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讲述一下苏联历史，原苏军正集团军级干部、曾任基辅军区司令的伊·埃·亚基尔的儿子彼得·亚基尔于1969年3月2日给《共产党人杂志写了一封信，该信的抄件寄给苏共中央委员会。亚基尔在信中说:《共产党人》杂志刊登这样的文章，“由于苏共中央机关刊物的威望，使持续了几年的亲斯大林运动达到高峰。”亚基尔在信中摘录波德戈尔内、谢列平、杰米契夫等苏共领导人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对斯大林的批判；列出19条足以对斯大林提起公诉的犯罪事实。信的最后说:“我认为自己有权邀请辩论会的参加者联名向苏联检察院就上述罪行对约·维·斯大林（朱加施维里）提出公诉。我相信既然死后可以恢复名誉，那么死后的判决也应是合法的。”

结果是1972年月，亚基尔被逮捕，罪名是“系统地向西方宣传机构提供反苏情报”。亚基尔是私下出版物《时事纪事》的主要成员、苏联“保卫人权行动小组”的核心人物之一，在西方世界也有一定影响。苏联国家安全机关非常重视对亚基尔的审讯。在残酷的审讯面前，亚基尔在开始阶段还顽强地反抗，但在长期的压力下最终精神崩溃，在一份国家安全机关准备好的认罪书上签字。9月，苏联官方在加里宁大街的“十月”电影院大厅特意安排了一场有外国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亚基尔承认自己有罪，表示要“真心悔过，将来也不会重蹈覆辙”。苏联国家安全机关为这一杰作而洋洋自得。

亚基尔的身心遭此严重摧残，精神失落、空虚，1974年获赦免后返回莫斯科，不久即去世。苏共中央还竭力利用卫国战争胜利在苏联人民中留下的民族自豪心理，把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决定性作用归功于斯大林，为斯大林恢复名誉。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在苏军的高级将领中，形成了一股“写回忆录热”。“写回忆录热”的真正意图是把斯大林所确立的苏军建军体制和社会军国主义化体制奉为军事秩序的最高体现和完美成就并将这一套奉为苏联社会体制的永恒范本。在这些数不胜数、足够装满一个图书馆的“战争回忆录”中，不是说没有诚实的、在资料和结论上有价值的著作，但绝大多数存在伪造战史、吹捧斯大林并自我吹捧。

甚至还有盗用一些著名将领的名义的伪作。在汗牛充栋的“战争回忆录”中，有较深远影响的当数朱可夫元帅的《回忆与思考》。该书的责任编辑、出版此书的新闻通讯社出版社社长科莫洛夫曾对深谙苏联政治内幕的阿尔巴托夫说:“因为忙于改写这本书（《回忆与思考》—引注）中的一些重要的章节，所以简直得筋疲力竭。”阿尔巴托夫问:“你手不发抖吗？这可是历史哟，是我国经历的最大悲剧的重要当事人之一的回忆录呀。而你竟利用他生病的机会，也许还利用他的弱点，拿起笔来就随心所欲地写，用他的名义写。”科莫洛夫解释说“一切都由我在中央委员会协调好了。”科莫洛夫在出版此书时还有意砍掉关于1937年对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大清洗的一章。

对朱可夫的回忆录尚且如此，其他回忆录更可想而知。所有这些回忆录的共同结论是:斯大林是天才的军事家；是对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作出不可估量贡献的统帅。至于斯大林带给苏联人民、苏联军队、苏联历史的种种苦难的过错呢？统统没有了。什捷缅科的回忆录还说:斯大林也反对个人崇拜，只不过是不够坚决！尽管勃列日涅夫也支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但是真要公开为斯大林平反，勃列日涅夫仍有所顾忌。因为这样做就要正式修改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的决议，以及苏共中央其他一些相关的文献。而且，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谢列斯特、谢列平、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和杰米契夫等人，不久前还揭发过斯大林的严重罪行，马上改口，就有朝秦暮楚之嫌。

此外，欧洲共产党，尤其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隆哥、波兰的哥穆尔卡，都反对为斯大林公开恢复名誉。1969年12月中旬，他们访问莫斯科时表示:如果苏共中央坚持为斯大林公开恢复名誉，他们只好对苏共“敬而远之”。由于多方面的掣肘，勃列日涅夫没有公开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苏共中央曾准备举行的斯大林诞生90周年的纪念大会也没有召开。形势迫使苏共中央必须就斯大林问题作出正式的表态。还在1969年12月1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就起草了一篇关于斯大林诞生90周年的纪念文章，打印、分发给政治局委员及少数相关人员，征求意见。12月17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休会期间，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关于斯大林诞生90周年报刊如何发表文章的问题。

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苏共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主持会议，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苏斯洛夫说:现在全国都在期待中央的文章，格鲁吉亚更是迫不及待。“看来，我们不应当大规模地庆祝，并且除了发表文章之外也不必安排其他活动。”苏斯洛夫认为，根据目前的形势，“我们不必为斯大林洗刷，现在没有任何必要这样做。但是，客观据实地、根据已为众所周知的中央决议来讲一讲，还是需要的。”基里连科比较明确地表示，不能为斯大林平反。他说:“人们没有任何理由为斯大林洗刷和废除原先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特别是不能废除我们在1956年中央决议中写的内容，不应当现在就改变这个决议。

所以，我以为没有必要发表文章。总之，我认为欧洲没有一个党会为这样的文章鼓掌。我们应当想一想。”谢列斯特、谢列平、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等，虽然都曾言辞激烈地批判过斯大林，但是他们从没有触及过斯大林体制。等到苏联社会中具有人本主义意识的人从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而触及斯大林模式的合理性问题时，他们几乎都一致地转向维护斯大林的基本立场上去了。最后，勃列日涅夫作总结，如同让新经济体制改革“安乐死”一样，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也没有发表什么文章、通过什么决议，而是悄悄地、渐进式地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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