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梁启超《管子评传》|163

原文地址：梁启超《管子评传》 作者：天才厨师

注：正在攻读《管子》时，从网上搜到这篇《管子评传》，如获至宝，拜读再次，收获多多。只是原文错字及标点点错之处太多，一边读一边校改，现在比过去顺眼很多了。不对的地方或许还有，现将全文贴出，供同好者共享，或有高人再加订正，则更幸。厨师拜上

梁启超：管子评传

一国之伟人，间世不一见也，苟有一二，则足以光其国之史乘，永其国民之讴思。百世之下，闻其风者，心仪而力追之，虽不能至，而或具体而微焉，或有其一体焉，则薪尽火传，犹旦莫也，国于是乎有与立。夫导国民以知尊其先民，知学其先民，则史家之职也。我国以世界最古最大之国，取精多而用物宏，其人物之瑰玮绝特，复非他国之所得望，而前此之读书论世者，或持偏至之论，挟主奴之见，引绳批根，而非常之人，非常之业，泯没于谬悠之口者，不可胜数也。若古代之管子、商君，若中世之荆公，吾盖遍征西史，欲求其匹铸而不可得。而商君、荆公，为世垢病，以迄今日；管子亦毁誉参半，即誉之者，又非能传其真也。余既为荆公作“洗冤录”，商君亦得顺德麦氏为之讼直，则管子传不可以无述。—述之得六万余言。作始于宣统纪元三月朔，旬有六日成。新会梁启超。

例言

一本编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其他杂事不备载。

一管子政术，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故论之特详，而时以东西新学说疏通证明之，使学者得融会之益。

一古书文义奥赜，领解非易。《管子》一书，传世更少善本，讹夺百出，前此几成废书。明吴郡赵氏据宋本校正千百余条，即今浙江局本是也，然不能句读者，尚往往而有。古今注家益复寥寥。今所传房玄龄注，或云出尹知章，其讹谬穿凿，《黄氏日抄》纠之极多，盖《管子》之难读久矣。本编所引原书正文，而附旧注，时亦以己意训释之，或且奋臆校勘，凡以使人易解，武断之诃，所不敢辞。

宣统元年三月著者识

第一章叙论

今天下言治术者，有最要之名词数四焉：曰国家思想也，曰法治精神也，曰地方制度也，曰经济竞争也，曰帝国主义也。此数者皆近二三百年来之产物，新萌芽而新发达者，欧美人所以雄于天下者，曰惟有此之故。中国人所以弱于天下者，曰惟无此之故。中国人果无此乎？曰恶，是何言？吾见吾中国人之发达是而萌芽是，有更先于欧美者。谓余不信，请语管子。

管子者，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顾吾国人数千年来崇拜管子者，不少概见；而訾謷之者反倍蓰焉，此误于孟子之言也。

孟子之论管子也，与孔子异。孔子虽于器小之讥，偶有微词，而一则称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再则叹之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岂非以其事业之所影响，功德之所沾被不徒在区区一齐，而实能为中国历史上别开一新生面耶？孟子之论管子，则轻薄之意，溢于言外，常有彼哉彼哉羞与为伍之心。嘻！其过矣！吾以为孟子之学力，容有非管仲所能及者。管仲之事业，亦有断非孟子所能学者。在孟子当时或亦有为而发，为此过激之言。而后之陋儒，并孟子之所以自信者而亦无之，乃反吠影吠声，樵至迂极腐之末论以诋訾管子。彼于管子何损？而以此误治术，误学理，使先民之良法美意，不获宣于后，而吾国遂涣散积弱以极于今日！吾不得不为后之陋儒罪也！凡政治之进化，必有阶级。跟阶级而进焉，未有能有一功首己。欧洲自十八世纪末，自由民权之学说披靡一世，用是开今日之治。此稍有识者所同尊也。虽然，当中世黑暗时代，全欧泯泯葬梦，其历史几为血腥所掩。于彼之时，能为诸大国巩厥基础使继长增高以迄于今者，非孟德斯鸿与卢梭之学说，而马格亚比里与霍布士之学说也。而马氏霍氏之与吾管子，则地之相去数万里，世之相后数千岁，不期而若合符契，而其立说之偏至，又不能如吾管子之中正者也。

且近世泰西之言政治者，率分三派：其一曰主权在君主者，其一曰主权在人民者。此二说各有所偏，而皆不适于正，遵之以为治，而利皆不胜其弊。至最近二三十年间，然后主权在国家之说，翁然为斯学之定论。今世四五强国，皆循斯以浮兴焉。问泰西有能于数千年前发明斯义者乎？曰无之。有之，则惟吾先民管子而已！

美国现大统领罗斯福氏有言：“政治家者，政治学者之臣仆也。”岂不以理想为事实之母？政治学者所发明之学说，而政治家乃得采用之以成其业耶？而政治学者之天职，又不过发明学说以待他人之采用而已，非能自当其冲也。故遍考泰西之历史，其政治家与政治学者，未有能相兼者也。予之翼者两其足，傅之爪者去其角，天之生材，固有所限耶？其以伟大之政治家而兼为伟大之政治学者，求诸吾国，得两人焉：于后则有王荆公，于前则有管子。此我国足以自豪于世界者也！而政治学者之管子，其博大非荆公所能及；政治家之管子，其成功亦非荆公所能及。故管子倜乎远矣！

前此为管子传者，惟《史记》一篇。然史记别裁之书也，其所叙述，往往不依常格；又以幽愤不得志，常借古人一言一事以寄托其孤怨。若《管晏列传》，亦其类也。故徒读《史记·管子》，必不足以见管子之真面目。一欲求真面目，必于《管子》。

《管子》一书，后儒多谓战国时人依托之言，非管子自作。虽然，若《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则史公固称焉，谓其著书世多有之，是固未尝以为伪也。（《管子》书中有记管子卒后事者，且有《管子》解若干篇，其非尽出管子手撰，无可疑者，度其中十之六七为原文，十之三四为后人增益。此则《墨子》亦有然，不独《管子》矣！）且即非自作，而自彼卒后，齐国遵其政者数百年（亦见《史记》本传）。然则虽当时稷下先生所讨论所记载，其亦必衍《管子·绪论》已耳。吾今故据《管子》以传管子，以今日之人之眼光观察管子，以世界之人之眼光观察管子。爱国之士，或有取焉。

第二章管子之时代及其位置

孟子曰：“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可谓至言。故欲品评一人物者，必当深察其所生之时，所处之地，相其舞台所凭借，然后其剧技之优劣高下，可得而拟议也。故新史家之为传记者，必断断谨是。吾亦将以此法观察管子。

第一、管子之时，中央集权之制度未巩固也。中国中央集权之进化，黄帝时为第一级，夏禹时为第二级，周公时为第三级，前此皆酋长政治。天子与诸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故曰元后，曰群后，其去平等者几希耳。周兴，声威渐广，集权渐固，得以土地分封宗亲功臣。虽然，帝者之权，犹不能出邦畿千里之外。故古书动言朝诸侯、有天下，所谓有天下与否，即以诸侯之朝不朝为断耳。东迁以后，周既失天下（古书皆言周失于幽厉。《诗》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孟子》曰：“三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诸如此类，不可枚举。综观先秦诸书，未有认东迁以后之周天子为有主权者。后人习于孔子，特倡之大义，不察情实耳），于是中央之权，益无所属。管子者，正起于此时代，而欲用其祖国（齐），使为天下共主者也。故当知管子为齐国之管子，而非周天下之管子。

第二、管子之时，君权未确立也。其时不徒国与国之间无最高之统属而已，即一国之中，主权亦甚薄弱。贵族与君主，中分势力。诸国皆然，不独一齐也。观管子执政以后，犹云分国为三乡：一曰公之乡，二曰高子之乡，三曰国子之乡。可知高、国等贵族，实与公中分齐国也。凡政治进化之例，必须由贵族柄政时代，进入君主独裁时代，然后国家机关乃渐完。管子实当其冲者也。

