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苏丹便是一个受外来文化冲击和影响的国度。早在古埃及文明时期，苏丹便经历了一个埃及化的进程。古罗马帝国时期，伴随基督教被定为国教以及埃及成为帝国行省，苏丹又经历了一轮基督教化的进程。公元前735年至公元350年，北部苏丹的尼罗河谷由独立的和高度埃及化的王朝统治，伴随受迫害的基督教徒从埃及来到苏丹，基督教开始在苏丹传播。至7世纪阿拉伯人袭击努比亚时，基督教已经成为努比亚王国的国教。

与此同时，伴随阿拉伯游牧民在阿拉伯半岛的崛起以及7世纪伊斯兰教的创立，阿拉伯人开始了国家统一和对外征服的进程，苏丹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外来文化冲击，并开启了阿拉伯化的历史进程。本文在此前推送的《历史进程中“阿拉伯人”内涵的变迁》所提供的宏观背景基础上，具体深入到苏丹国别，继续研究和追踪苏丹的阿拉伯化进程。

苏丹阿拉伯化的外部动力

苏丹的阿拉伯化进程主要由两大外部动力驱动，即：阿拉伯半岛本土因素和埃及对阿拉伯人的政策。

首先是阿拉伯半岛本土因素。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半岛的崛起、统一与征服，构成推动苏丹阿拉伯化的外部推动力之一。但除了阿拉伯自身的扩张进程，阿拉伯人的向外迁移和流动，还主要受阿拉伯半岛本身人口过剩、资源匮乏、降雨量减少、周期性干旱等自然环境恶化因素的影响。此外，部落冲突也推动了阿拉伯人的向外移民，比如欧曼尔·伊本·哈塔布（Umar ibn al-Khattab，634-644年，穆罕默德去世后的第二任哈里发）为避免部落冲突，曾经命令巴利伊（Baliyy）部落的1/3人口迁移到埃及。

由此，在自然环境恶化、部落冲突以及对外扩张等因素的共同驱动下，阿拉伯游牧民向埃及、苏丹和阿比西尼亚等邻近地区寻找出路，旨在谋求新的生存空间。

1279年的马穆鲁克王朝

其次是埃及对阿拉伯人的政策。埃及对阿拉伯人的政策，经历了一个根本性变化，阿拉伯人由最初的享有特权转而被剥夺特权。埃及的阿拉伯人属于少数特权阶层，形成于倭玛亚王朝（661-750年）和阿拔斯哈里发（750-1258年）时期，作为贵族的统治阶层和战士，阿拉伯人从国库直接获取津贴。为确保战斗质量，欧曼尔·伊本·哈塔布不允许阿拉伯人拥有土地，以至于阿拉伯人不能从事农业。即便是该限制政策被废除，阿拉伯人也不用支付全额的土地税，并继续居住在城市。直到倭玛亚王朝统治晚期，阿拉伯人才开始与埃及人融合。直至几百年后埃及变成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许多阿拉伯游牧民对定居生活依然并不感兴趣。

公元750年倭玛亚王朝覆灭，阿拔斯王朝崛起并试图协调阿拉伯人和马瓦里人（Mawālī，非阿拉伯的穆斯林）的不同利益。禁卫军不再单纯从阿拉伯战士中招募，阿拉伯战士的贵族阶层特权逐渐被剥夺，津贴发放仅限于那些积极为王朝服务的阿拉伯人。面对这些变化的阿拉伯人部落，或者开始定居下来从事农耕，或者重返游牧生活，那些不能接受新形势的阿拉伯人迁移到新的地方，邻近埃及的苏丹就是目的地之一。

穆塔西姆（Mu‘tasim，833-842年）哈里发统治埃及后，取消所有阿拉伯人的津贴并停止支付薪水，这事实上成为在埃及的阿拉伯人的历史转折点。埃及不再需要阿拉伯人提供作战服务，阿拉伯人被土耳其军事奴隶取代，这些军事奴隶也就是马穆鲁克（Mamluk，原意是“奴隶”，也被译为“马木留克”）。部分阿拉伯人开始定居并与埃及人融合，其他阿拉伯人向更远的南方迁移。

