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又是一年。前几日是南京大屠杀81周年祭。在过去的81年里，每年的这一天，南京的道路都特别拥挤，因为30万人不得不回家。 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都很老了。今年，时间又夺走了20名幸存者。 目前，登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不到100人，他们仍在陆续离开。 这是一个和平的时代，战争期间的血泪，这将被认为是破坏气氛和不恰当的。这是国家崛起的时代。你永远记得屈辱的痛苦过去，并且会被视为揭露古老的伤疤，嗜血和残忍... 因此，南京大屠杀被遗忘了。 在家里，年轻人质疑这一历史纪念活动的意义，并喊道:“南京大屠杀与我有什么关系？”；在国际，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二战中犹太人血洗的历史，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南京大屠杀有同样的悲剧。 从痛苦的家庭和国家历史到对世界的记忆，南京大屠杀在过去的十年或二十年里被广泛认可。在中间，有一个外表柔软、内心坚韧的女人，每个中国人都值得记住:张纯如！ 她自己改变了世界，使西方社会似乎在一夜之间重新发现了南京大屠杀，并使这一痛苦的过去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历史。 没有她，世界将不会记得南京大屠杀。

就关系而言，张纯如和南京大屠杀实际上相距甚远。 她是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第二代中国人。当她1968年来到这个世界时，悲剧已经过去了30多年。 在遥远的美国，她对中国的历史记忆来自她的父母和祖父母的故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也是如此。 1994年，张纯如参观了在洛杉矶举行的南京大屠杀小型摄影展。被蹂躏后被杀害的女人，扭曲的身体，被斩首的男人，刀锋倒下的那一刻，头没有倒下，极大地影响了她的心。 父母和祖父母讲述的遥远历史突然变得如此真实和可怕。 让她感到真正可怕的是，奥斯维辛惨案的历史在西方世界几乎是空白的。 此时此刻，张纯如决心写一本书，向全世界讲述1937年在南京发生的事情。 当她真正进入这个黑暗的历史时，她慢慢意识到她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张纯如花了很多时间阅读美国档案馆中的历史资料。 这些历史数据来自1937年在南京的美国人的第一手记录，包括大学教授的来信、传教士的日记、记者的报道和图片等。半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静静地躺在档案馆里，几乎没有人读过。 阅读真相让张纯如极度痛苦，他经常泪流满面，有时因愤怒而颤抖，有时感到窒息。 南京大屠杀的悲剧给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来面对这段历史。 虽然南京大屠杀的旧账似乎相隔半个多世纪，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数据仍像一本酷刑百科全书:斩首、活活烧死、活埋、溺死在粪池中、挖心脏、剖腹、用军犬杀死、先强奸后剖腹产、取胎儿、切割乳房、切割生殖器、用刺刀刺伤外阴、强迫受害者公开乱伦、强迫日本军队强奸妻子强迫丈夫观看等等。 张纯如后来说，在撰写《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每天都接触到大量日本暴行的历史文献，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创伤，经常患有失眠和抑郁，在写这篇文章时，头发掉了很多，体重减轻了。 不仅如此，她还在1995年夏天独自来到南京，进行了20多天的实地调查和采访。 在南京逗留期间，她重温了大屠杀的废墟，口述并拍摄幸存者。她无数次沉浸在这一年的情景中。 她说:“南京大屠杀是南京无法治愈的精神创伤，它是深刻而痛苦的，多年来隐藏了南京居民压抑的恐惧和仇恨。”

陪同张纯如在南京进行调查和采访的杨夏明教授后来回忆说，张纯如有强烈的正义感，并对大屠杀的幸存者深表同情。 张纯如采访的大部分大屠杀幸存者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都很差。她感到震惊和悲伤。她发自内心地说，她想学习法律，并在将来代表这些人起诉日本要求赔偿。 每次面试结束时，她都会给幸存者留下一些钱。 两年后的1997年，张纯如的书《南京大屠杀》在美国出版。写作过程对她来说是一场漫长的考验。为了鼓励她写作，她把日本大屠杀的照片张贴在她在书房抬头的地方。 但事实上，张纯如无法触及这样一个“负面能量”主题。她来自一个好家庭，她的父母是美国著名大学的科技教授。她在写作方面很有天赋，在她最年轻的时候，写作项目由基金会资助。 她真的没有义务牺牲自己的精神状态来操作如此痛苦的手稿。 如果是这样，是她作为历史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促使她做出这一决定性决定。 她说:“每个人都会死两次——一次是在肉体上，一次是在别人的记忆中。当故事丢失时，我忍不住哭了。” 当她再次遇到这个被世界遗忘的痛苦历史时，那些已经死去一次的人，她决心“拯救这些受害者免于遗忘，并为那些失去话语的人哭泣”。 忘记大屠杀是第二次大屠杀。 她不忍看到30万受害者再次死亡。

