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的孩子长大却不“成人”

撰文 | Jane Adams

到底谁的错？

都是因为我在外地工作。都是因为离婚的缘故。都是因为我给他们太多。都是因为我们付出得不够。都是因为我们不够严格。都是因为我们管太严了。都是因为我们做了坏榜样。都是因为我们有哪里做错。都是因为……

关于我们多做或少做的事、有意或无意犯下的错、真实或想像的罪名，这张“都是因为……”的罪状清单可以无限延长。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或许有不会自责的父母，但我个人还没遇过。就算遇到了，我可能也不会相信他们。毕竟，内疚是为人父母自然的反应，我们多多少少都会为了成年儿女的问题责怪自己。

为了孩子带给我们的失望，我们内心隐隐作痛。内疚就像是在捍卫这份心痛。内疚确保我们继续受到煎熬，因为我们当然应该备受煎熬。内疚让我们无法原谅自己，因为我们怎么可以原谅自己？

内疚把他们的事变成我们的事。内疚不只让我们有责任，而且让我们有力量——有力量导致他们落入现在的局面，也有力量（要是我们知道怎么做就好了）挽救这个局面。

可是当初我们没有这种力量，现在也没有。

亲子教养的两大迷思

有错和无辜的父母都觉得内疚，这种内疚来自亲子教养的两大迷思。一是多数父母都相信有一帖神奇的处方，可以防范孩子出问题或落入现在的窘境，而我们不知道那帖处方是什么。二是所谓的“我的错条款”——只要他们长大了就不是我的错，只要他们还没长大就是我的错。

当然，这两种迷思都不是真相，所以它们才叫迷思。但无论谁告诉我们那是迷思，我们都不尽然相信。自我谴责、自我怪罪，以及源源不绝的内疚，是我们对成年儿女的失败、缺点和困难的反应。如同某位作家在谈及女儿多灾多难、颠簸不平的叛逆青春期时所言：“她不乖。她是我生的。如果一间工厂好不好端看它制造的产品如何，那我就是个糟糕的母亲。”

以下是我们怪罪自己的一些事情：

偏离、反抗或抛弃我们被灌输的价值观。没有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宗教信仰。教养方式太宽容或太放任。把我们的期望投射在他们身上。宠他们或溺爱他们太久。害他们在单亲家庭长大。害他们太早熟。保护太过，害他们太天真。对他们期望太高。对他们期望过低。太专注在自己身上，没去注意他们。需要他们填补我们内心的空虚。过度补偿我们以前不能供给他们的东西。出于我们的需要而非他们的需求对他们付出。管教过度。管得不够。

真实情况是我们或许犯了或没犯以上的错误，但这不代表是我们的所作所为造成他们的问题，就算真的是我们造成的，也不代表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

“我绝不会重蹈我父母的覆辙”

所有父母都有为了亲子教养的过错而内疚的时候。有时候，这种内疚甚至可能是活该；伤害已经造成，有些过去就是无法改写或抹灭。尽管有些事情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足以弥补的（像是虐儿、弃之不顾、没有保护孩子，或我们自己有酗酒嗑药的问题），然而无论童年的处境有多艰难，韧性较强的孩子长大之后还是过得很好，尤其是那些能够吸引他人关注、让他人弥补我们过错的孩子。但在我们或他们心目中，内疚自责通常和我们所犯的错不成比例。

“我总说我绝不会重蹈我父母的覆辙。我也确实没犯他们犯过的错。只不过我犯了其他的错。”我无数次听到和我聊的父母这么说。成年儿女过得还可以的父母这么说。成年儿女过得不好的父母也这么说。然而，尽管我们可能还记得父母犯了什么错，说起我们在他们手中受过的伤害，我们可能会自怜自艾地一一细数，并且用反其道而行来画清我们和他们的界线，但我们却不清楚自己确切犯了什么错。我们觉得内疚，但不知道为什么内疚。我们责怪自己，但不知道要责怪什么。在孩子理当为自己负责时，我们替他们揽下责任，甚至把他们的问题和失败当成我们的问题和失败。