喀土穆大学历史学教授优素福·法迪尔·哈桑（Yusuf Fadl Hasan）的研究认为，穆塔西姆开启的埃及军队的土耳其化可能是促使阿拉伯人向苏丹移民的最重要的因素。阿拉伯移民的规模与埃及统治者和军队土耳其化的程度密切相关，在阿尤布王朝（1171-1250）和马穆鲁克王朝（1250-1517）时期达到顶峰。

苏丹阿拉伯化的主要通道

阿拉伯化在苏丹本土的进程方面，主要体现为阿拉伯人向苏丹的移民进程，以及阿拉伯人与苏丹本土居民的融合进程。伴随阿拉伯人通过不同道路抵达苏丹以及在苏丹的融合，苏丹的阿拉伯化进程也在深化并向苏丹本土全境扩散。总体而言，苏丹的阿拉伯化进程主要通过阿拉伯人的三条移民和经商道路在推进。

伊本·巴图塔旅行路线路

（一）伊斯兰教到来之前的情形。在伊斯兰教到来之前很长时间，阿拉伯人主要通过两条道路抵达苏丹。首先，穿越西奈沙漠抵达埃及而后辗转至苏丹，该通道是有成文记载的阿拉伯人抵达苏丹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道路，苏丹的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进程也主要沿着此条道路进行。其次，穿越红海取道阿比西尼亚然后北上进入苏丹，或直接穿越红海抵达红海西岸的苏丹境内。该条道路仅在苏丹的传说中有提及，但伊本·朱巴尔（Ibn Jubayr，1145-1217年）和伊本·巴图塔（Ibn Battūta，1304-1377年）见证了中世纪大量朝圣者从艾德哈布（Aydhāb）穿越红海到达吉达港（Jedda）。即便是今天，苏丹的朱海纳人部落依然像数个世纪前的祖先那样，乘坐同样的船只在苏丹港和吉达港之间横穿红海。然而，相比取道埃及的阿拉伯部落的规模，通过海陆到达苏丹的阿拉伯人缺乏可比性，这里将取道阿比西尼亚到达苏丹的道路也归于海陆。该时期的阿拉伯人以商人和移民为主，通过贸易、定居和通婚等形式促进了苏丹本土人的阿拉伯化。

（二）进入穆斯林时代之后的情形。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之后，阿拉伯人抵达苏丹沿袭了此前的两条通道。除此之外，伴随阿拉伯帝国向西北非的扩张和征服，还出现了一条新的通道，即从西北非向苏丹迁移。鉴于阿拉伯移民规模较小，该通道是最不重要的道路，并非阿拉伯人移民苏丹的主要通道。

穆斯林时代抵达苏丹的阿拉伯人，主要是从事和平贸易的商人和阿拉伯移民，此间的阿拉伯人虽然同样以和平贸易和阿拉伯人移民为主，但通过贸易以及与当地人通婚，促进了伊斯兰教在苏丹的传播。伊斯兰教在苏丹的传播，主要源于商人的和平贸易及阿拉伯人的渗透，并成为苏丹阿拉伯化进程中除阿拉伯人血统、阿拉伯语等之外的新要素。

苏丹阿拉伯化的进程

这里以苏丹东部的贝贾人、北部的努比亚人和西部的巴卡拉人为例，在结合前述阿拉伯人抵达苏丹的三条主要通道的基础上，系统展现阿拉伯人在苏丹的本土迁移过程和苏丹阿拉伯化的本土进程。

（一）苏丹东部的贝贾人。阿拉伯人游牧部落通过北部通道和第东部通道抵达苏丹东部的贝贾王国，部分阿拉伯人与贝贾人通婚同化，同时导致贝贾人一定程度的阿拉伯化。在前伊斯兰教时代，贝贾王国成为阿拉伯人的聚集点；伊斯兰教降临后，穆斯林阿拉伯人沿着数个世纪以来前人走过的道路进行移民和贸易。