幸运的是，她的书成功了，她的努力没有白费。 《南京大屠杀》一经出版，就成为年度畅销书，连续三个月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此后，该书被翻译成15种语言，并在除日本以外的世界各地畅销。 不仅如此，张纯如还不断在媒体和教育西方人上发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公众意见，使这个早已被遗忘的历史悲剧在西方广为人知。 她的书引起了美国白宫的注意，白宫买了几本书给领导人阅读。 随后，美国国会在1998年通过了一项谴责，要求日本认真反思其历史。 加州是中国人和犹太人在美国的聚集地，当地议会在同年通过了一项决议，修改教科书的条款，要求加州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增加日本南京大屠杀的内容。 刚刚获得吴张羽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历史学家张开元曾经说过，在让说英语的人愿意了解南京大屠杀方面，我们的三位教授(唐德刚、吴天威和张开元)不如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张纯如在写完《南京大屠杀》后，终于给自己和历史做了一个交代:“也许现在，这些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 今年，她还不到30岁。

张纯如的书让世界陷入反思和悔恨之中:为什么几十年来，世界舆论对这一悲惨事件如此漠不关心，甚至视而不见？ 只有日本做出了愤怒的反应。 长期以来，南京大屠杀不为世人所知的原因不仅与过去大多数受害者的沉默有关，更重要的是因为日本对这一事件的态度。 张纯如在她的书中说，直到1997年，她写道，“作为一个国家，日本仍然试图再次埋葬南京的受害者——不是像1937年那样埋在地下，而是埋在被遗忘的历史角落”。 现在，张纯如已经允许这一事件在全世界蔓延，一直试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右翼一开始就不能坐下来。 1998年4月，日本驻美国大使齐藤本彦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抨击张纯如的书，称这是“歪曲历史的书”，他还利用日本右翼分子的所谓“研究成果”否认张纯如的研究成果。 在日本右翼分子看来，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政府玩的一个把戏。中国策划了这场世界范围的情报和意识形态战争，目的是将日本驱逐出国际社会。 日本越是掩饰南京大屠杀，张纯如就越会揭露他们。此后，她参加了许多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的纪念活动，并在许多场合发表公开演讲，反驳日本右翼的荒谬言论，向世界传达历史真相。 她成长为历史真相的斗士。她对日本人对待历史的态度深感失望和悲伤: “我盯着幸存者的眼睛，听他们的故事，说他们的故事是捏造的。太不可思议了。正是这种扭曲的想法导致了大屠杀。日本人应该听他们自己的士兵的话，看看这些幸存者的眼睛。” 与此同时，她收到了来自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甚至子弹。 “我不想让这么多人的生命从此消失，所以我写了这本书。真正困扰我的是日本的强硬势力，他们希望这段历史消失。这是对受害者的侮辱。”她说。

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日本和德国在战后反思中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道路。早在1970年，在华沙，当时的西德总理勃兰特跪在“华沙起义纪念碑”的台阶上。事实上，勃兰特自己的政治态度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是反纳粹的，二战后他本可以自豪地推卸自己的历史责任。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代表他所属的整个德国国家，他跪下道歉，并对被残酷屠杀的犹太人给予充分赔偿。这也使德国人在战后获得了世界的理解。战后，日本也积极反思，但他们从未反思战争的头十年，而只是反思过去的四年:为什么他们莫名其妙地攻击珍珠港，为什么他们变得如此愚蠢以至于反对美国，为什么他们做得过火并最终被打败？战后，日本人认为他们认为会赢的战争没有赢，他们想建立的大东亚共同繁荣圈没有形成，他们统治亚洲的意图最终破灭了。这就是日本人所说的战后反思。反思失败和反思罪恶是根本不同的事情，但是日本人毫不掩饰他们对前者的痴迷和对后者的漠视。张纯如对此特别生气。在她的书和公开演讲中，她都一再强调，只有正视历史，日本才能完全摆脱过去的恐怖主义行为。张纯如在电视上与日本驻美国大使进行了公开辩论。她尖锐地质疑为什么日本人至今不敢明确承认南京大屠杀，并做出了严肃的道歉。她说:“由于日本入侵中国，日本已经迫使成千上万的韩国妇女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妇女充当日本军队的性奴隶，这一事实在美国鲜为人知。这些战争罪行给中国人民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民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创伤。日本从未向中国做出明确和真诚的道歉，中国人民对此深感悲痛。在我看来，真诚的道歉不是一个人或政府在压力下勉强道歉。真正的道歉是从心底感到他必须这样做。”张纯如不是愤世嫉俗者，也不是仇杀者。她知道，在特殊的时代和文化氛围中，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府总是可以向其公民出售看似合理但违背人性的危险想法。即使是天性善良的年轻人也很容易被塑造成高效的杀人机器和冷战狂热者。人类文明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脆弱。通过南京大屠杀，张纯如一次又一次地探索人性的深处；“回顾人类的千年历史，很明显，战争期间的残酷暴行并不是一个种族或文化所独有的。文明的外表看起来太薄，人们可以轻易撕掉它，尤其是在战争的压力下。”

