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拓荒的夏娃：21位改变英国历史的杰出女性》，作者：珍妮·默里，译者：周颖、李博婷，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人们经常问我采访名人是否紧张。当然紧张，不管被采访者是谁，有名没名，我都会有点轻微的焦虑的震颤。想把采访做好就难免这样。我总是说哪天我不紧张了，哪天我就得承认我已经变得过分自信自满，而这是危险的。

不过，我确实应该承认在我整个的职业生涯中，只有一个被采访者是绝对把我吓到了的。这就是玛格丽特·撒切尔。你一旦进入她的批评视野，就会发现她有一双最具穿透力的蓝眼睛，似乎能一眼看穿你。开头总是挺好，你到了唐宁街想要采访她，她热情欢迎你，她的声音柔和而充满爱抚……但是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造物。任何时候你要是被她发现一点你研究中的弱项，或有什么知识或理解上的欠缺，她的尖牙就会呲出来，她似乎非常享受把你撕得乱七八糟。

我第一次遇到撒切尔是在1979年5月大选后不久，此时国家正在两种极端情绪的蒸煮中沸腾，有人极度欣喜，有人极度沮丧，而这都是因为刚刚发生了一件事：我们有了位女首相。我自然是不喜欢她的。她看起来正是我母亲希望我成为的那种女人：衣着完美无瑕，还经常女性得夸张，头发和化妆一丝不苟，甚至还戴帽子、穿两件套、戴珍珠和钻石胸针——她竟然都没有被20世纪60年代的时装潮流影响过。她从切尔西洪水街的家一步登天搬到唐宁街十号的那天，我就发现我被撕成两半了。

我觉得她的演讲引用圣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实在虚情假意,令人作呕：“哪里有不和，让我们带去和谐。哪里有错误，让我们带去真理。哪里有疑惑，让我们带去信心。哪里有绝望，让我们带去希望。”可她是个女人！还是个首相！这是我能想象到最神奇、最激动的事。就像很多其他人一样，接下来的11年里我将爱她、恨她。

撒切尔政治哲学的一个基础理念是国家应该退后，个人应该学会自力更生。她第一次考察南部地区就是去索尔斯伯里把钥匙交给正在购买政府救济房（council house）的一家人。购买权第二年就被写进了《住房法》（Housing Act）。我那时正在南部工作，是个年轻的电视记者。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人跑出来见一个政客。索尔斯伯里街道上的情形和现在美国大选的盛况可堪一比。成百上千的人以一种最不英国的方式欢呼着，大叫着她的名字。她的一天从救济房开始，然后在索尔斯伯里转一圈，然后去威尔顿地毯厂，再然后去这个地区的其他小企业。下午快结束的时候，才29岁的我已经萎靡倦怠了，54岁的她却像刚开始那样充满活力。

下午晚些时候，因为人群太想靠近她，她身边有六七个高大壮硕的警察围绕保护。混乱中我的摄像师和录音师都不见了，可我还是设法待在了女主角身边。我被痛苦地挤在她的“粉丝”和保护她的警察之间。突然一只手从警察身后伸出来抓住了我的手，把我拉进了圈里。

“来吧，亲爱的，”她笑道，“待在我身边。我们不想让一个有才华的年轻记者给人挤死，不是吗？”我们聊了一会，聊这次民众的惊人反应，还有她当时已经20多岁的龙凤胎儿女马克和卡罗尔。她觉得他们就这样突然被暴露到公众视线中可能会令他们难以承受。她还说她丈夫丹尼斯午饭时间就已经退出活动了，现在很可能正在某处安全地享受着一杯酒。然后，我们到了下一个活动地点，她和我握手，祝我好运，还说：“再见，亲爱的。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的。”我真是惊翻了，也气我没法把我们的谈话录下来。

