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本质相关。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回顾和总结这一伟大实践的40年历程时，我们不仅看到整个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而且可以观察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进程，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收获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这一建设任务的实践基础，正是由40年来改革开放的进程所提供出来的——我们把这一实践基础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与这一实践基础本质相连，那么，今天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就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本质相关。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意味着我们的历史性实践进入到一个决定性转折点，还将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提供强大的动力。

40年来学术发展取得哪些成绩

40年来，我们在学术的发展上取得了积极的成绩。这样的成绩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三条：

第一，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在破除长期禁锢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束缚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禁锢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诸多教条，并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学术发展的重要指针。

第二，在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个研究领域中，各学科的学术化的程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先前仅只是依照意识形态尺度的话语方式得到了改变，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同时要求尊重学术本身的规律和方式，从而在整体上快速地提升了诸学科领域的学术化。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40年的改革开放掀起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的对外学习热潮，这一对外学习不仅在实践的领域展开，而且在思想、理论、方法等学术领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致我们可以说，这一轮对外学习的进程乃是中国自近代以来范围至为广阔的和影响至为深远的：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在这40年中从极为封闭的状况中摆脱出来，迅速（程度不同地）接近了诸学科领域的前沿问题和前沿领域，从而已经能够与国际的同行开展积极的对话。

所有这些收获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赖以建立的学术基础，也可以被看作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形式前提。换句话说，它们还不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本身。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0年的发展，理应被把握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实践基础，但这样的实践基础并不现成地意味着学术上的真正创新。比如说，最近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被公认为“奇迹”，但这并不现成地意味着我们在经济学理论上已能占据学术上的顶峰。简单来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是一项要求很高的历史性任务，是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付出艰巨努力才能逐步实现的学术任务，是只有哲学社会科学在先行的基础上能够做出真正的创新才能趋于完成的任务。

如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与创新

那么，在40年改革开放所展开的实践基础上，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与创新从学术方面来看还需要哪些条件呢？

第一，从长期以来学术上的“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并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自近代以来，由于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利，中国的学术是从总体上进入到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中去了。从真正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样一种“学徒状态”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成果丰硕的。没有这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最近40年来的极为广泛的对外学习进程，当今中国的发展和当今中国的学术是很难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的。然而，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一种学术要能够成为伟大的学术，总意味着它要在特定的阶段上逐渐摆脱“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这样一种进程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近代哲学、古典经济学、历史科学、德国哲学等无不如此。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一个历史性实践的转折点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它能够为学术上的这一转折提供积极的动力。因为，只有当中国学术能够开始摆脱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时，才会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创新，才谈得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即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第二，从“外部反思”的学术积习中解放出来。虽说学术上的“学徒状态”是必经的阶段，并使我们获得了极大的资源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点，但“学徒状态”有一个巨大的弱点：它是依赖的和因循的，在思维的方式和方法上往往采取所谓“外部反思”的形式。“外部反思”是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它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并且知道把一般原则抽象地运用到（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外部反思”并不是我们不熟悉的东西，它就是我们通常称为教条主义（哲学上更多地称为形式主义）的东西，因为教条主义就是不知道“事情本身”，就是不能抵达事物的实体性内容，而仅仅把抽象的原则、教条、公式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如果说我们曾经在中国革命时期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里见到这样的外部反思，那么，无可否认的是，外部反思在我们今天的学术界依然盛行，只不过先前的教条主要来自苏联，今天的教条主要来自西方。只有从外部反思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才可能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创新。由于中国道路的开展总以占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为前提，所以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对外学习；而这里的关键是，要使学来的东西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也就是说，使之摆脱外部反思的幼稚性，摆脱“有学而无思”的天真状态。

第三，真正研究中国社会，并以切中现实为旨归。这是前述两项要求的必然结果，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摆脱外部反思、获得学术上的自我主张，正以此点为实质。外部反思并未真正研究中国社会，即使它表面上在研究（外在地将抽象原则加诸）中国社会，却从未可能切中中国的社会现实，因为“现实”总意味着实存中的本质，意味着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对于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来说，没有什么比研究中国社会并切中其现实更为根本的任务了。如果我们要来谈论当代中国的法、政治、道德、文化、制度等的建设，而根本不了解中国社会（包括它的实质及转型），那所有这一切不就是空中楼阁，是纯粹主观的“应当”吗？社会学理论家雷蒙·阿隆曾批评20世纪两位最著名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说：萨特和阿尔都塞还都只是提出了中学生的问题，恩格斯会将之称为康德式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可能的，他们从来没有用《资本论》的方法去真正研究过特定社会，例如当时的法国社会或欧洲社会。这个批评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只有把握了特定的社会现实，我们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来谈论哲学社会科学的几乎每一个议题和每一个领域。因此，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与创新，必须以中国的社会现实能够被揭示着前来同我们“照面”为出发点。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并不能现成地给予我们，它是一项艰巨的思想理论任务和学术任务。但这一创新的目标和前景之所以是可以高度期许的，是因为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展为这样的学术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基础和动力。就此而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创新；“五大发展理念”是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是创新。将实践中的创新在思想上加以概括和总结，在理论上予以提炼和发挥，并依学术本身的方式展开各种阐述和建构，正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尤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还意味着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其实质是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因此，这一整个发展进程根本不可能在现代性的范围内，而超出现代性的范围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践创新。在这样一种历史性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与创新，乃是一代或几代学者的使命；能否承担起这一使命，将会成为对当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真正考验。

（作者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本文为作者在上海市社联第十二届“学会学术活动月”首届会长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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