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城日报 权威/主流/时政/综合

关注

1978-1983 率先在全省推广“包产到户”

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它在韩原大地的探索与实践，注定会给这块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8年，韩城在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此举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1979年2月，芝川公社西少大队第四队率先在全县实施“联产到组”生产责任制，当年粮食总产就超越了公社指标29.8％；1979年，年产300万吨的桑树坪现代化煤矿建成投产，名扬全国；1982年7月，全县小麦总产量突破亿斤大关，创下历史纪录。

这五年，韩城改革开放打破了思想上的条条框框，走在了全国前列；这五年，韩城破开土地“坚冰”，开始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五年，韩城经济贸易开始活跃，各类市场纷纷开建……

韩城，这块逐渐解冻的土地，改革思想的种子已早早落地，不断萌发！

大事记：

1978年：全县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9年：在全省率先尝试“联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
1980年：全县推广西少梁的“包产到户”经验。
1981年：县乡两级成立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
1982年：全县小麦总产首次突破亿斤大关，创建国后小麦总产最高纪录。
1983年：全县从重从快打击各类刑事犯罪。

韩城有了首座现代化矿井

1977年12月26日，桑树坪煤矿（平峒井口）建成投产，设计能力为年产300万吨，是当时西北最大的矿井。

今年72岁的刘忠缠是从蓝田“三线战士”成长起来的铁血汉子，1970年开始参加我市桑树坪煤矿建设，投产后又担任矿运输一队队长，先后被授予全国、省级劳动模范称号。说起当时的工作经历，他历历在目。

刘忠缠介绍，桑树坪煤矿由平峒和斜井两个自然井口组成，1970年开始，先由韩城矿区建设指挥部组织施工，后来移交部队，加快了施工速度。当时施工环境相当艰苦，建设中有几十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桑树坪煤矿的煤属于贫煤，适合发电，多年来畅销省内外，深受用户欢迎。一开始采煤环境非常艰辛，特别是因放炮，煤块、矸石较多，溜煤眼特别容易堵，经常需要顶着哗哗的煤泥水干1个多小时，记得1978年6月的1天，采二队溜煤眼让木头堵塞了，刘忠缠和工人用斧子砍了半个多小时，方才捅开了溜煤眼。

科技创新是企业进步的灵魂。刘忠缠告诉记者，大概在平峒井口投产1年多的时间，为了提高安全程度和开采效率，矿上花巨资从德国引进了1套综采机组，当时1个月开采能力有时能达到10万吨，是炮采技术开采能力的几十倍，在整个西北地区引起巨大轰动。1984年，全矿已经有4个综采队，产量达到99.18万吨，综合机械化程度达到70.03％，成为西北地区第一个机械化生产的现代化矿井，生产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随着综采技术的引进，桑树坪煤矿逐渐减少了人工采煤，并逐步淘汰陈旧、落后的机电设备，对煤矿的安全生产、提高效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刘忠缠感慨，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我们煤矿工人的福利。

1979：西少梁率先“联产到组”

1979年2月，全国土地政策还没有放开以前，我县芝川公社西少梁村就率先冲破“禁区”，实行“联产到组”，开创了全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

当时担任西少梁村大队长的王茂荣老人，提起分地这件事仍然心有余悸。他告诉记者，在1979年2月以前，村里一直恪守高度集中的劳动方式和大众平均的分配方式，农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很差，都是出工不出力、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再精打细算的家庭，每到春荒都会断粮，当时，村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吃饱饭”。一开始计划在第4生产队试验“联产到组”时，大家虽然心里也没底，但都被穷日子过怕了，所以一致坚定信心，大胆一搏，就是搭上“脑袋”也要赌一把。我们首先把全队102个劳力，按户自愿搭配成了4个作业组，把劳力、土地、牲口、农具“固定”到组，并进行“定产量、定投资、定工分”，实行“超产奖励，减产受惩”制度。没想到这样一来，大家干劲十足，下地干活不用队长叫了，割麦摘棉花都成了竞赛，一天到地里能跑好几次。特别是当年公社下达的生产指标是粮食7.28万公斤、棉花5418公斤，最后粮食总产达到9.457万公斤，比计划产量增长29.8%，有些家庭当年就打了翻身仗。那时候我才真正把心放下了，也更加坚定后来在全村开展联产承包。

回忆起收获时节，王茂荣和当时4队队长李春义喜笑颜开，似乎又看到了当时激动人心的场景，阳光一照，打麦场一片金黄，望着堆积成山的麦子，有些妇女当时就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我们这五年

郭利

我家首次有了余粮

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1978年4月，芝川镇南周村郭嘉祥家里喜添“小棉袄”——郭利。这个女儿可是他们家的幸运星，从此家里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当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忽如一夜春风来，全国农村不仅实行农业“双包”制度，还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郭利一家七口人一下子分到了16亩地。

“虽然那个时候生产条件差得很，三家才分到一匹老马，大部分农活都靠人力，但是家家户户都铆足了劲干。”郭嘉祥说，他们家的老人年龄大了，孩子们都小，只有他们夫妻俩在地里干活。再苦再累，俩人都相互打气鼓劲。