第三、管子之时，中国种族之争甚剧烈也。我中国民族，同为黄帝子孙。虽然，自四千年前，迁徙移植，分宅于江河流域各地。其时交通未便，声气窒塞，久之遂忘其本来。故大族之中，分出若干小族，互相争阋，殆如希腊之德利安握奇安埃阿尼安伊阿里安等诸族，日夜相竞也。自今视之，固为可笑，然以当时生存竞争之大势，固亦有不容已者。而管子则当其竞争初剧之盘涡也。

第四、管子之时，中国民业未大兴也。世界之进化，由渔猎时代，进为畜牧时代，再进为农业时代，终进为工商时代。国民文明之程度，即以是为差。中国当春秋战国间，而畜牧时代与农业时代始递嬗焉。观宣王中兴，《诗》惟颂其兽畜蕃息；卫文再造，民惟歌其骒牝三千，是其例也。诸如此类，不可枚举。盖其时问人之富，则惟数畜以对。虽有耕稼，而其业犹未大盛，若工商则更无论矣。管子者，实处此两时代之交点，而为之转捩者也。

知此四者，斯可与论管子矣。

第三章管子之微时及齐国前此之形势

管子，名夷吾，字仲，或曰字敬仲。后其君尊之为仲父，故后世皆以仲称之。齐之颖上人也。《史记》及《管子》咸不详其家世，今无考焉（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韦昭云：管仲，姬姓之后，管严之子敬仲也，不知何据）。《史记》称其自述之言曰：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有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由此观之，则管子实起于微贱，非齐贵族，而其少年之历史，实以失败挫辱充塞之。而卒能为国史上第一流人物，岂非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必先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

齐国者，管子之舞台也：故欲知管子，必先知齐国。《史记》本传称：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夫以吾侪读《春秋》，习见夫管子以后之齐，诚涣涣乎大国也，然不知其前此实区区海滨一弹丸已耳！太公之初封，为方百里，而介于徐莱诸夷之间。《史记·齐太公世家》云：

武王封师尚父于齐营邱，东就国。（中略）莱侯来伐，与之争营邱。营邱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

然则齐之始建国，所谓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其崎岖缔造之艰，可以想见。以通工商、便鱼盐为政策，虽作始于太公，然新造伊始，立法未备，收效未丰。观莱夷当齐桓时，其跋扈而为齐患也犹昔，则前此齐之声威加于四邻者，殆仅矣！自太公卒，十三传而至襄公，实为桓公小白之兄。凡三百余年间，齐之内乱无已时（事具《史记·齐世家》，不备引），更无暇竞于外。逮襄公时，而蜩唐沸羹逾甚，齐之不绝盖如缕耳。《管子·大匡篇》记其事云（《左传》略同）：

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僖公卒，诸儿立，是为襄公。襄公绌无知，无知怒。公令连称、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时而往，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不许，故二人因公孙无知以作乱。鲁桓公夫人文姜，齐女也。桓公会齐侯于泺，文姜通于齐侯，桓公怒焉。文姜告齐侯，齐侯怒，飨公，使公子彭生乘鲁侯，胁之，公甍于车。（中略）后乃为杀彭生以谢于鲁。五月，襄公田于贝丘，见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车，伤足，丧屦。反，诛屦于徒人费，不得，鞭之，见血。费走出，遇贼于门，胁而束之，袒而示之背。贼信之，使费先入，伏公乃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杀公而立公孙无知。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奔鲁。翌年，公孙无知虐于雍廪，雍廪杀无知。

呜呼！时势造英雄，岂不然哉！天之为一世产大人物，往往产之于最腐败之时代，最危乱之国土！盖非是则不足以磨练其人格，而发表其光芒也。当是时也，齐国之去亡仅一发。虽然，非是安足以见管子！

管子之丰功伟业，虽成于相桓公以后，而实滥觞于傅子纠之时。《大匡篇》复记其事云：

齐僖公生公子诸儿、公子纠、公子小白。使鲍叔傅小白，鲍叔辞，称疾不出。管仲与召忽往见之曰：“何故不出？”鲍叔曰：“先人有言，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君今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贱臣傅小白也。贱臣知弃矣。”（中略）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庙者，不让事，不广闲，将有国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于齐国也，譬之犹鼎之有足也，去其一则必不立。吾观小白必不为后矣。”管仲曰：“不然。夫国人憎恶纠之母以及纠之身，而怜小白之无母也。诸儿长而贱，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齐国者，非此二公子将无已也。小白之为人，无小智惕而有大虑，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祸加殃于齐，纠虽得立，事将不济。非子定社稷，其将谁也？”（中略）鲍叔曰：“然则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则可。”鲍叔许诺，乃出奉令。

是为管子初入政界之始。管鲍二豪，后此相提携以霸齐国，此际乃先分携而立于敌地。齐之必将有内乱，三子者皆知之；内乱必起于诸公子，三子者皆知之。至其以至锐之眼光，至敏之手腕，能先事以解决此问题，则非绝大政治家不能也。此管子所以贤于鲍、召也。

第四章管子之爱国心及其返国

世俗论者，往往以忠君爱国二事，相提并论，非知本之言也。夫君与国截然本为二物，君而为爱国之君也，则吾固当推爱国之爱以爱之；而不然者，二者不可得兼，先国而后君焉。此天地之大经，百世候圣人而不惑者也。泰西之英雄，殆莫不知此义。若我称中国之英雄，其知之极明，而行之极断者，其惟管子乎？吾于其初定谋时见之，吾于其将返国时见之。

当管、鲍、召三人之议奉傅问题也，管子与召忽，盖已豫定其死生去就矣。《大匡篇》记之曰：

召忽曰：“百岁之后，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废吾所立，夺吾纠也。虽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

嘻，读此言，何其自信力之坚强若是耶？何其论理学之分明若是耶？管子非好为不忠于纠也，彼其审之极熟，知以纠与齐国较，纠极小而齐国极大，纠极轻而齐国极重也。管子者，齐国之公人，非公子纠之私人也。孔子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经大圣之论定，而后世有疑于管子此举者，可以涣然冰释矣！

《大匡篇》：鲁伐齐，纳子纠。桓公自莒先入，战于乾时。管仲射桓公中钩。鲁师败绩，桓公践位，于是劫鲁使杀公子纠。桓公问于鲍叔曰：“将何以定社稷？”鲍叔曰：“得管仲与召忽，则社稷定矣。”公曰：“夷吾与召忽，吾贼也。”鲍叔乃告公其故图。公曰：“然则可得乎？”鲍叔曰：“若亟召则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鲁施伯知夷吾为人之有慧也，必将令鲁致政于夷吾。夷吾受之，则彼知能弱齐矣；不受，彼知其将反于齐也，必将杀之。”公曰：“然则夷吾受乎？”鲍叔对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纠也，为欲定齐国之社稷也。今受鲁之政，是弱齐也。夷吾之事君无二心，虽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于我也，曾若是乎？”鲍叔对曰：“非为君也，为社稷也。其于君，不如其亲纠也。纠之不死，而况君乎？君若欲定齐之社稷，则亟迎之。”

《小匡篇》：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牙为宰。鲍叔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于其臣，使臣不冻饥，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则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宽惠爱民，臣不如也；治国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结于诸侯，臣不如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臣不如也；介胃执桴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将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夷吾亲射寡人中钩，殆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鲍叔曰：“彼为其君动也。君若宥而反之，其为君亦犹是也。”