玛格丽特·罗伯茨（Margaret Roberts）生于1925年，父名阿尔弗莱德·罗伯茨（Alfred Roberts），是林肯郡格兰瑟姆的一个杂货店主加虔诚的卫理派教徒，母名碧翠丝。玛格丽特崇拜她严峻的父亲，从他那里学到了努力工作和服务公众的原则。我们对她母亲几乎一无所知。《名人录》（Who’s Who）中的玛格丽特条目甚至提都没提她，她的第一卷自传也不提她。1961年她告诉《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的采访者她很爱她母亲，但“从我15岁之后我们之间就没什么话说了”。她也从未提过她姐姐穆丽尔。

玛格丽特幼时生活简单。她家住在杂货店楼上，她帮她父亲经营生意，学会了如何小心管钱，明白了做买卖的基础原理，并开始开发她的政治直觉。她根本没有富裕的托利党王公贵族式的背景，她父亲仅仅是个市议员。她是保守党人，相信不管你的阶级出身是什么，要想出人头地必须完全靠自己，你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还得为达到目标努力工作。

最近有本书写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以及撒切尔和这位美国总统的密切关系，此书揭露撒切尔公开演讲时总是很紧张。她告诉此书的作者詹姆斯·罗森布什（James Rosenbush）：“我从来都没能完全克服那种恐惧，不，从来没有。有时我一边往台上走，一边心里跟自己说：‘来吧，老女孩，你做得到。’但是那点儿恐惧总是跟着我，我从中获得的能量给了我更多勇气，督促我把要说的话说出来。”

她的自我信念是个传奇，从小就是。她9岁在格兰瑟姆上小学时得了一个奖，别人祝贺她运气好，她却说：“我不是运气好，我本就该得这个奖。”

玛格丽特获了一项奖学金，上了凯斯蒂文和格兰瑟姆女校，她的成绩单显示她是个学习勤奋、立志不断提升自己的女孩。1942年她成了女生代表，中学最后一年她申请奖学金，想去牛津萨默维尔学院学化学。她被拒绝了，但是别的女孩退出后，她又被录取了。

她师从诺贝尔奖得主多萝西·霍奇金（Dorothy Hodgkin）学习X光结晶学，毕业论文写的是抗生素短杆菌肽的结构。她1947年毕业，获二等学位，但她并未忽略政治。1946年她成为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会长，开始阅读诸如哈耶克（Hayek）《通往奴役之路》一类的书。哈耶克是个重要的自由市场思想家，他在此书中警告说，官僚的死亡之手会像斯大林的铁靴一样对自由社会构成严重威胁。在BBC的一个电视节目里，彭定康（Chris Patten）曾说，撒切尔经常会在内阁会议的关键时刻里从包里拿出她最喜欢的哈耶克语录来。

玛格丽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科尔切斯特的BX塑料公司当化学研究员。1948年她申请去帝国化学公司工作，但遭拒绝。这间公司的人事部门对这个年轻化学家的评价是“此女任性、顽固、有种危险的自负”。

玛格丽特加入了当地的保守党协会，还参加了1948年的保守党大会，她在会上遇见了一个牛津老友，这个朋友告诉她说肯特郡的达特福德支部正在寻找候选人。这个任性、顽固的女人给选拔委员会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她在年仅24岁的时候成了最年轻的保守党女候选人，吸引了很多媒体的注意。她在达特福德的谋生方式是为J.里昂公司研制冰激凌的乳化剂。可是达特福德是工党的稳得席位，她没能当选。

但她在1949年找到了一个男人，从此再不必为生计担忧，此人还将终生默默支持她的政治事业，他就是丹尼斯·撒切尔。他们在一次晚宴上相识，那是一个标志着玛格丽特被正式接纳为保守党候选人的晚宴。丹尼斯是个离异、有钱的成功商人，他按照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一条人生准则生活：“哪怕闭嘴被人当成傻瓜，也好过开口打消别人的疑虑。”他们两年后结婚。

