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苏轼，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可以说他是北宋时期伟大的文学家。而这位人物的身上却有着耿直的特点。我们今天就一起聊一聊他。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一场有名的变法。那就是王安石变法。而苏轼对于新法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看来，无论是新法还是旧法，都要校量利害，都要实事求是，都要看它的实际效果，苏轼非常反感当初王安石独断专行地推行新法，反感新法人物否定一切的态度；同样，他对于现在旧党人物上台后不加分析地全面推翻新法，盲目否定一切与新法有关政策的做法也非常反感

可是这样一来，苏轼必然与主持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发生巨大的矛盾，换言之，作为一个曾经被新党迫害的旧党人物，苏轼回到朝廷后，由于自身政治观念的转变，又开始与自己所属的政治派别发生了不可回避的矛盾，“元更化”时期，退居十五年的司马光重新主持朝政，司马光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谨言慎行，德高望重，是当朝的道德楷模。他与高太祖后达成共识，认为神宗皇帝、王安石的变法求新已经完全失败，当务之急便是罢废新法，恢复宋仁宗时期的政治格局。所以司马光执政之后，就有计划、分步骤地起用反对变法的大臣们，并陆续废除新法法令。有一些新法法令在施行的过程中确实弊端较大，所以废除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但是有些新法的废除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司马光与苏试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是否应该废除免役法。

王安石变法之前，朝廷施行的是差役法，官府的许多劳役都由老百姓来承担，使其不能专心务农，贪官污吏又趁机敲诈勒素，导致许多农民倾家荡产。免役法则规定，老百姓如果不能服劳役，可给官府交钱，由官府雇用劳役。免役法的弊端在于有的部门收缴的免役钱款过多，而收缴的钱也并未完全用于雇用劳役。但是任何政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人物，大都认为，免役法与差役法相比较，还是利大于弊

苏轼原来是坚决反对免役法的。但此后多年在地方任官的实践经验告诉他，免役法的确比差役法要好得多。所以，苏轼虽然因反对新法而吃了很大的苦头，但他并没有从个人的好恶、所属的政治派别利益出发，而是从法令政策的实际效果出发，从校量利害、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来考虑问题，他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成为免役法的坚决维护者。

然而，“元祐更化”领袖司马光的顽固程度与王安石相比真是有过之订无不及。他对新法的成见太深，根本不同意继续实行免役法。苏轼将自己在密州实践免役法的种种好处说给司马光听，可司马光就是不采纳他的意见。在宰相政事堂里，他与司马光又开始激烈地争论免役法的存废问题，司马光不由得勃然大怒，气得脸色都变了。苏轼慢慢说“当年您做谏官时，与宰相韩魏公争论朝政得失，魏公虽然很不高兴，您依然奋然不顾地说下去。如今您当了宰相，难道就不能允许我把话说完吗？”见苏轼提起往事，司马光不得不勉强一笑以示歉意，但心中的芥蒂却挥之不去。他对苏轼的意见置若罔闻，依旧一意孤行，司马光这种断专行、固执己见的做法让苏轼极为愤慨。

后来朝廷成立了研究、修订役法的专门机构一译定役法所，苏也被选派参加。这个时候朝廷大臣都不敢再发表不同意见，只有苏轼还依然故我，坚持自己的意见。

苏轼的这种态度造成了自己“上与执政不合，下与本局异议”，也就是说上与宰相合不来，下与同事谈不拢。难道像苏轼这样一个“上可以与玉皇大帝聊天，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的大好人，现在反而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了吗？当然不是，关键在于苏轼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而大多数官员做官的目的在于明哲保身升官发财，所以苏轼才会显得如此不合时宜。这就是苏东坡的书生本色，也是他的为官本色

据苏辙回忆，面对苏轼这种屡屡反对自己的做法，司马光渐渐不耐烦了，开始感到恼怒，打算将苏轼撵出朝廷，可巧他因病去世，这件事情没有做成，可是当时朝廷上下的官员大多都是司马光的党羽、门生们都希望能够联合力量求取提升，所以很讨厌苏轼这种特立独行的言行，大家都争相指摘苏轼的过错，找不出过错，就开始拿“乌台诗案”这部陈年旧账说事儿，诋毁苏轼。

你看，好不容易脱离苦海、回到朝廷的苏轼，想不到居然与前辈、好友司马光发生了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矛盾，弄得自己又一次“不安于朝”。其实，东山再起的苏轼，除了在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方面有了极大改善之外，在京城过得并不比在黄州轻松、愉快，以他这种率真执着的做人原则，实事求是的办事方针，一吐为快的言行方式，只会给自己惹来越来越多的麻烦事儿。而对于这件事情，你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