现在，当我们回顾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和现状时，我们不仅应该哀叹人类文明的脆弱，还应该严肃地质疑正义、正义、善行和恶行等简单真理的存在。 这些绝望的想法不是张纯如写的。但是我相信她的心在她有生之年一定被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压碎了。 南京大屠杀参与者的命运令人沮丧。 在日本，参加南京大屠杀的大多数老兵并没有后悔一辈子。一些个人良心发现者挺身而出，成为日本的公敌。 董施琅参加了南京大屠杀，并于1946年作为战俘被送回日本。40年后，他在战场上发表了日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如南京大屠杀。在他的晚年，他七次来到中国道歉。 然而，忏悔和赎罪的灵魂在日本是如此孤独。他继续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骚扰、恐吓和威胁。在日记中出现的其他老兵控告董施琅侵犯了他的声誉，董施琅遭受了多次损失。 在中国，正如张纯如所看到的，大屠杀的绝大多数幸存者余生都遭受着痛苦，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许多人都比死了要好。 那一年，远东国际军事法院审判后，正义没有得到充分伸张，大屠杀幸存者长期处于失语和健忘症的氛围中。尤其是女性幸存者，她们显然是战争的受害者，她们经历了犯罪的重叠折磨、羞辱和余生的自我厌恶。 许多幸存者深陷悔恨和孤独之中。他们为失去亲人、为自己“偷窃生命”、目睹暴力和仇恨却无能为力以及没有自杀而感到内疚。这种心理创伤无法终生治愈。 虽然蹂躏中国人民的日本退伍军人肆意享受日本政府的军人养老金和其他津贴，但成千上万的大屠杀幸存者默默地忍受着贫困和屈辱，并长期遭受身心痛苦。 在德国，纳粹党成员Rabe在南京大屠杀中拯救了无数中国人的生命，回国后，他因谈论和宣传日本在南京的暴行而被两名盖世太保逮捕和审讯。 由于纳粹背景，他再次被逮捕和审讯，然后卷入了一场长期的“非纳粹主义”运动，并被单独列入名单。在此期间，他的家人住在一所小房子里，忍受着饥饿和寒冷。他的精神几乎崩溃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南京，对成千上万的人来说，我是菩萨，但在这里，我是贱民，无家可归。” 个人在历史面前，如此不堪忍受。张纯如是重新发现《拉贝日记》的关键。她对拉贝的经历一定是难忘的。 在美国，1941年5月14日，一位被当作“活菩萨”避难的南京妇女沃特林关闭了家里的门窗，打开厨房的煤气，自杀了。就在这一天，她一年前离开了中国。 由于日本士兵的长期斗争和悲惨的人际关系损失，沃特里因严重的抑郁症而痛苦不堪。在朋友的催促下，1940年5月14日，她从南京回来治病。 谁知道，她终究逃脱不了噩梦，于是选择了这个特殊的日子来结束她的生命。 张纯如说她最崇拜的人是沃特林。她已经无数次阅读了沃特琳的日记，并读到她在流泪，全身都有痉挛的反应。 谁知道，2004年11月9日，36岁的张纯如选择了与沃特里宁相同的目的地。她独自开车到郊区，坐在车里，用手枪结束了她的生命。 此时，大约在她完成“南京大屠杀”七年后，她正在写一本关于日本军队虐待战俘的新书。 像沃特里宁一样，张纯如在经历了南京大屠杀后也遭受了严重的抑郁。她在遗书中写道: “过去几周，我一直在为生与死的决定而挣扎……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太虚弱，无法承受未来的痛苦和烦恼。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更加困难...就好像它被淹没在海里一样。” 美国《华侨新闻》在纪念张纯如的一篇文章中说: “她想撑起整个的天空，但她的战场无涯，敌人难数，而她个人的体力精力有限，当到达心理负荷极限时，她牺牲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