辛劳的汗水终于换来了丰收的喜悦。1982年夏，他家的麦子喜获丰收，交完公粮还剩3000多斤，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还挤出一百多块钱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

晨钟

首家村办小店诞生

1979年，晨钟村集体经济迈进改革开放后的初级发展阶段，商贸服务等领域的村办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当年，在大队副主任薛春选提议下，晨钟村利用草市巷社员旧院基盖起了临街门面房，用来开办商店，草市巷商业一条街初见雏形。薛春选牵头，以大队林场提供的100斤面粉、10斤食油和100元钱作为基础，在草市巷口开办了晨钟村甜食店，韩城县第一家村办饮食店自此诞生。

后来，这家饮食店仅仅经营两个月就盈利了400元，振奋人心，村民们不再观望，而是从中看到了改善生活、发家致富的希望。

在随后的两三年，薛春选负责创办了晨钟食堂、晨钟综合商店、晨钟无线电修理部等村办企业，晨钟人把企业雪球越滚越大，越来越多村民找到了活干，腰包鼓了起来。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位于姚庄坡底的晨钟旅社建成开业，经营头一年就挣了两万元。

龙钢

“大锅饭”导致二次“下马”

时光倒回四十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但韩城钢铁厂却因种种原因，没有搭乘上改革开放的“头班车”。

老职工焦友鹏回忆，1981年4月30日，由于资金困难，产品滞销，加之管理不善，分配上的“大锅饭”，导致铁厂自1969年第二次“上马”后，12年连年亏损，炼铁被迫第二次“下马”。

龙钢发展历史曲折坎坷，历史上“三上两下”、“六易其名”。1958年，在全国大炼钢铁运动中，地方国营韩城县龙门炼铁厂诞生。由于持续亏损，加之三年自然灾害，1961年，小铁厂在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中停产，工人每人发给5元遣散费，留名还乡务农，那是炼铁厂的第一次“下马”。

1981年5月，以原焦化车间为基础，成立渭南地区韩城焦化厂，仅留380多人继续炼焦生产。1983年2月23日，企业更名为陕西省韩城焦化厂、隶属陕西省化肥公司管理。吴振海临危受命，一肩挑起了焦化厂党委书记兼厂长的重任，收拾着破败不堪的残局，在危机中寻求生存之路。

1984-1988 韩城县变成韩城市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在改革开放的第2个五年里，韩城以超前的思想、创新的精神，为自己搭建了一个个发展的平台……

1984年1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韩城撤县立市，千年古县终于迎来了第一个大的发展平台。紧接着，韩城又被列入全国对外开放城市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行列，跨上了新的发展台阶。为了保护老城，1986年，省政府批准了《韩城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于是短短一年时间里，龙门大街、黄河大街相继亮相，一座新城拔地而起；1988年，韩城啤酒厂、韩城宾馆、自动电话相继投入使用，市人民政府也迁入了新城区办公。

这五年，韩城实现了从旧址到新址、从名称到体制等一系列质的转变；这五年，韩城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洪水，顶住了大自然的考验；这五年，韩城在保守与超前观念的碰撞中，摸索前进，不断发展……

韩城，这块改革开放的沃土，已经拟好了蓝图，正在开发！

大事记

1984年：1月18日，根据国务院通知，韩城县改为韩城市。

1985年：6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韩城视察。

1986年：12月18日，国务院公布韩城市为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

1987年：10月，新城区黄河大街工程竣工。

1988年：5月20日，市人民政府迁至新城区。

“20米”留下的遗憾

1983年全国撤县设市拉开序幕，31个县城改为县级市，其中就有韩城。怎样规划建设韩城新城，成了当时的头等大事。

刘遵义，一个身材魁梧、目光远大的汉子，横穿大半个陕西从杨凌来到韩城担任第一任市长。他曾在西安读过大学，思路比较超前，深知韩城新城区的规划建设，需要突破的不仅仅是陵北这面陡峭的山崖，更重要是打破人们保守的传统观念。

找模板，学经验。刘遵义首先委派当时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卫文生，带队参加省里组织的城市建设培训班，又先后赴上海、南京、杭州、青岛、潍坊等地参观学习，积极探索韩城新城建设的灵感。

为了做好新城建设规划，刘遵义又特邀省冶金建筑学院的汤道烈教授担任城市建设指导专家，设计出了一套相当宏伟和超前的方案。其中，最时尚、最惊人的是城市主街道宽达60余米，在全省绝无仅有。

40年前，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可能一家子人里头都没有一个去过韩城以外的地方，基本上对城市二字毫无概念。方案一经抛出，就遭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韩城又不是北京、天津，县城总共就那么几辆车，把街道建设这么宽大给谁看……”

面对种种不解和非议，刘遵义召集党员干部开会，对城市总体设计构想和设计方案进行说明和讲解。但是，许多老干部的思想就是转不过弯来，最后通过人代会表决，选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将原来城市主街由最初设计的宽60米缩短至40米。