9世纪，伴随穆塔西姆击败贝贾人并签署协定，穆斯林在贝贾地区的影响力显著提升。贝贾的土地和居民成为哈里发的财富，清真寺在贝贾土地上出现。贝贾王国沦为附属国，阿拉伯人可以自由在贝贾迁移或定居。12-14世纪中期，伴随东部商业和采矿活动衰落，阿拉伯人失去生计向苏丹内地迁移，比如杰济拉地区。不满埃及统治的阿拉伯人也逐渐进入贝贾王国寻找牧场，鉴于贝贾北部平原牧草并不茂盛，大量阿拉伯移民经贝贾迁移到苏丹中部平原。通过一系列从贝贾王国放射出的小道，阿拉伯人移民向中部尼罗河地区、布塔纳和杰济拉迁移。

苏丹地图

（二）苏丹北部的努比亚人。阿拉伯人通过第一和第二条通道抵达苏丹北部地区。伊斯兰教诞生以来，游牧的阿拉伯人便开始小规模地进入苏丹寻找牧场，最初居住在阿斯旺。倭玛亚和阿拔斯王朝早期，阿拉伯人从努比亚人手中购买土地，被努比亚国王视为潜在威胁。

马穆鲁克远征以来，大量阿拉伯部落到达努比亚，鉴于努比亚沙漠及狭长的沿河耕地缺乏吸引力而转向苏丹腹地。留下定居的阿拉伯人接受努比亚文化，学习农业技术和定居农民的语言。阿拉伯人数量的绝对优势以及阿拉伯移民与努比亚人民之间长期的联系，导致努比亚地区成为苏丹国内阿拉伯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受阿拉伯人定居或大量阿拉伯人经过等因素影响，伊斯兰教在努比亚地区逐渐取代基督教，部分本土居民也采用阿拉伯谱系。阿拉伯移民南下迁移，途径贝贾和努比亚的阿拉伯移民在尼罗河中部、布塔纳（Butāna）、麦罗埃岛和杰济拉地区汇合，并从毗邻的栋古拉继续向西迁移，远达科尔多凡与达尔富尔。

（三）苏丹西部的巴卡拉人。阿拔斯王朝以来，为躲避埃及的镇压，部分阿拉伯人向南逃往苏丹，期间融合了其他阿拉伯人元素，抵达科尔多凡和达尔富尔北部等放牧骆驼和蓄养羊的理想之地。随着阿拉伯人移民浪潮的一波波推进，后来的阿拉伯人只能向南部寻找新的空间，逐渐融入南科尔多凡和达尔富尔的本土居民，这些人逐渐改为以蓄养牛为生，被统称为巴卡拉人，巴卡拉阿拉伯人主要取道尼罗河或北非到达苏丹。

在阿拉伯人部分融入本土文化之中的同时，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本土居民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阿拉伯化。但总体而言，苏丹西部的富尔人在种族和文化上依然更接近尼格罗人而非阿拉伯人，大多数巴卡拉人虽然混入了阿拉伯人的血统，但却保留显著的尼格罗特征。

总 结

总体而言，苏丹的阿拉伯化主要受到阿拉伯半岛本土因素和埃及对阿拉伯人政策改变等外部动力的驱动，伴随阿拉伯游牧民通过红海、西奈半岛—埃及、西北非三条主要通道涌向苏丹内陆，在苏丹本土形成了三条迁移的路线，即：由东向南再向西的东部路线，由北向南再向西的中部路线，和由西北非直达苏丹西部的西部路线。伴随东部和中部路线的推进，阿拉伯移民南下深入苏丹腹地，在合流之后继续向苏丹西部迁移，在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同西部路线的阿拉伯人移民融合。由此，阿拉伯移民广布苏丹的东部、北部、中部、南部和西部地区。

鉴于苏丹本土不同地域自然条件的差异以及不同地区阿拉伯移民规模的不同，苏丹本土的阿拉伯化进程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直接影响此后苏丹的国家治理进程。有关苏丹阿拉伯化的异质性及其影响，笔者将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跟进并撰文与诸君分享。

学术顾问：俞洪亮 王金铨

主 编：姜恒昆

校 对：石志宏

责 编：周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