丹尼斯·撒切尔给他的新婚妻子带来很多礼物。他的收入可以供她读律师。她后来一直都很骄傲地说，她的科学和法律教育为她成为一名成功的世界领袖打下了完美的基础。他在伦敦时髦的切尔西买了房子，在乡下也买了房，1953年龙凤胎出生后，她不愁找不到优质的育儿服务。她只在寻找比达特福德更安全的席位时遇到了点困难，因为好几个保守党委员会都不接受一个年轻妈妈竞选议会席位。她的回答是向公众亮明观点，说她希望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把婚姻和事业结合起来。

正是在这点上，很多本来因她登上英国政坛的最高峰而倍感喜悦的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对她倍感愤怒。因为她在首相任期内从未伸手拉过任何一个女人一把，助其进入内阁。她唯一任命过的女性是詹尼特·杨女男爵（Baroness Janet Young），可杨是上院议员，并非民选从政者。每当被问及此事，她总是辩解说将来总会有她提拔女人的一天，不过现在这些保守党女议员还太年轻还不行。可是俊男们不管有没有经验，从来都会被她毫不犹豫地聚拢在身边。

在育儿这个问题上，她非常不具备同情心，可育儿是所有既想成家又想立业的女人都会面临的难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我的一次访谈中，她愤怒声讨“苏联那样的国家，因为我在那儿见到可怜的、苍白的、很小的小孩一大早就被拽着送进托儿所，被迫在托儿所而不是在家待上一整天。不，不，不”。她建议一个有事业心的妈妈“找一小份兼职工作，好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活跃，再请个可爱的阿姨或奶奶，每周来照顾孩子几小时”。对那些渴望找到靠得住、承受得起的儿童看护服务，从而能像撒切尔一样享受全职工作的女性而言，说这样的话有什么安慰可言？

当她最终成为确定能选上议员的某选区的候选人时，她的孩子才6岁。如果2008年播出的戏剧式的记录片《玛格丽特·撒切尔：通向芬奇利的漫长进程》（Margaret Thatcher: The Long Walk to Finchley）值得信赖的话，那么她认为孩子对她实现成为候选人的抱负是有用的。几个偏向战争英雄而非年轻女人的选拔委员会拒绝了她，但在丹尼斯的帮助下，她开始利用这些男性的老同学关系网所认为的她的弱势——她的女性身份。她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明白核心家庭关切所在的女人，因为她自己就有一个这样的家庭。在丹尼斯的建议下，她把头发染成金色，还完善了她调情式的做派。她选择了伦敦北部确定能赢得保守党议席的芬奇利，而且不管男女，委员会的成员她都设法去打动。终于，她在1959年当选为该地的议员。

撒切尔在麦克米伦政府的晋升神速。到1961年时，她就已经成为分管养老金和国民保险的政务次官，1964年工党获胜组阁后，她担任了影子内阁的几任部长。对当时最具争议的两个问题——同性恋合法化和堕胎合法化——她投了赞成票，但对死刑，她赞成保留。

1970年保守党人重新掌权，泰德·希思（Ted Heath）任首相，他任命撒切尔为教育大臣。据说当时的议会领袖威利·怀特劳（Willie Whitelaw）曾警告希思：“她一旦就位，我们就再也除不掉她了。”的确，很快希思和撒切尔就开始对彼此深恶痛绝。

她当教育大臣时犯了她一生中最大、最被人记住的一个错误。她对教育经费做出各项削减，其中有一项是停止向每个小学生免费提供一瓶牛奶。这给她赢得了“撒切尔，撒切尔，牛奶抢夺者”的外号。她后来说这是个宝贵的教训。她“以最小的政治利益招致了最大的政治憎恨”。

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起就有人说她是未来的首相人选，但在1970年玛格丽特却宣布：“在我有生之年将不会出现女首相，因为男人们偏见太深。”才不过四年，当托利党人惜败1974年的大选时，她就站出来与希思争夺党的领导权。她被看作一个右翼的局外人，但她知道如何用她强有力的风格刺激后座议员（即普通议员），也知道如何在下院的茶室里施展魅力，赢得朋友。1975年她成为党首，偕密友及同事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一起，很快就把保守党右倾化。约瑟夫其人强烈赞成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还力主削减工会权力。