观此则管子之人格可以见矣。中国人爱国心颇弱，苟不得志于宗国，往往北走胡南走越，为敌国伥以毒同类。春秋战国间，爱国之义，比后世犹稍为昌明矣。然以伍员、商鞅之贤，犹不免于此，若后世中行说、张元、张弘范辈，更无论矣！管子虽知死，不受鲁政，此千古国民之模范也。管子之心事，唯鲍叔能道之：“非为君也，为社稷也。”呜呼！何其有味乎言之也！至其所论管子五事，则管子为忠于国民之政治家，为负责任之政治家，为能立法之政治家,为善于外交之政治家，为能实行军国主义之政治家，举于是见焉。虽寥寥数语，而管子之人格备矣！管子曰“知我鲍子”，岂其虚哉？

《大匡篇》：施伯劝鲁君致政于管仲以弱齐，不受则杀之以说于齐。鲁未及致政，而鲍叔至，请管仲、召忽。鲁将杀焉，鲍叔进曰：“杀之齐，是戮齐也；杀之鲁，是戮鲁也。寡君愿生得之以殉于国，为群臣戮；若不生得，是君与寡君贼比也。”鲁君遂束缚管仲、召忽。管仲谓召忽曰：“子惧乎？”召忽曰：“何惧？吾不蚤死，将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齐之左，必令忽相齐之右。虽然，杀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为生臣，忽为死臣。忽也知得万乘之政而死，公子纠可谓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诸侯，公子纠可谓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子其勉之！”乃行入齐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

管、鲍、召者，齐国之三杰也，其爱国心一也。召忽必行入齐境乃死焉，亦管仲不受鲁政之意也。管仲之能定社稷,霸诸侯，彼自信之，鲍叔信之，召忽亦信之。观此而知伟人之素养，及其信于朋友之有道矣！

第五章管子之初政

凡大人物之任事也，必先定其目的。三日于菟，其气食牛；江河发源，势已吞海。欲以小成小就而自安，未有不终于失败者也。管子者，以帝国主义为政略者也。虽然，当其初返国也，齐之危乱，岌岌不可终日既若彼，使魄力稍弱者，以为当此危局，苟还定而安集之，固非易矣，而逞暇更有所冀？譬诸今日之中国，虽好为大言者，未有敢遽侈然以帝国主义为救时之不二法门也。而管子乃异是。

《大匡篇》：管仲至，公问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对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请。君曰：“不能。”管仲辞于君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纠，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门。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

昔克林威尔当长期国会纷扰极点之后，独能征爱尔兰，实行重商主义，辉英国国威于海外；昔拿破仑当大革命后，全国为恐怖时代，独能提兵四出，蹂躏全欧，几使法国为世界共主。盖大豪杰之治国家，未有不取积极政策而取消极政策者也。若管子者，诚大国民之模范哉！

虽然，管子非卤莽以图功也，其目的在极大极远，而其手段在极小极近。桓公欲修兵革，管子不可，曰：“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齐国之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其民。”（《大匡篇》）桓公颔之，而未能行也。齐政弥乱，死亡相杀者踵相接；伐鲁伐宋，衄师而归。鲍叔忧之甚，日夜督责管仲。管仲曾不以为意。

《大匡篇》：鲍叔谓管仲曰：“异日公许子霸，今国弥乱，子将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诲，姑少胥其自及也。”鲍叔曰：“比其自及也，国无阙亡乎？”管仲曰：“未也。国中之政，夷吾尚微为，焉乱乎？尚可以待。外诸侯之佐，既无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

盖管子深知桓公之为人，以纵为擒，然后可得用也。如是者数年。

管子曰：“骤令不行，民心乃外。”（《版法篇》）此言可谓知治本矣！盖国民根性久习于腐败者，欲突然革之，匪特功不易就，而流弊且往往无穷，变法之所以贵有次第也！管子之迟迟其布政者，谅不徒为桓公也，而亦为齐国之民。《戒篇》云（《管子》篇名，次在第二十六）：“早年教人，四年选贤以为长，五年始兴车践乘。”大政治家将有事于国，必先从事于国民教育，造成一国之舆论，使民服其教而安其政。然后举而措之，孔子所以贵信而后劳其民也。管子其知此矣！

桓公既相管仲，自举其短，曰好田好酒好色。管仲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人君惟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见《小匡》篇）以此论主术，洵可谓片言居要。盖处高明之地者，惟优柔寡断与暗昧无识最为害事，不徒为人君者为然矣。桓公之人格，与此相反，此其所以能用管子欤？

《小匡篇》：相三月，请论百官。公曰：“诺。”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辨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行；垦草入邑，辟土聚粟多众，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为大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为也。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

观此则知管子初政，首在用人各当其材，挈裘振领之效，既可睹矣。管子则不名一长而能尽众长，其居之不疑也若此。西人言政治家莫贵乎有自信力，管子其自信力极强者哉！

第六章管子之法治主义

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能更微于今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藉曰有之，而要不能舍法以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故法治者，治之极轨也，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

立宪国之纯任法治，夫人而知之矣。即在专制国，亦未有舍法家之精神而能为治者也。泰西前事，且勿具征；即以我国历史洞之，自管子而后，以政治家闻者，若郑之子产，若秦之商君，若汉之诸葛武侯，若宋之王荆公，若明之张江陵，若近世之胡文忠，何一非有得于法家言者？能革旧法之弊而建设新法者，第一流之政治家也；因旧法而补救其偏弊者，第二流也；以身奉法而使其僚罔敢不奉法者，第三流也。要之不离乎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奋迅振厉，严肃而整齐之。不由斯道而能为治者，未之前闻也。若此者，名之曰法治之精神。不问为专制国为立宪国，其为用，举无以异也。而首揭此精神，薪尽火传以迄于今者，则管子也。

法治精神曷为如此其急也？曰：考诸国家之性质而可知也。国家之要素三：曰土地，曰人民，曰主权，三者具然后国家之形以成。有土地人民，而无主权，则地虽广人虽众，终不过一社会，而不得字以国家。主权者何？最高而无上，唯一而不可分，有强制执行之力，得反乎人民之意志而使之服从者也（近世国法学者所说大略如此）。而此主权者，则于国家成立之始，同时而存在者也。主权之表示于外者谓之法，故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故言治国而欲废法者，非直迂于事理，亦势之必不可得致者也。而其强制执行力之范围广者，则其主权所及之范围亦广，否则其主权所及之范围狭；强制执行力之程度强者，则其主权所行之程度亦强，否则其主权所行之程度弱。夫主权之范围狭而程度弱，则国家之三要素，弱其一矣！若是者，谓之病的国家；病而不治，则其去死亡也几何！故不问为立宪、为专制，苟名之曰国家者，皆舍法治精神无以维持之，盖为此也。

管子以法家名，其一切设施，无一非以法治精神贯注之。今先广叙其学说，以观其政术之所本焉。

第一节法治之必要

管子论国家之起原，以为必有法然后国家乃得成立。其言曰：

《君臣篇》下：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弱，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

《正世篇》：民者，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夫盗贼不胜，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绝于上矣。

此皆言民之所以乐有国者，以无国则人人各率其野蛮之自由，无所限制，惟以争夺相杀为事，无一日焉能安其居。故国家之建设，实应乎人民最急之要求。而思所以副此要求，使人民永脱于忧患之域者，则国家之职也。此其言与泰西硕儒霍布士所说多相暗合。霍氏之言曰：