刘遵义无奈地说：“这群老头子明显就是眼光太短，心疼土地。”谁也不曾想到，短短几十年过去，韩城新城省下了20米土地，减去的却是一座城市的胸怀和气度。如今，车辆频频拥堵，偶尔寸步难行，让这20米成为韩城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当年反对最初方案的老人大代表们也悔得肠子都青了，纷纷感叹：我们和刘遵义的差距不仅仅只有20米……

管理城市从撵猪拦羊开始

1984年1月18日，根据国务院通知，经县人代会决定，韩城正式撤县设市。

当年的韩城，与其称作城市，不如叫做城中村。巴掌大点的一个老城，动物和人像邻居一样和谐共处，牲畜们可以随随便便在街上大小便，城东的人咳嗽一声，城西的人都听得到；城南的人煮个羊肉，城北的人都闻着香……

城市管理管什么？管理城市怎么管？所有的干部群众一片茫然！

韩城首任市长刘遵义拍着桌子，对金城办的主任陈爱莉大声道：“你们是咋搞的，咋能让猪羊跑在大街上？韩城已经撤县建市了，城关镇也已改成了金城办，你们要赶紧学习城市管理呀。”对于刚从乡镇转到城里工作的陈爱莉来说，思想观念一时显然转不过来，跟不上形势。“城市管理，就从撵猪拦羊开始吧！”刘遵义的这一通“脾气”，好似当头棒喝，让陈爱莉他们对城市管理工作有了一点新的认识。

刚刚成立的韩城市，散乱的就像一个城乡结合部，家家门前有“三堆”，大街小巷挤满了占道经营的小摊小贩，土里土气的，丝毫没有一个城市应有的样子。

面对此情此景，金城办的干部群众首先从清“三堆”、扫街巷，下茬整治环境卫生入手，同时根据刘遵义的指示，成立了一个城市管理指挥部，积极划行规市、狠抓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很快，韩城的城市面貌大有改观，老城大操场的百货服装市场、南关的蔬菜批发市场、北关的农副产品零售市场相继建成运营，韩城才初步有了一点城市的格局和味道。

我们这五年

郭利

我爸给我买了一堆书

1986年秋天，郭利上学了。每天天不亮，她就和弟弟带着热气腾腾的白软馍高高兴兴地去学校。

郭嘉祥每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晚上陪着孩子们一起读书写字。

“我是老三届，特别爱看书，干农活时经常偷闲读书，但是由于以前家里的成分不好，只上到初中。”郭嘉祥说，他们家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没有继续读下去是他这一生的遗憾。因此，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培养孩子身上，给孩子买了大量书籍，桌子上、柜子上摆满了书，家里都快成图书馆了。

“我记忆最深的是10岁那年，父亲逐字逐句教我们学习《朱子家训》，给我们灌输做人的道理，让我们立德立言，而且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影响了我们的一生，让我们终身受用。”提起当年的事，郭利记忆犹新。

晨钟

用征地款盖起门面房

1984年，韩城撤县设市，开始规划建设新城区。晨钟一、二、三、八、九组因为地处新城区，土地先后被征用。当时，村上有一笔700多万元的征地款，如果分了，那么村民也只能得到一时的实惠，如果不分，这些资金又怎样合理利用？

村党支部书记吉章娃认为，分不分资产，走什么路子，主要看村情。晨钟有发展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条件，集体干比个人干要好得多。他苦口婆心做干部群众思想工作，通过分析、对比、算账，终于打开了村民的心结。

经过一年的酝酿，用征地款统一给失地村民建设街面房的方案初步形成。报告递交市政府后，得到时任市长张维民的肯定，要求城建、土地等有关部门配合支持。

自此，征地款何去何从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晨钟村街面房建设拉开帷幕。建起的街面房地处繁华地段且租金逐年递增，村民们在此经商获得了稳定而又丰厚的收入。

龙钢

从封闭走向开放

1984年10月1日，经省政府批准，“陕西省韩城焦化厂”和“陕西省化工厂”合并成立“陕西省韩城铁厂”，归省冶金厅管理。在国家开放、搞活政策的指引下，韩城铁 厂解放思想，开拓思路，不失时机地打破行业界限，一方面在内部实行劳动组合制，另一方面对外大胆实行横向经济联合。

1985年，铁厂斥资50万元扶持山西曲沃县下院村建起了选矿厂，并签订供矿协作合同，保证了铁厂每年50%的精矿需求，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矿源基地。随后，又受沿海补偿贸易的启发，铁厂打破行业界限，冲破所有制的束缚，先后与江苏淮阴市经济协作服务公司及江苏、西安等多家公司签订协议，进行补偿贸易，从市场筹措到足够的资金，确保了两座高炉相继开炉投产，增强了铁厂的发展活力，使铁厂第一次实现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当年，生铁、机焦分别提前81天和65天完成全年任务。

本版文字 刘宁宁 吴帆 赵树熠 雷小建 冯丽颖

本期编辑：孙兴 韦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