1979年，在被行业动荡和“不满的冬天”所苦的工党任期结束后，保守党人大举获胜。撒切尔的广告攻势打出的标语是“工党不行了”，她的卖点则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讲求实际的家庭主妇，知道如何平衡家庭收支，能被信赖去厘清混乱的国民经济。

接下来的11年间，这个有着经过仔细训练的声音和一丝不苟外表的女人像巨人一般跨骑在英国之上。她把那些“窝囊废”——托利党内那些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人——从内阁中清除出去，还把那些王公大人也清除出去，因为她说这些人对她的态度就像对清洁女工一样，她在自己身边安插的全是与她志同道合的货币主义者。当国家陷入衰退时，她的批评者们要她掉头。她却回击说：“要掉你掉，本夫人绝对不掉。”通货膨胀没有得到控制，高居不下的利率吓坏了我们中那些需要付房贷的人，失业人数高达200万，伦敦和利物浦都爆发了骚乱。

民调显示她是有记录以来最不受欢迎的首相，失败似乎在所难免。谁承想1982年4月阿根廷侵略了英国管理的福克兰群岛。英国外交部想要和平解决，撒切尔却丘吉尔上脑，几天内就派兵去了南大西洋。

经过十天的战斗，英国夺回了福克兰群岛。虽然阿根廷死了649名士兵和水手，英国死了255名，但撒切尔对这场冲突的反应却很冷酷，照片中的她像个获胜的英雄一般站在一辆坦克里说：“当你政治生命的一半都花在类似环境的无聊问题上时，突然来了一场真正的危机，这真令人激动。”“铁娘子”（Iron Lady）诞生了，她的人气开始飙升。

她在1983年的选举中轻松获胜，从此“大把钱”文化开始生根。民众们开始购买政府救济房，英国天然气、英国铁路、英国电信的股票开始热卖，公共设施开始私有化，伦敦的金融机构也开始不受监管。经济飞涨，但是不平等和无家可归的现象也增加了。长此以往，这种对任何人都开放经济的做法将证明是个灾难。

对于来自巴恩斯利、祖先们终生都在矿井中劳作的我来说，1984年开始的矿工罢工是一段痛苦折磨的经历。我被BBC的时事节目《新闻之夜》（Newsnight）派去报导安·斯卡吉尔（Anne Scargill）开设汤厂的情况，安是罢工领袖的妻子。清晨我站在我外祖父当年工作过的煤矿外拍摄工人纠察队，听他们唱《我们必胜》（We Shall Overcome），看我长大的社区因其唯一的主要工业死亡而垮掉。撒切尔损害了工会的权力，在我出身的工人阶级社区，绝对不会有人提她的名字。

1984年在布莱顿召开的保守党大会让人看到了这位铁娘子的真实本性。爱尔兰共和军布置的炸弹在大饭店爆炸，几乎炸死了她和她丈夫。有5人死亡，34人受伤。但在第二天上午，她以一副似乎根本不为所动的样子站起来发表演说，谴责炸弹袭击者，无比清楚地表明：“此次袭击失败了。所有妄图用恐怖主义破坏民主的行为都将失败。”

当我20世纪80年代晚期遇到她时，我能看出来，她已经沉浸在对自己声望的过分自信中了。她说服自己相信，因为她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Gorbachev）撮合到了一起，于是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都正在得到解决。她跟我说她能和戈尔巴乔夫做交易，他俩1984年在契克斯她的首相乡间别墅会过面，她还和里根有着长期的密切交往。1985年11月，她在日内瓦打造了这两位领导人的一次会谈，讨论双边核军备裁减。1986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再次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峰会见面，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她无疑在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男人间达成了重要的协商，但是当她宣布是她一个人结束了冷战，并把两德统一和苏联解体说成是她一个人的功劳时，她就未免太夸张了。

