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知识分子：一战中不该被忽略的群体 | 社会科学报|163

一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总体战争，因而，各交战国为了能够打败敌手，必须要动用全民力量，竭尽全力去开发本国的所有资源。这些资源当中，经济、军事方面的资源固然至关重要，但另一类资源，即思想文化方面的资源也同样不可忽视。因而，知识分子在大战中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为此，有必要在一战结束百年之际，对作为协约国主要国家的法国的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大战略作考察。

原文：《法国知识分子：一战中不该被忽略的群体》

作者 | 浙江大学教授吕一民

图片 | 网络

一战之初法国民众爱国情绪迸发

二战爆发之际，法国的士气低落，令人沮丧，举国上下，绝大多数人压根儿就不想打仗。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一战的战火点燃之后，法国社会各界立刻被一片同仇敌忾的狂热所笼罩，民众的爱国情绪如同火山迸发。那么，这一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至少有以下两点原因。

其一是“复仇意识”的广泛传播。普法战争结束以来，这一“复仇意识”在众多为法国的战败而痛心疾首的法国人当中得以广泛传播。而在它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巴雷斯、戴鲁莱德等当时风头甚健的作家、诗人的鼓动、宣传所起的作用颇大。特别是戴鲁莱德，还以爱国主义诗人面貌积极投身当时的国内政治运动，创建了“爱国者同盟”组织，由此，在提振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方面不遗余力的他竟然成为第三共和国前期法国最有号召力的诗人之一。而戴鲁莱德当年影响力最大的作品则非《士兵之歌》莫属。他在《士兵之歌》当中耸人听闻地提出：“复仇是战败者的法则”，此语一出，立即在不少法国人当中激起强烈的共鸣。

其二是费里推行的教育改革的成效。费里在第三共和国早期推行的教育改革，不仅使法国的小学教育成为世俗的、免费的、义务的，而且还成功地把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融入了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拉维斯等历史学家和广大小学教师功不可没。特别是作为第三共和国时期最富盛名的法国史学家拉维斯，当时经常放低身段，亲自撰写《一年级法国史》《二年级法国史》《一年级公民教育》等小学课本。而在这些课本里，往往不时会出现这样的句子：“战争虽然不是多半要发生的，但却是可能的。正因为这样，法国必须保持武装，时刻准备自卫……”可以想见，用这样的教材教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学生，早已在精神上作好了投入反德战争的准备。

在不同战线为国而战

法国刚一宣战，不少法国知识分子就和其他同胞一样，勇上前线，保家卫国。这当中，从年龄来看，自然绝大多数是青年知识分子与大学生。例如，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极为活跃的德雷福斯派青年作家夏尔·佩居伊战争刚一爆发就应征入伍。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到中年的知识分子踊跃奔赴前线，其中包括著名哲学家与作家、当时已46岁的阿兰。

从国籍来看，既有在法国出生、早就拥有法国国籍的知识分子，如集新闻记者、作家、剧作家于一身的让·吉罗杜，荣获龚古尔文学奖的小说家亨利·巴比塞，在20世纪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法兰西学院院士亨利·德·蒙泰朗，以《在茫茫黑夜中的漫游》轰动文坛的作家路易－菲迪南·塞利纳，等等。也有一些虽还没有获得法国国籍，却仍奉法国为祖国，积极申请参军者，例如，在法国现代文学史中肯定需提到的诗人阿波利奈尔就是如此。

诚然，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都属于文学界，但实际上与文学界相比，法国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在大战中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也丝毫不逊色。根据相关统计数字，在战争当中为国捐躯的教师人数可观之极。至于在战斗中负伤者，更是数不胜数。

作为总体战争，各交战国必须要动用全民的力量。于是，在一战时的法国还冒出了一个新词“le front national”，它可以译成“国民阵线”或“全民战线”。换言之，相对于往昔战争仅把战线局限于前方，此时在后方也出现了新的战线，即“另一条战线”。

在总体战争中，发动宣传战来增强本国士气，涣散敌军人心，已日益成为重要战争手段。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美国学者拉斯韦尔写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很值得一看。就法国而言，大战刚一爆发，不少知识分子就迅速成为了这条没有硝烟的战线的战斗者。例如，记者埃尔韦在《社会战争报》上公开宣称：“难道这场神圣的战争，这场我们参加的保卫祖国和保卫各国自由的战争，不是一场真正的社会战争，一场法国民主政体及其盟友反对德国封建军事等级集团的战争吗？”为提振国人的胜利信心，埃尔韦后来甚至把自己负责的这份报纸易名为《胜利报》。而哲学家柏格森当时在政治与伦理科学院宣称，德法之间的战争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斗争。因此，他将致力于社会、伦理与心理学问题的研究，以便完成这样一项任务，即从德国的暴行与厚颜无耻中，从德国对一切正义与真理的蔑视中，揭示出德国在向野蛮状态退化。与柏格森一样，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纷纷利用自己的专长在这条战线上为祖国而战。

在这一过程中，在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中身居高位的知识界名流身体力行，起了表率作用。他们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应为发起建立了“战争研究与文献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席是拉维斯，而秘书长则是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涂尔干当时主持编撰了许多宣传册，它们的标题一看就是直接服务于战争需要的。例如，“‘高于一切的’德国”“德国人的心态与战争”。而作为史学家的拉维斯则与法国的日耳曼学名家夏尔·安德勒合作，联袂对“德国人的战争学说与实践”进行梳理与剖析。

