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22日，中央军委一纸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同时对调。当时全国共11个大军区，同时就有8个军区的司令调动，这在我军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一调整缘自国际和国内双重背景。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

国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苏边境领土纠纷日渐升温，苏联陈兵百万、虎视眈眈。特别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全军进入紧急状态，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

国内方面，时至1973年，全军11个大军区中，多数负责人在一个军区已经工作了10～20年。身边都是老部下、老熟人，遇事掣肘不利于工作，且专注于某个大军区职责时间过长，工作容易依靠老习惯办事，缺乏创造性。这些无疑影响并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稳定与发展，调整势在必行。

毛泽东和邓小平

此外，1973年3月10日，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邓小平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8月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由于此时周恩来病情加重，毛泽东有意识培养邓小平成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对邓小平更加器重。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中，毛泽东讲到各大军区司令员久未调动的问题，问邓小平怎么办？邓小平稍作沉思，随后把面前的茶杯和毛泽东的茶杯对换了一下。毛泽东会心一笑，说道：“英雄所见略同。”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就油了”

1973年12月12日至15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地中南海游泳池，连续4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的建议。

他反复征求大家的意见，问有没有这个必要，并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对这个问题他说他想了好几年了。他提议我（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八大军区司令员

【李德生，时年57岁，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8年起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70年4月任总政治部主任，1971年1月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担任本职近3年。

陈锡联，时年58岁，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9年起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担任本职14年。

许世友，时年68岁，1955年出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被授予上将军衔。担任本职18年。

丁盛，时年60岁，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9年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担任本职4年。

杨得志，时年62岁，1955年任济南军区司令员，被授予上将军衔，担任本职18年。

曾思玉，时年63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67年3月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担任本职5年。

韩先楚，时年60岁，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7年任福州军区司令员，担任本职13年。

皮定均，时年59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69年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担任本职4年。

此外，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3人任本职时间较短，未做调整。】

“只有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他交代叶副主席把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开一个军委会议。他对对调的时间、迎送方法、注意些什么事，都提出了具体意见。

他说到我在北京军区搞的到是不那么久，同我开玩笑说，你家出了个李铁梅(编辑注：李铁梅为现代京剧《红灯记》的人物），你就是“李铁梅”，你是陪绑的。他风趣地说了两遍：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在政治局会议，包括有部分军区司令员、政委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多次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在讲解歌词时，要求大家一切行动听指挥，说只有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不一致就不行呢。他提出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鼓励大家慢慢来，就会顺手。到会的同志对毛主席的提议都表示拥护和赞同。

军委于12月18日召开有关大单位司令员、政委参加的会议，学习讨论毛主席的讲话。大家都认为，司令员对调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地方党政建设，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很有必要。22日会议结束时，叶副主席作了会议总结。毛主席要求命令下达后的10天内各军区司令员到新的岗位任职。每人可以带10人以内工作人员。不到10天，就在12月底，大家都提前到职了。

我于22日会议结束后，向总政交代了工作，到叶帅处向他辞行，25日，我和陈锡联同志参加了北京军区的干部大会，传达了毛主席讲话和军委会议精神，宣读了中央军委的命令。12月26日，叶帅为我饯行后，下午，在纪登奎、吴德同志陪同下，乘飞机前往沈阳。

1979年秋，沈阳军区李德生司令员(右二)在连队视察。

加强北部国防建设，保卫首都安全

在这里，我简要地追述一下我从1971年1月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后，将近3年时间的，战备工作方面的情况。

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我国北方当面陈兵百万。如何防御外敌入侵，加强我国北部国防建设，保卫首都安全，是毛主席、党中央特别予以关注的大事。毛主席在政治局议论国际局势时，多次同我谈到华北地区的战略方针和部队建设，他一再说，有备无患，有备少患。他还说到，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要建立堡垒区，重点要对付敌人的乌龟壳。而且反复强调要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他还问我，如果敌人在华北空降几个师，我们应该怎么办?敌人要摔原子弹，城市人口如何疏散?这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北京军区的战备工作，关系到全国，特别是关系到首都的安危，这是军区党委必须认真对待，并且要下大力抓好的。

我到北京军区工作后，同党委同志一道，通过听取汇报、集体研究、组织落实，在战备和部队训练工作上，主要抓了3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和军区领导同志司令部机关，反复学习研究了如何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我们在空中和地面对周边和纵深的地形，战场建设，包括人防工事，作了全面勘察。我们乘飞机看地形时，周总理亲自过问，派人做空中和地面警卫、安全保障工作。我们还印发了毛主席推荐的《读史方舆记要》关华北部分，并结合现代战争形势，作了必要的阐述，并批判和纠正了林彪在战略工作上提出的所谓“镶边防御”的错误方针。

李德生（资料图片）

其次，是为了改变毛主席批评的那种“只搞文不搞武”的状况，指导军区部队加强了军事训练，兴办教导队，大搞野营拉练，特别是加强了有针对性的反空袭、反坦克、反空降，打飞机、打坦克、打伞兵的训练，改进了部队的技术战术训练。根据华北战场的特点，对民兵建设和训练，也提出了具体部署和实施措施。军区多次召开训练工作会议，并且召开打坦克训练经验交流会这样专业性的会议，反复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交流经验，检查落实，使军区部队训练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1973年，李德生陪同毛主席接见越南阮友寿主席。

第三是针对未来战争中可能出现的敌飞机空袭、大批坦克入侵、敌军空降和使用原子化学武器等情况。在马卫华副司令员的具体领导下，司、政后机关积极配合，组织了“三打三反”和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阵地防御作战演习，及有空军、诸兵种和民兵参加的打敌集群坦克研究性战术演习。当时从毛主席到战士，都蔑视地把敌人坦克称之为“乌龟壳”。部队指战员对如何打大集群“乌龟壳”展开了群众性的讨论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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