撒切尔还坚持人头税是她一个人的高招。1987年地方房产税被废除，代之以一种统一税率的社区税，必须人人缴纳，不论收入如何。全国上下到处都有骚乱和游行，人们举着上写“付不起，不愿付”的旗帜。撒切尔拒绝让步。

这是末日的开端。人头税和有关欧洲的争议使她失去了党内的支持，她强烈反对任何有关建立一个超级欧洲大国的想法。还有证据显示，这个先前曾在茶室里吸引了同事们的魅力女人现在已经变得专横粗鲁，哪怕对她最亲密的支持者也是如此。对她施以致命一击的是杰弗里·豪爵士（Sir Geoffrey Howe），她的副首相，前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

豪是欧洲一体化的热烈支持者，他反对撒切尔对欧共体政府关系的处理。他1990年11月13日的辞职演说据说出自他强悍的妻子埃尔斯佩斯之手，其中指责首相“开赛时把击球手们派到了球门区，结果第一批球已经投了出去，击球手们却发现球棒早在赛前就被队长折断了”。演讲结束时他说：“是时候了，其他人也该想想自己对忠诚的悲剧冲突的反应，我本人就可能已经深陷太久。”半个月后，1990年的11月28日，我们看见撒切尔哭着和丹尼斯离开了唐宁街。

我最后一次采访撒切尔是在1993年她出版自传《唐宁街岁月》时。她答应来我的演播室，这可是我的地盘，不是她的地盘。我想机会终于来了，我要问问她，让她解释解释在她的政治生涯中对她性别的不断提及如何影响了她。过去她总是对此类问题顾左右而言他，不管对我还是对其他记者都始终回答：“我不是女首相，我是首相。”

我还真以为我能说服她，让她为了造福其他那些可能想要进入政界的女性，谈谈她是如何对付那些对她如对清洁工的内阁部长的。我设计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你如何对付那些不能平等对待女性的托利党大人？你又如何看待人们经常说你‘用手提包打做坏事的人’这种说法？还从来没人说过男人用公文包打人。还有艾伦·克拉克（Alan Clark）在日记里写他在首相问答时间里如何欣赏你美好的脚踝。密特朗（Mitterrand）总统也说你有着卡利古拉（Caligula）的眼睛和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的嘴唇？”

接下来的那个周末，《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广播评论家说这是唯一一次他的收音机“僵住”了的时刻。对我来说这也是个艰难时刻，因为采访者最怕的就是被访者一言不发。我很快转移到下一个问题，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原来她以前从来都没听说过这些事。她的新闻秘书伯纳德·英厄姆（Bernard Ingham）非常保护她，给她看的报纸剪报里绝没有任何他认为她无须知道的事。

1992年撒切尔成了女男爵。政治方面，她在上院仍然活跃，直到丹尼斯2003去世，此后她不再经常出席上院活动。2007年，她的塑像被陈列在议会里她所崇拜的英雄丘吉尔雕像的对面。2013年她死了，终年87岁，享受最高军事荣誉的礼葬。有人为她哭泣，有人则因此欢唱：“叮！咚！女巫死了！”对她，始终是爱与恨一样多。

留下来的是撒切尔主义。2016年前首相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说：“我们都是撒切尔主义者。”撒切尔的政治哲学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塑造了英国：基本服务私有化、政府为中低收入者建设的公共住房被削减、自由市场、针对金融服务的监管被解除，还有那种期待每个人都应独立自强的文化。我们如今所处的国家由她塑造。

但她确实又为女人向前迈出了非凡的一步。雪莉·威廉姆斯有次告诉我她很感谢撒切尔，因为撒切尔证明女人即使是在更年期也能完全用脑。

撒切尔被罢免后，有一天我和大儿子爱德在厨房准备晚饭，听见收音机广播说约翰·梅杰（John Major）将要出任首相。

“妈妈，”只有7岁的爱德说，“他们是说约翰·梅杰要当首相了吗？”

“是的，”我回答说，“是这样。”

他想了一会，脸上神情困惑。“但是，妈妈，我还以为那是女人干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