两国参加的、而后以德国伯爵瓦德西为总司令的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那一年的6月2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前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途中,被清军士兵开枪打死,故《辛丑条约》中有要求清政府在克林德被击毙处修建克林德碑以作纪念的条款。大战结束后,克林德碑被改为“公理战胜”牌坊,移入现在的中山公园(当时叫中央公园)内。曹汝霖回忆说:“迨第一次战胜德国,我国亦参战国之一,始将该牌坊移置中央公园,改题公理战胜四字,由段合肥亲自奠基,以为参战之纪念,使游园之人,一进园门,皆可望见,从此国耻碑,变为战胜碑矣!”对德宣战是中国主动加入国际体系的第一步,也是收回近代丧失主权的第一步,可惜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远远不够,限制了人们对民国前期历史的深入了解。

其次,履行法律规定的大总统职权。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依据的是《临时约法》和《大总统选举法》,他也要履行这些法律所规定的职权。根据具体的考察结果,冯国璋行使的总统权力事例主要包括:

一、批准中外友好条约之权。1918年7月2日,他批准了《中瑞通好条约》,且对于该条约“本大总统亲加核阅,特予批准,并署名用玺,以昭信守”。

“一战”胜利后在伦敦举行了大阅兵,这是中国军事代表团

二、批准、公布实行重要经济、金融政策之权。1918年8月5日,批准实行关于人民、亲族、继承、财产的法律。8月10日,明令公布《金券条例》、《币制局条例》,总统令文说,“币制为国家要政,关系民生尤为密切”,并命令财政部统一发行金券,组织金券之贸易机关。

三、批准、发布实行官制、官等、官俸之权。如曾批准、公布

《司法官官等条例》、《司法官官俸条例》、《海军总司令公署编制令》、《海军舰队司令初编制令》、《法院书记官官等条例》、《法院书记官官俸条例》等

四、裁决变更地方官员名称、品秩及行政区划的权力。1918年2月23日,批准新疆省呼图壁县县佐改升县缺。该县东界昌吉,西界绥来,南接焉耆,北接阿尔泰,东西80公里,南北将近500公里,户口8000多人,粮额2000余石。自1904年设县佐以来,人口增繁,地方多故,屡经民间请求设治,现由该省省长杨增新呈北京政府总统,并分咨内务、财政两部,请改升三等县缺。经两部核议后,曾呈总统拟请照准。本日获得总统批准。3月25日,批准山西省增设方山县;6月26日,批准奉天省通辽镇改为通辽县;8月21日,批准黑龙江省添设林甸县。

再次,力图实现国家的统一。1917年9月10日,护法军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孙中山被举为大元帅。自此,南北两个政权对立的局面开始出现,一直到1928年12月28日东北宣布易帜,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为止。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堪称悲哀的一段时期,因为南北政府的对立影响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合法地位,为外敌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