国家未建以前，无所谓正不正，无所谓善恶。夫今日吾侪所谓正而善者，谓葆吾固有之权利而践吾当行之义务也。其所谓不正而恶者，谓放弃吾当行之义务而侵人固有之权利也。虽然，国家未建以前，无权利义务之可言。盖人之情，愿生而恶死，好乐而惮苦，此受之于天者也，故人人咸有趋生避死舍苦就乐之权利。凡一切外物，苟可以赡吾生而资吾乐者，皆得而取之，此实万人平等之权利也。夫既已万人同一权利，则亦无一人有权利焉矣。甲曰此物当属于我也，乙亦曰此物当属于我也。人人威力相同，其对于外物之权利相同，而同一物也，同时各欲得之，则非战斗之结果，终莫能决此物之究当谁属也。当此时也，无所谓正不正，无所谓善恶，惟以勇力与诈谋为唯一之道德。虽然，此现象不可以久也。彼其所以日相战斗者，凡以为趋生而避死，舍苦而就乐耳。然长此蜩唐沸羹，则生日与死邻，而乐不偿所苦。人人有鉴于此，于是胥谋给契约以建国。国建而法制生，于是人人之权利，各有所限，不能相侵，于是正不正之名词，始出焉矣。

此其论国家之所以成立，最为博深切明。人民之所以赖有国家者，全在于此。而管子之言，则正与之吻合者也。管子既言国家之目的，在为民兴利除害，而何以能达此目的？则所恃者法也。故其言曰：

《法法篇》：法者，民之父母也。

《任法篇》：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又）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

《禁藏篇》：夫不法，法则治（房玄龄注云：言不法者，必以法正之，故治）。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悬命也。

《七法篇》：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犹左书而右息之。

《法禁篇》：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治也。

《法法篇》：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舍法而治国。

《明法篇》：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上所举者，皆管子极言法之于治国如此其急也，而其指归则凡以正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使国家之秩序得以成立而已。故其释法律令三者之作用曰：“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七主七臣篇》）而法律何以能兴功、惧暴、定分、止争？则管子又申言之曰：

《禁藏篇》：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恶，人情皆然。而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败，而意不能同；行有进退，而力不能两也。故立身于中，养有节；（中略）故意定，而不营气情；气情不营，则耳目毅；耳目毅，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上下相亲，兵刃不用矣。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争，争则乱。”（《礼论篇》）慎子曰：“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今本阙，据《马氏意林》引）此其义皆足与管子相发明。分也者，即今世法家所谓权利也。创设权利，必借法律，故曰定分止争也。民之所以乐有国而赖有法者，皆在此而已。

凡此皆泛论法之作用也。然国家既成之后，有国者不可不以法治精神行之，则管子犹有说焉。曰：

《权修篇》：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无以牧之，则处而不可使也。远人至而不去，则有以畜之也；民众而可一，则有以牧之也。见其可也，喜之有征；见其不可也，恶之有刑。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也，喜之无征；见其不可也，恶之无刑，赏罚不信于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不可得也。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而暴乱之行无由至矣！

《八观篇》：故形势不得为非，则奸邪之人惠愿；禁罚威严，则简慢之人整齐。（中略）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罚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闭其门，塞其途，弇其迹，使民无由接于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罚寡而民以治矣。

《正世篇》：治莫贵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迫则窘，窘则失其所葆；缓则民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

吾读此而叹管子之学识，诚卓越千古而莫能及矣！泰西学者之言政术，率分两派：其一则主张放任者，其一则主张干涉者。主张放任者，谓一切宜听民之自为谋，以国家而为民谋，所谓代大匠斫必伤其手也；主张干涉者，谓假使民各自为谋而能止于至善，则复何赖乎有国家？民之所以乐有国家者，正以幸福之一大部分，各自谋焉而决不能得，故赖国家以代谋之。国家而一切放任，则是自荒其职也。且国家者，非徒为人民个人谋利益而已，又当为国家自身谋利益，故以图国家之生存发达为第一义，而图人民个人之幸福次之。苟个人之幸福而与国家之生存发达不相容，则毋宁牺牲个人以裨益国家。何也？国家毁则个人且无所丽，而其幸福更无论也！是故放任论者，以国民主义为其基础者也；干涉论者，以国家主义为其基础者也。放任论盛于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干涉论则近数十年始浮兴焉。行放任论以致治者，英国与美国也；行干涉论以致治者，德国与日本也。斯二说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容以相非。然以今后大势之所趋，则干涉论必占最后之全胜，盖无疑矣！

彼近日盛行之社会主义，又干涉论之最极端者也！大抵人民自治习惯已成之国，可以用放任；人民自治习惯未成之国，必须干涉。对外竞争不烈之国，可以放任；对外竞争极烈之国，必须干涉，此其大较也。我国之言政者，大别为儒墨道法四家，道家则纯主放任者也，儒墨则亦畸于放任者也；其纯主干涉者，则法家而已。而历观数一千年来，其有政绩可传法于后者，则未有舍干涉而能为功者也。此无他故焉，管子所谓治莫贵于得齐，非有以牧之，则民不一而不可使。齐也，一也，国家所以维持发达之最要条件也。苟放任之而能致焉，则放任容或可为；放任之而不能致焉，则干涉其安得已也？

试观我国今日政治之现象与社会之情态，纪纲荡然，百事丛侳；苟且偷惰，习焉成风；举国上下，颓然以暮气充塞之，而国势堕于冥冥，驯致不可收拾者，何莫非放任主义滋之毒也？故管子之言，实治国之不二法门，而施之中国，尤药之瞑眩而可以瘳疾者也！

然则用法家之干涉主义，而所谓齐者一者遂能必收其效乎？管子则以为必能，其言曰：“夫法之制民也，犹陶之于埴，冶之于金也。故审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于燥湿，水之于高下。”（《禁藏篇》）又曰：“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为；犹金之在垆，恣冶之所以铸。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任法篇》）此其言果信而有征乎？曰：吾试征诸近世勃兴之德国。彼德国者，当三十年前，欲举其民皆为优于兵战之民，而其民果为优于兵战之民矣！近三十年来，欲举其民皆为优于商战之民，而其民果又优于商战之民矣！夫民则犹是民也，何以前此荼然见制于法者，一旦而为欧洲大陆第一雄武之国；前此工艺品皆仰给于英者，一旦而反为全世界所仰给也。是故苟有大政治家在上，能善其干涉之术，则其于民也，勚乖玻轮狗剑ㄆ渌薏蝗缫狻９茏铀饺幺犹铡⒔鹬右闭撸晃芤玻《且苑抑佬兄乒滩豢傻弥隆７蛞砸还ν蚬赫兄校けＦ湮恢茫阗略稍剑壹坛ぴ龈咭郧笮鄢び谄滟虮氐毕仁蛊涿裰堑铝ΓＳ胧笔葡嘤Γ视诠┕抑琛９矣笤蜃笾以蛴抑袢粢痪尤唬钇熘福蛉蛑７蛉缡悄四苡泄σ病６麓耍蛏岱ㄖ无梢栽眨

管子又言曰：“为国者反民性，然后可以与民戚；民欲逸而教以劳，民欲生而教以死。劳教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侈靡篇》。案：房注谓威行者行于外国也）又曰：“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法法篇》）夫《管子》全书之宗旨，在顺民心为民兴利除害；而此文云云者，非以民为刍狗也，亦非与平昔所持之宗旨相矛盾也。盖为国家之生存发达起见，往往不得不牺牲人民一部分之利益；而其牺牲人民一部分之利益，实亦间接以增进人民全体之利益而已。治国家者，苟不能使人民忻然愿牺牲其一部分之利益而无所怨，则其去致治之道远矣！法治之效，则在是而已矣！

管子既言法治之必要，而所以举法治之实，则尤在法立而必施，令出而必行。其言曰：

《君臣篇》上：君道不明，则受令者疑；权度不一，则修义者惑。民有疑惑贰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则百姓之与间，犹揭表而令之止也。

《法法篇》：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君，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又）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无常经。国无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

