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枪队的队长，英国人查理·乔治·戈登，相信许多人都有印象，因为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上有重点提到过这个人。

对于戈登的评价，我们的历史课本态度十分明确，“恶贯满盈的戈登在喀土穆被苏丹起义军打死”。所谓恶贯满盈，就是恶得不能再恶了。这四个字，就是放在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里，都是位居四大恶人之首的存在。

说戈登“恶”，其实也不算冤枉了他，因为戈登确实在中国干过恶事。第一件事，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戈登作为英法联军的一员，参与了对北京的占领。第二件事，则是前面说到的，戈登率领“常胜军”洋枪队，与李鸿章的淮军一道镇压太平天国，手上沾染过中国人的血。

不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戈登参与这两起事件，主要还是客观因素在主导。比如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洗劫圆明园的时候，戈登只是联军中一个普通的士官，一个听从命令的军人。他即便有恻隐之心，也总不能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战友，向长官说，中国的文化瑰宝圆明园，由我戈登来守护吧。

同理，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是远在伦敦那些叼着烟斗、大腹便便的政客们的决策，戈登只是上位政策的执行者。因此，戈登虽恶，但让他一人来承担所有战争的罪过，显然是不够公平的。

此外，对戈登私德和人格的指控，亦不甚妥当。因为恰恰相反，戈登的人品非常正直，与和他并肩作战的李鸿章相比，简直是判若云泥。

戈登认为，战争就是军人与军人间的对垒，不应把无辜的百姓牵扯进来。因此戈登始终不愿意像李鸿章的淮军那样，靠掠夺百姓财物补充军需，坚持要李鸿章给常胜军发放军饷，两人还为此起过不少争执。另外，因为李鸿章在苏州滥杀已经放下武器的太平军，也让戈登震怒不已，还一度因此与李鸿章决裂。

戈登与太平军作战这段时间，始终都把自己定位为来完成一项军事任务的军人，而非一名侵略者，他是来打仗，而不是抢劫。因此，洋枪队由戈登接手统领后，一改过去华尔指挥时涣散腐朽的的作风，成为了一支军纪严明的队伍。

同时，戈登在华的数年经历，也让他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感情。戈登自认为是中国人的好朋友，看到当时大清积贫积弱、内忧外患、民生疾苦的境况，也衷心希望中国能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因此，在同治三年（1864年）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戈登临走之前，曾通过李鸿章向清政府提出了他认为中国未来改革、发展所应当采取的20条措施建议，作为朋友之间善意的提醒。

正如戈登自己所说，“华人皆我旧友，故将我之意见告诸中国官员，望中国照办。庶几中外相安，我之意见或无足取，但系为好起见，无非爱护中国之心。”

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便戈登另有所图，但他作为一名局外人来看当时的落后的中国，必然会有许多领先于国人的见解，一睹其言至少不会有坏处。

而且百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戈登在当时，竟然还作出了不少准确的预言。

戈登这20条赠言，内容非常丰富，几乎涵盖了外交、内政、军事、民生等各个领域。其中最为核心的观点，是赠言的第5条，“中国必为自强之计，否则洋人不能相助整顿一切，务须逐渐兴办。”这是一条总的目标和纲领，中国要摆脱危机，必须要自立、要自强，必须摆脱对洋人的依赖。

对于戈登提出的这个目标，大清的开明人士其实已经开始着手在做，方法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也是往后三十年中国“洋务运动”的滥觞。

除了这第5条之外，其余的都是比较具体的建言。比如在外交方面，戈登建议日后中国与外国商议条约，最好是在中国进行。理由是如果中国官员跑到国外和人家谈判，容易受人蒙骗，导致中国吃亏。

这条建议，应该说还是比较切中要害。比如后来完颜崇厚在俄国订《里瓦几亚条约》，李鸿章赴日签《马关条约》、赴俄签《中俄密约》，都是吃了客场作战的亏，导致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但如果说在中国签约就不吃亏，其实也不尽然。晚清时期，清政府与外国签订和约多为城下之盟，不管在哪里签，其实都是中国受损，只是可能止损点能够低一些而已。归根结底，中国还是要抓紧时间改革自强，才有可能得到西方国家的平等对待。

另外，戈登还建议中国与外国商议条约时，要多用书面文字，少用口头语言；在签约之前，先将条款透露给其他国家，如果条约中暗藏陷阱，别国也会帮助指出。

这些建议，确实都是为中国利益考虑的忠言，但从戈登口中说出来，总感觉不是那个味道。毕竟戈登不过是一个打仗的军官，这些对他而言只是常识。英国素以外交手段卓越而闻名，而当时中国外交官的外交水平，连英国的一名军官都比不上，更别想能在谈判桌上有什么作为了。

同时，戈登作为一名军人，也从军事的角度，提出了他对中国发展军事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大清的国都选址不当，这会是中国未来开展对外事务和发展军事力量的一个主要掣肘。

戈登倒没有直接建议大清迁都，只是提醒“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衅”，因为“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

在清朝以前，中国所受的主要外来威胁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北京建都尚有长城关隘缓冲。但近代以来，海军成为主要作战力量，北京离天津大沽口过近，无险可守，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已是明证。后来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的过早投降，也是因为外敌太过容易威胁到京畿的缘故。

在军种的发展顺序上，戈登也建议中国优先发展陆军，待陆军练成后再发展海军。否则作战时海军在陆上没有退路，即便再强，终究也是形同虚设。所以戈登甚至还建议清政府把买来的船先卖掉，换成后膛枪装备陆军。

戈登提出清政府要多鼓励国人学习外语、学习洋务、学习税务，其最终目的，就是替换掉目前帮助中国打理这些事务的洋人，让中国人自己当自己的家。还有一些更加具体的民生问题，比如开设通州到北京的铁路，还有疏浚上海吴淞口外的拦港沙等。

另外，戈登用3条建言，着重提醒清政府要加强对香港和澳门的重视程度，不要因为已被别国租借，就将其弃之如敝屣。

最后，戈登在其中，还说了一句非常霸气的话，“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这句话也经常被后人所津津乐道。

戈登这条建议，一般被认为是针对清政府高层一些好为大言、纸上谈兵的主战派官员的。从理论上看，这句话说得没错，不能战而战，乃是祸国殃民。但是实际上，到底能不能战，都是各自主观的看法，而客观形势有时很复杂，不是可以轻易作出准确判断的。

按照戈登的说法，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一度被许多人视作“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要是将丘吉尔斩首，可能就没有后来盟军的胜利了。而且如果把主战派统统杀光，只有一种声音的朝堂，就会成为培育汉奸走狗的土壤。

所以，戈登当时对清政府提的20条赠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也存在其局限性。由于他是军人出身，没有过多地接触政治，因而并未意识到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虽然为清政府指明了方向目标，也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建议，但没有触及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开出的药方治标不治本。

加上清政府对戈登这副洋药，还不一定爱喝，因此这病，也就一拖又拖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