在此要强调一点，如同大多数法国人把一战视为报普法战争之仇的机会，对不少法国知识分子来说，它同样也是法兰西文明向德国思想文化“复仇”的天赐良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第三共和国前期，法国的舆论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德国不仅在（普法战争的）战场上打败了法国，而且在思想领域里也打败了法国。

作为反战斗士的法国知识分子

上述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法国知识分子面对一战时的总体表现：既勇于战斗，又善于战斗。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在当时的法国还存在着另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他们即便在那种特殊情势中，仍然挺身而出，充当反战斗士。事实上，他们当年那样做，或许需要有更大的勇气。在这类知识分子当中，可以三个人作为突出代表，他们分别是饶勒斯、罗曼·罗兰、巴比塞。

饶勒斯

饶勒斯不仅是位出色的史学家，同时也是第三共和国前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特别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随着战争威胁逼近，他忘我投身于制止战争的斗争之中。由于他具有的影响力非同一般，有一次准备应德国社会民主党邀请前往柏林发表反战演说时，德国政府倍感紧张，竟然通过驻巴黎大使劝说饶勒斯取消此行。然而，饶勒斯依旧义无反顾地前往并发表演说，还在演说中指出，协约国和同盟国就像两个“把各自的列车在同一条线路上对开过去的火车司机”。饶勒斯此期所表现出来的反战立场和言行，不仅引来了极端民族主义者对他的谩骂，还导致了他在大战迫在眉睫之时被人开枪暗杀。

罗曼·罗兰

如果说饶勒斯是在大战爆发前夕就为反战献出了生命，那么在大战爆发之后，就在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以各自方式在不同战线为法国而战之际，罗曼·罗兰所采取的是“超乎混战之上”的态度，这使他鹤立鸡群般地格外引人瞩目。作为作家，罗曼·罗兰走上创作道路伊始就表现出对战争问题的关注。其后，他更是通过自己的一些重要作品，表达自己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立场。他生平第一篇长篇政论《超乎混战之上》的文章标题，是他面对战争所采取的基本立场。此文发表后，使他顷刻之间成为众矢之的，谩骂他是“卖国贼”；扬言要用对付饶勒斯的方式把他干掉者也有之。就连他往日的师友，比如拉维斯，也纷纷离他而去。显然，罗曼·罗兰此时的日子很不好过，他写于这一时期的《战时日记》可为例证。至于他当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及其引发的风波，也很能说明问题。

第三位反战知识分子的代表是亨利·巴比塞。他在大战前后两个时期的不同表现，很有代表性。战争初期，巴比塞是一位在前线英勇作战的士兵，而及至后来，他转变成了一名和平主义者。他利用战斗的间隙写成的《火线》，向读者展现了一战的残酷景象，从而促使人们去思考如何才能消灭战争。小说出版后荣获了龚古尔文学奖。一些人甚至把《火线》与《我控诉！》相提并论，进而把巴比塞誉为“堑壕中的左拉”。

“善战之士”值得深入研究

通过对法国知识分子如何面对一战进行的初步考察不难发现，当时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分别在不同战线，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既勇于战斗，更善于战斗。鉴于我们在汉语中有时也用“士”来指称“知识分子”，因而，不妨将他们称为“善战之士”。

毋庸讳言，随着资料条件的改善和研究手段的提升，要系统梳理他们的相关历程殊非难事，然而，要对他们当时的表现予以恰当的评价却非如此，甚至近乎不太可能。为什么呢？这里既涉及“此一时，彼一时”的时代背景之类的问题，更涉及审视者所持有的立场问题。概言之，后人对当年的法国知识分子的相关表现似乎既没有资格，更没有必要去简单化地“评头论足”。

不过，在一战过去百年之际，人们不妨好好研究、琢磨当年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为何或主动或被动地投入其中。如果上述“善战之士”多为主动投入，那么大文豪法朗士则可谓是被动投入的突出例子。此外，如果我们把视野拓宽，就会发现，不仅法国如此，而且其他国家，特别是德国知识分子的相关表现也不遑多让。

而大战对经历过战争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也很值得深入研究。如果说巴比塞因为战场亲身经历而导致的变化已说明了这一点，那么，在阿兰指导下于1913年考入法国最难考的巴黎高师的五十多名学生中，竟有一半多在一战中阵亡这一严酷现实对阿兰的刺激，以及对他在两次大战之间成为“绝对和平主义”代表人物产生的影响，也不容低估。

而从史学史乃至更大的角度来看，好好研究一下当年“大、小拉维斯”如何在法国史坛交相辉映，大名在当时的法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拉维斯本人如何被誉为“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历史教师”，到当今有人对拉维斯史学提出质疑，要求“去拉维斯化”，也颇有必要。

总之，上面择要列举的研究不仅对我们来说更切实可行，或许更具有意义，即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在面临一战之类的重大事件或变革时，在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上，有更清醒的认识和明智的抉择。（本文根据作者不久前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大讲堂”的讲座内容改写而成。）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33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