吾向者论主权之强弱与国家之强弱成比例，管子此言，盖先我言之矣！今夫有一千万人之国，而无一人不服从国家之命令，则为其国家之所有者一千万人也。有一千（万）万人之国，而服从国家之命令者仅十之一，则其国家所有者，亦仅一千万人也已耳！浸假而服从国家之命令者仅百之一，则其国家所有者，虽号称一万万人，实乃一百万人已耳。夫以一百万人之国与一千万人之国竞，无不败矣！故以大国挫屈于小国者，历史上数见不鲜。昧者或骇为怪现象焉，而不知考其实际，彼小者乃实大，而大者乃实小也。三百年前，前明之所以屈于本朝，是其例矣。二十年前，中国之所以屈于日本，又其例矣。夫所谓服从国家命令十之一、百之一者，非必其余之人悍然以抗命令云也，或阳奉阴违而国家莫能纠察焉，或朝令暮改而人民莫知适从焉，或行法之二三违其七八而吏熟视无睹焉，凡此皆足以坠国家之威信而亵其主权。威信坠，主权亵，则后此之法令，愈失其效力矣！是故虽有亿兆之众，而无百千人之用。夫以区区五千万人之日本，而咄嗟之间，可以出能战之兵数十万。司农所入，一岁可至八万万，有事且能倍之。以堂堂五万万人之中国，而此两者皆不逮彼十之一，岂非以彼则法无不立，令无不行，我之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耶？夫比年以来，我国亦法令如牛毛矣！然曾无所谓法治精神者以贯注之，是以有法等于无法也。管子又曰：“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霸言篇》）夫政之大小以何为标准？亦曰：法之立不立，令之行不行而已矣。而天下古今之国家，其得失之林，尽于是矣！故管子之为教也，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惟令是视。”（《重令篇》）非好为深刻之言也，以为非是则法治之目的不能达也。故又申言其理由曰：

“明王见必然之政，立必胜之罚，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则往，召则来。如坠重于高，如渎水于地，故法不烦而吏不劳，民无犯禁，故百姓无怨于上。”（《七臣七主篇》）又曰：“以有刑至无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无刑至有刑者，其刑烦而多奸。夫先易者后难，先难者后易，万物尽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诛而不赦、必赏而不迁者，非喜予而乐杀也，所以为人致利除害也。”（《禁藏篇》）是故，法治者，以秋肃之貌，而行其春温之心，斯则管子之志也！

第二节法治与君主

论者曰：“今世立宪国之言法治，凡以限制君权；而管子之言法治，乃务增益君权。此未得为法治之真精神也。”应之曰：“是诚有之，然不足为管子病也。一国之中而有两独立机关以相维系（独立机关者，谓非由他机关之委任而自能成工也。专制君主国只有一独立机关．即君王是也。立宪君主国则有两独立机关，其一为君王，其他则国会也），此乃近世所发明，岂可以责诸古代？夫当代议制度未兴以前，非重君主之威权，不足以致治，此事理之至易见者也。况管子时，乘古代贵族专政之旧，政出多门，而主权无所统一，其害国家之进步莫甚焉。昔在欧洲封建时代，亦尝以此为患。而能以君主压服贵族者，则其国日以兴。贵族专横而无所制者，则其国日以亡。然则得失之林，既可睹矣！管子之独张君权，非张之以压制人民，实张之以压制贵族也。”（管子非压制人民说详次节）

虽然，管子之法治主义，又非有所私于君主也。管子之所谓法，非谓君主所立以限制其臣民，实国家所立，而君主与臣民同受其限制者也。故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任法篇》）又曰：“明君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房注云：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人）又曰：“禁胜于身（房注云：身从禁也），则令行于民矣。”（俱《法法篇》）又曰：“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法法篇》）凡此皆谓君主当受限制于法，然后法治之本原立也。

管子曰：“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权修篇》）夫所谓度量者何？则法而已矣！由此观之，则法之所以限制君权者可见矣！

管子既极言法之期于必行，而谓法之有不行，其首梗之者必君主也。故曰：“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七臣七主篇》）又曰：“有道之君，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为人君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君臣篇上》）又曰：“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君臣篇下》）由此观之，则管子之所谓法者，乃国家所立以限制君主，而非君主所立以限制臣民，其义益明。

管子重言曰：“圣君任法而不任智，故身佚而天下治。”（《任法篇》）又曰：“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又曰：“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俱《明法篇》）又曰：“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其杀戮人者不怨也，其赏赐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今乱君则不然，有私视也，故有不见也；有私听也，故有不闻也；有私虑也，故有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听私说，故群臣百姓皆设私立方以教于国，群党比周以立其私，请谒任举以乱公法，人用其心以幸于上。上无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说日益，而公法日损，国之不治，从此始矣！”（《任法篇》）统观管子全书，其于人主公私之辨，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所谓公者何？从法而已矣！所谓私者何？废法而已矣！以君主而废法者，管子所悬为厉禁，犹之以君主而违宪者，立宪国所悬为厉禁也。商君之言法，不过曰法行自贵近始，而犹未及于君主；而管子则必致谨于是焉，此所以为法家之正宗也。

虽然，管子仅言君主之当奉法而不可废法，然果由何道能使君主必奉法而勿废？管子未之及也。其言曰：“有为枉法，有为毁令，此圣君之所以自禁也。”（《任法篇》）如斯而已。夫立于无人能禁之地，而惟恃其自禁，则禁之所行者仅矣。此管子之法治所以美犹有憾也。虽然，当代议会制度未发明以前，则舍君主自禁外，更有何术以维持法制于不敝者？此岂足独为管子病也？即在今世立宪国，其君主固以违宪为大戒，然使其君主而有意必欲违宪，固亦未始不可矣。其所以不违者，鉴于利害安危之途而有所惮也。夫管子亦欲使人主鉴于利害安危之途而有所惮焉尔，是故不足为管子病也。

第三节法治与人民

无论何种之国家，必以人民为统治之客体。故法治之效力，其所及者则人民也。管子以齐其民、一其民为治国之首务，故必以法部勒之。其所持之理由，既如前述。然昧者犹或以刍狗其民为疑。此于政治之原理，有所未莹也。管子屡言：“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七法篇》《法法篇》凡三见。）夫立法凡所以保民也，而谓爱民不如其爱法者何也？盖爱民者，莫如使之辑和于内而竞胜于外。辑和于内，则民无攘夺相杀之恐，得以安其居乐其业，而生事日以丰矣。竞胜于外，则民之所凭藉以自保自养者，不致为人所蹂躏，而有百世之安矣！此两者，国家之所当常务也。

管子乃言曰：“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中略）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拟，而斧钱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法法篇》）此言可谓知本矣。盖爱民之效，莫急于使其父母妻子得完安于内；而欲其完安，则非进无敌、退有功焉不可也。欲其有功而无敌，非民皆为用焉不可也。欲民皆为用，非法必立、令必行焉不可也。故曰法者民之父母也。夫孰知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之正以行其爱也？管子又言曰：“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白心篇》）夫法治之目的，凡以使百姓被其利而已。

是故管子之教，法令不立则已，立则期以必行而无所假借。“令一布而不听者存”（《法禁篇》），管子以为是取亡之道也。“令出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重令篇》），又管子所不许也。管子胪列圣王所禁者数十事（《法禁篇》），有一于此，罚所必及也。而有罪而赦，又管子所最不取也。其言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法法篇》）“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牧民篇》）“有过不赦，有善不遗。”（《法法篇》）此管子最要之训条，而法治之精神，亦尽于是矣！

夫管子所以齗齗谨是者，非好为操切也，凡以示信于人民而已。故曰：“信之谓圣。”（《四时篇》）又曰：“赏罚莫若必成，使民信之。”（《禁藏篇》）又曰：“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法法篇》）夫国家而不能得信用于其民，则统治权将不可复施，此管子所为兢兢也。

虽然，管子者，非滥用国家之威权，而以压制人民为事者也。故其言曰：

《法法篇》：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陵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何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

