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去世在民国文坛是一件大事，他对中国现代诗词的影响巨大。武学当中，剑客讲究，人剑合一，徐志摩就是这样一个人，只不过他是人和诗合为一体，他的人是理想化的、浪漫的、洒脱的，他的诗也是这样，字里行间充斥着浪漫和洒脱，他的散文同样如此，他不像鲁迅先生，思想的深刻和澎湃的内心只放在字里行间，而本人则是另外一副活泼的模样。

徐志摩的散文和他的诗一样，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无限的奇思，读来仿佛就是一首引人入胜的新月诗词，这是徐志摩最独特的地方，他仿佛能够让任何事物都充满诗的灵动。

“飞”是徐志摩作品当中一个重要主题，从他的笔名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云中鹤、仙鹤都是飘然超脱之意，徐志摩渴望超脱世俗，可是他一生深深陷入了感情纠葛和生活的泥沼，而鲁迅先生为隐于市的大隐，却又往往让人有神仙般难以企及的感觉，两相比较之下不禁令人想起那句颇具哲理的话：越想得到的越是得不到。

徐志摩生前逝后都未能达成超脱世俗的祈愿，但是他的死却和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是因为飞机失事而去世。世上总有一些巧合，徐志摩在散文《想飞》的结尾这样写道：

“同时天上那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硼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

这一段描写就如徐志摩对自己下的谶语魔咒一般，在从南京返回北平的途中于济南党家庄上空应验。

徐志摩在1931年11月19日早上准备乘飞机离开南京回北平的时候，给林徽因发了电报，说自己下午三点到北平，让梁思成开车去接他。到南京明故宫机场后，将要登机前，徐志摩突然感到一阵头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此次徐志摩的南返，行程紧凑基本上没得闲，拜访了很多朋友，又要做些生意，而且还跟陆小曼闹了很大的矛盾。此时距离徐志摩母亲去世也才仅仅七个月的时间，徐志摩的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连番的身心劳累难免身体出现异样，他本不想走了，可最后还是决定坚持一下，只要几个小时就能到达北平。坚持必有原因，张幼仪曾经表示，徐志摩最后去世是因林徽因，如果不是为了看林徽因的演讲徐志摩不至于急忙赶回北平。

不能否认，徐志摩急着赶回去是有跟林徽因又一定关系，因为林徽因19日下午有演讲，徐志摩答应要出席。可是将这完全归结于林徽因也绝不正确，他回北平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他在离开北平南返时就已经定下的事情。

徐志摩曾给陆小曼写过这样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且行走颇不易，因北大同人都相约精神，故即成行亦须于三五日内赶回，恐你失望，故先说及。

这封信在赵家璧编辑《志摩全集》书信部分的时候，从陆小曼那里拿到，信上所写时间为九日，但是具体哪一年哪一月并没有写明，按照陆小曼的意思，这封信是1928年5月9日徐志摩写给她的。可是通读整封信就能发现陆小曼所提供的时间存在很大疑点。

徐志摩信中表示自己要坐张学良的专机去南京再到上海，可是1928年5月9日徐志摩就在上海，并且张学良的专机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候从北平去南京，那时候张学良还在东北。在1931年，经历中原大战，张学良成为此战最大赢家，主政华北，这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封信，应为1931年11月9日徐志摩写与陆小曼。

信中已经明确表示自己要在三五日返回，原因是和北大同仁相约精神。这精神又是指的什么呢？在离开北平前，徐志摩曾拜访诸多好友，与熊佛西有过一次长谈。根据熊佛西的回忆，徐志摩曾提到自己已经经历了人生千般滋味，就是还没有经历过战场的生活，他希望自己能够去前线杀敌战死沙场，他认为死在沙场是今日诗人最好的归宿。这段话中能够强烈的感觉到，徐志摩对于家仇国恨的一腔怒火，要知道此时“九一八”事变刚过两个多月，对于日寇的入侵和紧逼举国一片愤慨，此相约精神所指的应是共赴国难，同仇敌忾。

后来有一件事也能证明这一点，徐志摩在确定第二天清晨离开北平时，前去林徽因那里告别，但是林徽因和梁思成都不在家，徐志摩等了一段，两人还是未归，于是留下了便条，林徽因回到家中看到便条随即给徐志摩去电话，大概就是对他此行安全的担忧，徐志摩在电话中说到这样一句：

“很稳当的，我还要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哪能便死？”

这很伟大的事迹难道是说要回来听林徽因的演讲吗？可能有这个成分，但是绝不止于此，林徽因的演讲担不起伟大两个字，徐志摩所说的更伟大的事迹所指的也应是相约精神即共赴国难。

没人能想到，徐志摩会在返回途中遭遇空难，他“相约精神”的愿望终究没能完成，本欲战死沙场的诗人倒在了爆炸声中，只是这爆炸声并不是战场的枪林弹雨而是飞机触山的哀嚎，着实让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