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史告诉我们:向内以德为本，向外以德为治，此乃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德治传统；由德治而崇尚德政，此乃中国古代明君圣主最基本的为政之道。汉以前的以“德”治国思想以“德”治国乃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特色。“德”治思想首倡于西周初期，以周公为代表的一批周初思想家借鉴并改革了夏、商以来统治者的治国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首倡“以德治国”的政治思想。《尚书·周书》中的《大诰》《康诰》《召诰》《酒诰》《洛诰》《多士》《无逸》《多方》《立政》《梓材》《大禹谟》等篇均为可信的周初文献，它们主要反映了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的政治思想。

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周初统治者对“天命”已产生了与殷人不同的认识，他们已从夏命移商、夏亡商兴、商命移周、殷亡周兴的历史演变中得出了“惟命不于常”的结论。“惟命不于常”，即天命无常。虽然天命无常，但天命却又是有选择的:“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既然如此，若要“祈天永命”，就必须“疾敬德”；所谓“疾敬德”，就是指加紧推行德政。基于以上认识，周初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保民”的治国思想。此言之“明德”亦即“敬德”，意即明于德治，崇尚德政。

“明德”之说见于《尚书·周书》和金文，如“克明德”、“勤用明德”、“秉明德”等。概言之，“明德”的内容有二:其一是修身正心。如，周公曾告诫成王:“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君子应“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意即君子不可贪图安逸享乐，首先应该了解(百姓)耕种收获的艰辛，不可过度地沉溺于观赏、安逸、嬉游和田猎之中。又，《尚书·召诰》云:“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意即王必须节制自己的性情，必须使自己天天有所进步；王要认真做事，不能不谨慎自己的德行。其二是道德教化。

《召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心用于天下，越王显。”意即君主居于国家元首的地位，理应做出道德上的楷模，以便老百姓效法实行于普天之下，这才能光显王业。《康诰》载周公对成王之言以为:给老百姓实施道德教化，他们就会善良安定；若不给老百姓实施道德教化，他们就不会善良安定，这就是君主没有德政。此言之“慎罚”，亦称“敬明乃罚”，是指慎重地对待刑罚，尽心断狱，从而使刑罚合情合理。“慎罚”之说主要见于《康诰》等篇，其具体内容是:量刑时要以是否有犯罪动机和是否有悔改表现为标准；要体恤受刑者，对臣民犯罪，就如同自己生病一样重视，如此，臣民就会完全抛弃罪恶。

要集中刑罚处置之权，防止权力的被滥用；判决时要慎之又慎，要有充足的时间去考虑；要依法量刑，切勿仅凭自己的好恶判断；要严惩违反社会公共秩序、违反伦常的犯罪；也要严惩那些违法乱纪的诸侯和官员。总之，“明罚”正是“明德”治国思想在刑罚方面的体现。“明德”与“慎罚”密不可分:“明德”是“慎罚”的精神主宰，“慎罚”是“明德”的具体体征。此言之“保民”，除了内含保护平民百姓的意义之外，更有恤民、惠民、安民之义。《无逸》强调指出:“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就是说，统治者要了解百姓的痛苦，要能安抚百姓、爱护百姓，并能关心孤苦无依的弱者。

在“明德”“慎罚”“保民”思想的基础上，《尚书·大禹谟》具体提出了“政在养民”的德政观:“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治)，黎民敏德。……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在先秦史籍中，《逸周书》对“德”的阐论较为精详。《逸周书·柔武解》概括指出:“以德为本”；《逸周书·小开解》精炼地指出:“惟德之用，用皆在国”；《逸周书·程典解》则具体释论了“明德”“慎德”思想:“助余体民，无小不敬，如毛在躬，拔之痛，无不省。政失患作，作而无备，死亡不诫，诫在往事。备必慎备，慎地思地，慎制思制，慎人思人，慎德德开，开乃无患。

慎德必躬恕，恕以明德，德当天而慎下。下为上贷，力竞以让，让德乃行。”意即失政乃由失德所致；有“备”则有“思”，有“思”则有“慎”，有“慎德”则会“躬恕”，有“明德”则会“慎下”。而由“慎下”到“敬上”，由“敬上”到“让能”，由“让德”到“行”，此一系列的过程中的“德性”与“德行”始终是有机统一的关系。另外，在《逸周书》的相关篇章中还具体提出了“五德”“九德”的名目，此不赘述。儒家思想的开创者孔子继承了周公等人“敬德保民”的治国思想，积极主张施行德政，其言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即认为统治者若能实行德政，就会像北斗星受到众星拱卫一样，得到百姓的拥戴。

在孔子看来，德政是依靠贤才来实施的，所以关键在于得人；改良现实政治就应当大举贤才；只有将贤才推举出来，并使其在位理政，方可使百姓信服，政治才会良性发展。孔子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即用政令来引导他们，用刑罚整治他们，他们虽然能够免于罪过，却无廉耻之心；(若)用道德来诱导他们，用礼教来整顿他们，他们不但会有廉耻之心，而且会人心归顺。也就是说，利用政令刑罚等强制手段可以迫使他们服从接受，却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只有利用道德、礼教来教化他们，才能使其养成自觉遵纪守法的意识；只有通过道德教育以礼制规范人们的言行，才能使他们产生知耻之心，从而走向正道。

所以，孔子强调以道德作为礼制的基础，以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理政的基石。孔子特别重视君子品格的养成，在他看来，君子品格的涵养途径有二:一是对己要能做到“修己”，对人要能做到“安人”。《论语·宪问》载子路问君子于孔子，孔子回答:“修己以敬。”子路又问:“如斯而已乎？”孔子补充说:“修己以安人。”子路再问:“如斯而已乎？”孔子进一步回答道:“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尧舜其犹病诸”意为，即使尧舜在这方面也存在不足之处)孔子所谓“修己”亦即修己以德，是在强调为政者的表率作用:“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则系统阐论了中国古代治国史上著名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治国思想:“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仁政”思想更是孟子以德治国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主要内容为“制民之产”、“省刑罚”、“薄赋敛”。

荀子强调指出，君主的道德修养与国运兴衰密不可分，君主的道德品行对平民百姓的言行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圆而水圆；”“治之经，礼与刑，君学以修，四海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更在中国古代以德治国史上第一次全面提出了“平政爱民、隆礼敬士、尚贤使能”的治国思想，意义重大，其言曰:“马骇惧，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惧，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悌，收孤寡，不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

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犹将无益也。”《礼记》则对中国古代的“明德”(“明明德”)思想做了较为深刻的阐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至，知止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即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粹的著名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它对中国历代治国思想的影响既深且巨。受此影响，中国历代明君圣主、贤臣良将乃至于庶民百姓无不据此而涵养自己的德性、强化自己的才干，从而力求为国家、民族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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