由此观之，则管子之不肯滥用法权，可以见矣。古人有言：轻诺者必寡信。夫惟期于必信者，故不得不于诺之始焉慎之也。管子之法，期以必行，故法权愈不得而滥用也。故政策未定而孟浪设施，以致终不能举综核之实者，法家所大禁也。呜呼！可以鉴矣。

管子之政术，虽主干涉而不主放任，然必于其可涉者而始干涉之，非苟焉已也。故发令之权，虽操诸君主，而立法之业，必揆诸人民。其言曰：“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五辅篇》）又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牧民篇》）夫管子所以能行干涉政略而有效者，皆恃此道也。既以顺民心、使民得所欲为目的，而欲达此目的，其道何由？管子之论道也，曰：“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九守篇》）其论政曰：“先王善牧之于民者也，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君臣篇上》）呜呼！吾读此而信孔子之以“如其仁、如其仁”誉管子，为不虚矣！如《君臣篇》所言，则今世立宪政治之大义所从出也。人民个人之意志，必须服从于国家之意志；而国家之意志，则舍人民全体之意志，无由见也。此国会政治所由成立也。夫人民同是人民也，何以一旦聚诸国会而以神圣视之也？以人民者，别而听之虽愚，合而听之则圣也。能合民而听之，则与民为一体之实，真克举矣。国会之为物，虽未能产于管子之时代，然其精神则固已具矣！

抑管子之所设施，尤有与今世之国会极相近者。《桓公问篇》云：

桓公问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亡，为之有道乎？对曰：勿创勿作，时至而随，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矣；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对曰：名曰啧室之议。

啧室之议者，人民监督政府之一机关也。此机关在当时果曾设立与否，今不可考；其内容组织若何，今更不可考。而要之管子深明此义而曾倡此论，则章章矣。

人民之监督政府，管子所认为神圣而不可侵犯者也。其言曰：“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过为，而民无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小称篇》）“桓公曰：‘我欲胜民，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此非人君之言也。胜民为易，然胜民之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见亲，祸亟于身，虽能不久。”’（《小问篇》）

由此观之，则管子之所以尊民权者，可见矣！由前之说，则是立法之事业，与民共之也；由后之说，则是行政之责任，惟民监之也。夫今世所谓立宪政治者，其重要之精神，具于是矣！后世不察，徒以其主张严刑峻法之故，而指其言为司空城坦书与李斯之《督责论》，同类而并笑之，是得为知管子矣乎？

难者曰：据吾子所称引，管子既以法峻治其民，丝毫不肯假借；而又敬畏其民，谓为神圣不可侵犯。此二义者得无相冲突乎？应之曰：不然。其所峻治者，人民之个人也；其所敬畏者，人民之全体也。夫人民之在国家也，常具两种资格：一曰为国家分子之资格，谓相结集以组成国家也；二曰为国家机关之资格，谓从法律所规定而构成国家之一种机关也（如任国会议员及选举国会议员皆是）。当其为国家分子也，则受统治权之支配者也；当其为国家之机关也，则执行统治权之一部者也。惟其受统治权之支配也，故奉法而不容假借；惟其行统治权之一部也，故神圣而不可侵犯。夫今世之立宪国，则孰不神圣其民者？抑又曷尝以神圣之故，而谓奉法可以假借也？夫管子之法治精神，亦若是则已耳！而何冲突之与有？

第四节立法

慎子曰：“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西人亦有此言，法学家常称道之）此慰情胜无之论也。若语于圆满之法治主义，决不能以是即安也。管子《法法篇》曰：“不法法则事毋常（房注：不设法以法下，故事无常），法不法则令不行（房注：虽复设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故管子之言法治主义，以得良法为究竟者也。

然则欲得良法，其道何由？管子曰：“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不明于则而欲出号令，犹立朝夕于运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房注云：均，陶者之轮也，一正朝夕所以正东西也。今均既运，则东西不可准也。檐，举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静其本，今既举竿之本，则其末不可定也）。此管子对于法之根本观念也。则者何？即西儒所谓自然法，又称性法者是也。孟德斯鸠曰：“靡异不一，靡变不恒。”又曰：“物无论灵否，必先有其所以存；有其所以存，斯有其所以存之法。”（俱见《法意》卷一）此言自然法之性质也。吾中国古籍，于此义最多所发明。诗曰：“有物有则。”孟子释之曰：“有物必有则，谓其则存于物之中也。”诗又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易·象传》曰：“乾元用九，乃见天则。”《系辞传》曰：“天垂象，圣人则之。”《春秋左氏传》曰：“易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也。”凡以明此义也。吾国先哲，谓自然法为万法之本，凡立法者不可不根据之。故《易·系辞传》又云：“是故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管子所谓必明于则然后能出号令，即此意也。管子又曰：“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心术篇》上）此之谓也。

管子又曰：“凡物载名而来，圣人因而财之（按：财同裁），而天下治实不伤”（《心术篇下》）。又曰：“修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生，反相为情。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名生于实，实生于德，德生于理，理生于智，智生于当。”（《九守篇》）名实者，即法之所由起也，而综核名实，即法治之精神具矣。

管子之言立法，贵画一而重简易，故曰：“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任法篇》）又曰：“数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则奸不为止。”（《七臣七主篇》）管子之言立法，贵适时而贱保守，故曰：“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立法以与民则祥。法者不可恒也。”（《任法篇》）又曰：“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管子之言立法，以偏至为大戒，故曰：“骤令不行，民心乃外。举所美必观其所终，废所恶必计其所穷。”(《版法篇》)管子之言立法，最重平等，而不容有阶级之分，故曰：“禁不胜于亲贵，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重令篇》）管子之言立法，贵与人民程度相应，故曰：“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使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为大功。”（《乘马篇》）凡此皆管子立法之条件也。

第五节法治与政府

凡法治国，莫贵乎有责任大臣。盖君主之责任，非臣下所能乣（音jiu）问,乣问之，则君主之威严损矣!然以行政之首长，而无人焉敢乣问其责任，则国之危莫甚焉。故必委权于大臣，使之代负责任。此所以维持法治精神于不敝之道也。而管子则固已知之，故其言曰：“道德出于君，制令传于相。主画之，相守之。”（《君臣篇上》）又曰：“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为常具以给之（房注：具谓众官之法制也）。相总要者（房注：相无常职所，以总统百吏之要），君南面而受要，是以上有余日，而官胜其任。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职也。”（同上）又曰：“君者执本，相执要，大夫执法，以牧其群臣。”（《君臣篇下》）此与今世立宪国内阁之制正相合。相者总理大臣，大夫则各部大臣也，群臣则下此之百司也。

管子又极言相权之必当尊重。其言曰：“故其立相矣，陈功而加之以德，论劳而昭之以法，参伍相德而周举之，尊势而明信之。”（《君臣篇下》）又曰：“慎使能而善听信之，使能之谓明，听信之谓圣。”（《四时篇》）又曰：“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君臣篇下》）此皆言相权之不可不尊，盖必权尊然后责任乃可得而负也。

管子既论相权之尊，又论君主之不可以下侵其权。其言曰：心不为五窍，五窍治；君不为五官，五官治。”（《九守篇》）又曰：“以上及下之事谓之矫。”（房注：及，犹预也）又曰：“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则有司不任。”（俱《君臣篇》上）夫欲大臣之负责任，其道必自君主无责任始。管子所谓有司不任，其深明此义矣。

慎子《民杂篇》云：

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无事也，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自务，为善以先天下，则是代下负任蒙劳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为善以先下，则下不敢与君争善以先君矣，皆称所知以自覆掩。有过则臣反责君，逆乱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也，以未最贤而欲善尽被下，则下不赡矣。若君之智最贤，以一君而尽赡下则劳，劳则有倦，倦则衰，衰则复返于人，不赡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则臣不事事矣！是君臣易信也，谓之倒逆，倒逆则乱矣。

此言君无责任而臣负责任之理，最为深切，足与管子相发明。而管子言立相以总其要，此尤通于治体者也。夫中国今日百政之不举，岂非以君主代下负任蒙劳，而有司不任，反与有以自掩覆耶？忠于谋国者岂必远求，率吾先民之教以行之，而治具固已毕张矣！

第六节法治之目的

后之论史者，率以管子与商君同视。虽然，管子与商君之政术，其形式虽若相同，其精神则全相反。管子贤于商君远矣！商君徒治标而不治本者也，管子则治本而兼治标者也！商君舍富国强兵无余事，管子则于富国强兵之外，尤有一大目的存焉！其法治主义，凡以达此目的而已！

其目的奈何？管子之言曰：“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牧民篇》）此四者，管子所最兢兢也。商君去六虱（六虱谓诗书、礼乐、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见《商君书·靳令篇》），而管子谨四维，以此知管子贤于商君远矣！

管子之种种设施，其究皆归于化民成俗。盖民为国本，未有民俗窳败，而国能与立者：管子计之最审也，故《权修篇》曰：

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

由此观之，则管子政术之根本，从可识矣。管子盖有一理想的至善美之民俗，日悬于其心目中，而以为欲使此理想现于实际，非厉行法治，其道无由。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此言法治之不如礼治也。管子则曰：“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任法篇》）此言夫非法治则礼治且无所施也。此两者果孰合于真理？请平心而论之。《韩非子》曰：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而治也。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括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括，而自直之箭、自圜之术，良工弗费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也？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显学篇》）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不为改，乡人谯之不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五蠢篇》）

《尹文子》亦云：今天地之间，不肖实众，仁贤实寡。趋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贤偏多。今以礼义招仁贤，所得仁贤者，万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触地是焉。故曰：礼义成君子，君子未必须礼义；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无名利。（《大道篇》上）

《商君书》亦云：夫不待法令绳墨而无不正者，千万之一也。故圣人以千万治天下，故夫智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智；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定分篇》）

凡此皆法家之说，与管子相发明者也。平心论之，使道以德，齐以礼，而能使一国之民，尽化于德礼，岂非甚善？而无如德礼之力听能被者，惟在国中之士君子；而士君子则虽无以道之无以齐之而可以自淑者也，而此外一般之人民，则徒恃德礼之感化而必无效者也。今语人以德礼之当率循，其率循与否，惟视各人之道德责任心，若其道德责任心薄弱，视之蔑如者，则将奈何？一国中能有完全之道德责任心者，万不觏一，故徒恃德礼不足以坊之，明矣！故管子之为教也，曰：“邪莫如早禁之。”（《法法篇》）曰：“慎小事微，违非索辨以根之（房注：谓有违非，必寻索分辨，得其根而止之也），则躁作奸邪伪诈之人不敢试也！”（《君臣篇下》）曰：“闭其门，塞其涂，弇其迹，使民无由接于淫非之地。”（《八观篇》）如是，则民之日进于德而日习于礼也，皆法治之效使然也。故曰：“仁义礼乐皆出于法也。”

然管子又非徒恃法而蔑视道德之感化力为无用也，其言曰：“教训习俗者众，则君民化变而不自知也。”（《八观篇》）又曰：“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也。”（《七法篇》）又曰：“明智礼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权修篇》）然则管子虽尊法治而不废礼治，章章然矣！夫使民皆说为善，此礼治之效也；使民无由接于淫非之地，而暴乱之行无由至，此法治之效也。

管子曰：“国有经俗。”（《重令篇》房注云：经，常也）又曰：“百姓顺上而成俗，著久而为常。犯俗离教者，众共奸之，则为上者佚矣。”（《君臣篇上》）管子最大之目的，盖在于是。而求其所以致此之由，则曰：“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法禁篇》）此法治之所以为急也。

管子曰：“罪人不怨，善人不惊，曰刑。正之服之，胜之饰之，必严其令，而民则之，曰政。如四时之不忒，如星辰之不变，如宵如昼，如阴如阳，如月日之明，曰法。爱之生之，养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亲之，曰德。无德无怨，无好无恶，万物崇一，阴阳同度，曰道。”（《正篇》）又曰：“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于不足见，终于不可及，一人服之，万人从之，训之所期也。未之令而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尽竭，俗之所期也。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举，事之所期也。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立政篇》）法也，刑也，政也，事也，教也，训也，俗也，道也，德也，管子所认为一贯而不可相离者也。语至是，而法治主义，洵圆满无遗憾矣！

既知管子之学说，请更言管子之事功。

第七章管子之官僚政治

近世言政者，有官僚政治之一名词焉。官僚政治者，谓社会中有一小部分人焉，无他职业，而以服官为其专职。此种政治，最易酿腐败之习。然使有严密之法制以维持之，又有贤君相以综核名实于其上，则以整齐一国之政，为效至捷。今世诸国中，其以非官僚政治而致富强者，英国是也；其以官僚政治而致富强者，德国是也。夫即在立宪之国家，苟能举完全之官僚政治，犹足以大助国家之进步，而况乎在专制国，舍官僚外更无可以共政治者乎？故吾国数千年历史中，其有能整顿官僚者，其政必小康，否则废弛以底灭亡。然则改良官僚政治，虽谓为中国政治家之第一义焉可也。洵如是也，请师管子。

管子曰：“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何谓朝之经臣？察身能而受官，不浮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重令篇》）此管子之理想的官僚政治也，管子以为若能举完全之官僚政治，则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而庶政乃以毕举。故曰：“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君臣篇》上）又曰：“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实。”（《君臣篇》下）

然则欲达此目的，其道奚由？管子以一言蔽之曰：“选贤论材而待之以法”而已。（《君臣篇上》）其选贤论材奈何？管子之言曰：“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援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立政篇》）又曰：“举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胜收也。官不胜任，奔走而救其败事，不可胜救也。而国未尝乏胜任之士，上之明适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审知胜任之臣者也。”（《君臣篇上》）又曰：“举德以就列，不类无德；举能以就官，不类无能；以德弇劳，不以伤年。”（房注云：有德者超于上列，使在有功劳者之前，故曰掩劳虽年未至而亦将用之，不以年为伤也。《君臣篇》下）此管子言任用官吏之法也。

然管子官僚政治之特色，不徒在其登庸之得当，而尤在其综核之得宜，所谓待之以法是也。管子曰：“百匿伤上威，奸吏伤官法。”（《七法篇》）又曰：“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夫倍上令以为威，则行恣于己以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重令篇》）凡此皆言非待之以法，则官僚政治，将不胜其弊也。其待之以法奈何？其言曰：“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君臣篇》下）所谓五横者，即待官之法也。又曰：“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贵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远卑贱隐不知之人，不忘其劳。”（《七法篇》）此言乎法之当平等而普及也。又曰：“吏啬夫任事（房注：吏啬夫，谓检束群吏之官也），人啬人任教。吏啬夫尽有訾程事律（房注：訾，限也；程，准也。事律，谓每事据律而行也），论法辟衡权斗斛文劾，不以私论，而以事为正如此，则吏啬夫之事究矣。”（《君臣篇》上）此言夫法之当综核而有分限也。

又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重令篇》）此五者，惟第五项所以待人民，其前四项皆所以待官吏也。

又曰：“凡将举事，令必先出。赏罚之所加，有不合于令之所谓者，虽有功利，则谓之专制，罪死不赦。”（《乘马篇》）凡此皆言乎法之明确而不可动也。而其为效也，则“群臣服教，百吏严断，莫敢开私焉。”（《七法篇》）“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虚而莫敢为之请。君举事，臣不敢诬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之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诚以来。”（《乘马篇》）“使民于不争之官，使各为其所长也。”（《牧民篇》）如是则官僚政治之弊无由生，而其效可以睹矣！诸葛武侯之治蜀，张江陵之治明，胡文忠之治鄂，士达因之治普，皆遵斯道也！管子又曰：“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牧民篇》）夫天之生材，非有所厚薄于一时代也，而或觉其有余，或苦其不足，则所以使之者异其术故也。

《立政篇》曰：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筑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审闾辏ㄒbi），慎管键。管藏于里尉，置闾有司，以时开闭。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司有司见之复无时。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里尉以谯于游宗，游宗以谯于什伍，什伍以谯于长家，谯敬而勿复，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材，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著于士师。凡过党，其在家属，及于长家；其在长家，及于什伍之长；其在什伍之长，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长；其在州长，及于乡师；其在乡师，及于士师。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凡上贤不过等，使能不兼官，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孟春之朝，君自听朝，论爵赏校官，终五日。季冬之夕，君自听朝，论罚罪刑杀，亦终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都之师，五属大夫，皆身习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遂于乡官，致于乡属，及于游宗，皆受宪。宪既布，乃反致令焉，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属大夫，皆以行车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于庙致属吏，皆受宪。宪既布，乃发使者致令，以布宪之日蚤晏之时。宪既布，使者以发，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使者未发，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考宪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日专制，不足日亏令，罪死不赦。

《小匡篇》又曰：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公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于是乎乡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之官。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且令选官之贤者而复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维顺端悫，以待时使，使民恭敬以劝，其称秉言，则足以补官之不善政。”（谓此人所称柄之言，可以补不善之政。）公宣问其乡里而有考验，乃召而与之坐；省相其质，以参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时设问国家之患而不肉，退而察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而无大过，登以为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选。高子、国子退而修乡，乡退而修连，连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轨，轨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诛也。政既成，乡不越长，朝不越爵；罢士无伍，罢女无家；士三出妻，逐于境外；女三嫁，入于舂谷；是故民皆勉为善士。与其为善于乡，不如为善于里；与其为善于里，不如为善于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终岁之计；莫敢以终岁为议，皆有终身之功。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于公，择其寡功者而谯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独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训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于是乎五属大夫退而修属，属退而修连，连退而修乡，乡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

此当时实施之制度也。观于此，则其综核名实之精神，可见一斑。而凡言官僚政治者，皆当以为模范矣。

第八章管子之官制

管子之官制，见于各篇者，小有异同。其中央官制，《立政篇》所述，有虞师、干师、司空、由田、乡师、工师、五官。而《小匡篇》则云：“使鲍叔牙为大谏，王子城父为将，宾胥无为理，宁戚为田，隰朋为行。”大约《立政篇》乃泛论制度所当然，《小匡篇》则其时之事实也。今以两者参考之，则当时中央官制，略如下表：

相

大谏——枢密顾问大臣

将——兵部大臣

理——法部大臣

田（虞师司空工师）——农工商部大臣

乡师——内务大臣

（附考）《小匡篇》不言命某人为乡师，然其前又言高子、国子退而修乡，则乡师即高国二子也，以非管子所新任命者，故不及之耳。

（又）《君臣篇上》，言有五官以牧其民，则当时中央之官制，必分为五部。而右表所列凡有六官，或大谏之职，专在拾遗补阙，不入于五官之数欤？抑乡师分任地方，不入于中央五官之数欤？未能点定，存之候考。

《君臣篇上》云：“制令传于相，事业程于官。”又曰：“相划之，官守之。”则五官之上，必有相以总之。如今立宪国内阁之有总理大臣，而当其职者即管子也。今世言行政法者，大约分为内务行政、外务行政、财务行政、军务行政、司法行政之五部，而以内务行政之范围太广，就中或分出其一部分为经济行政，而农务商务工务等别为专官焉；或分出其一部分为教育行政，而学务别为专官焉。就右表所列，则有内务外务军务司法；而内务中之经济行政，亦有专官。惟所缺者，则教育行政与财务行政也。教育行政，全属乡师之责任，观前章所引《小匡篇》之文可知。独财务行政为国家第一大事，又为管子所最注重者，独不见有专官，颇不可解。殆以此事重大，故其权专属诸宰相欤？《礼记·王制》言家宰制国用，而今世各国之制，亦多以总理大臣兼度支大臣，管子亦犹斯意也。管子政略之特色，不在中央政府也，而在地方自治。其所论治国之大道曰：“野与市争民，乡与朝争治。”又曰：“朝不合众，乡分治也。”又曰：“有乡不治，奚待于国？”（俱《权修篇》）此实政治上甚深微妙之格言，措诸四海而皆准者也。今所贵乎民权者厥有二事：一曰参政权，二曰自治权。自治权之切要，过于参政权，此政治学者所同认也。管子于彼则靳之，而于此则奖之，殆应于当时国民程度，斟酌而尽善者也。管子之地方官制，《立政篇》与《小匡篇》所述，亦微有异同。《立政篇》之文，已具前引。其《小匡篇》云：

管子曰：“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为民纪。”桓公曰：“参国奈何？”管子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国子帅五乡。参国故为三军，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五乡一帅”。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对曰：“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一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各保而听，毋有淫佚者。”

此文所举国与部之制度有差别者，吾国古书之国字，有广狭二义。其广义，则指普通之所谓国家也；其狭义，则指有城郭之都邑也。《周礼·士师》“三曰国禁。”（注：城中也）又“太宰以佐王治邦国。”（注：邦之所居曰国）《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以国与野对举，野者即此文所谓鄙也。今世东西各国之地方自治，则市制与村制，恒小示区别，盖事理所当然也。

泰西之社会，以人为单位；泰东之社会，以家为单位。盖家族政治，实东方之特色也。管子所划之自治案，上下相属，与来喀瓦士之治斯巴达者略同。然来氏以国中有九千人，故分为九十区；管子则起点于家，等而上之，累数级而分为二十一乡五属。此亦群治根本之异点也。管子之治，寓兵于民，故自治制亦兼军政民政二事，所谓“武政听属，文政听乡”是也。今以家为单位，以国为最高位，图其统系如左：（略）

盖在都邑，则以二百家为一乡，六百家为一属；在郊野则以三百家为一乡，九百家为一属也。其地方自治所办之事业，则互见各章中，今不专叙。

第九章管子内政之条目

管子之内政，以理财、治兵、教育为三大纲领。其余条目，千端万绪，纤悉周备，不能缕举。书中有“问”一篇，言治国者所应问之事，即所谓调查也，统计也。夫为政者，非熟知其国之现状，则其政策必不能悉当。而国之现状，随时变迁，非常调查之，则必有不相应者。今东西各国政治家，汲汲于是，良有以也。《管子·问篇》，其条件极纤悉，而罔不关于大体。今录其全文，以观先民文理密察之治绩焉。（篇中有文义奥古者，录房注。其房注有误谬者，以鄙意释之，别加一按字）

凡立朝廷，问有本纪，爵授有德，则大臣兴义；禄予有功，则士轻死节；上帅士以人之所戴，则上下和；授事以能，则人上功；审刑当罪，则人不易讼；（中略）国有常经，人知终始，此霸王之术也。然后问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

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

问少壮而未胜甲兵者几何人？

问死事之寡，其饩廪何如？「死事之孤，谓死王事者之子孙，寡谓其妻。（按：此可见其待死事之孤寡极优）

问国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按：官各分业，而久于其职，故问何官之吏)

问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

问刑论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按：此调查讼狱之何故稽留）

问五官有度制，官都有常断，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谓总摄诸司者也）

问独夫寡妇孤寡疾病者几何人也？

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弃人，谓有过不齿者也。按：古代有阶级制度，故篇中屡问何族）

问乡之良家，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按：此调查所畜奴隶也）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按；谓垦荒也）

问士之身耕者几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