战胜内疚

偶尔也有过得不好但很懂事的孩子，在我们免除自责或内疚之前，他们就先宽恕了我们。报名参加戒毒计划的海瑟给她母亲安德莉雅一个拥抱，安慰她道：“不是妳的错。我不知道我在戒毒中心会怎么样。我真的很怕自己可能好不了。但我向妳保证，我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而且我一直都知道妳爱我。不是妳的错。”但像海瑟这样对父母的谅解很罕见，更常见的情况是孩子怪罪于我们，把责任和过错都推到我们头上。他们比任何人都知道我们的罩门和弱点。他们知道怎么激怒和操弄我们。他们知道怎么让我们相信他们的不幸和痛苦、他们对这世界的失望、世人看不见（或不在乎）他们有多特别的种种，都是我们的错。如果让他们得逞，他们就可以摆脱责任了。如果我们为他们的人生发展负起责任，他们就不用负责。而只要我们还负责的一天，他们就一天不会负责。

作家安妮·罗伊普（Anne Roiphe）的长女有毒瘾和酒瘾，并且患有艾滋病。她在书中叙述了自己探究问题根源的历程，我对她的剖白格外有共鸣。“我内疚了很久。”她写道：“我才刚战胜内疚一点点而已。”由于孩子的爸也有酒瘾，她“像抓住救生圈般抱紧基因遗传这个理由，在内疚之海中载浮载沉”。

时间回到1950年代。在那个年代，当妈妈的被认为是孩子所有情绪问题的根源，而我的姐姐犯了当时所谓的“精神分裂”。过了12年之后，她才被确切诊断为躁郁症。但到了这时，我母亲早就被内疚淹没，自己也染上酒瘾。她认为（不，她“知道”）是她把我姐姐逼疯的，到死她都不放过自己。而在她过世前，许多在成年初期显现症状的精神疾病，早已被证实与基因遗传有关，像是躁郁症和精神分裂症。安妮·罗伊普也不放过自己，至少无法完全放过。“基因给了我一个托辞。”她写道：“就像某种拙劣的不在场证明，但基因不是全部。”最后，她以自我催眠般的口吻，仿佛但愿能减轻一点罪恶感地下结论道：“不是我的责任。我不是唯一一个要负责的人。”

童年的回声

格兰琪从来不做穿高跟鞋不能做的事，去年她第一次去跑波士顿马拉松，还是在她60岁生日那天。她说：“这是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不要老是去想那件事。”那件事指的是她27岁女儿艾比的饮食失调症，直到现在她仍然想不透。格兰琪自己有一个高压、自恋的母亲，尽管她决心不要重蹈母亲的覆辙，但她读到的很多资料都更让她觉得艾比的病是她的错。在接受治疗一年过后，艾比自己也不断向格兰琪提醒这些资料。“他们说厌食症是对童年时无力感的反应。因觉得很无力，所以强烈需要握有控制权，让自己挨饿就是为了掌握控制权。厌食症通常好发于控制狂和自恋狂父母的女儿身上。”她沉吟道：“我不认为自己很自恋，但说不定我其实很自恋。自恋在我们家代代相传。”

某些社会学家指出，自二次世界大战以降，有越来越多人被自恋狂父母养大，一代接着一代产生了更多的自恋狂。觉得自己“有资格”的心态随之越来越强，而这种心态被认为是我们的孩子许多问题的根源。我们鼓励他们相信自己的独特，但这种信念也导致他们不合理的期待——期待别人都把他们捧在手掌心，期待万事尽如他们的意。我们这一代的教养风格又偏向于宽容型，较不主张专制的作风。宽容型的教养风格也加强了这些期待，以及自认有资格的心态。“希望孩子成为自己的翻版很自恋吗？”佩姬纳闷道。她的孩子确实是她的翻版。“若是如此，那我就是个自恋狂没错。”克里欧补充道：“我们不都是自恋狂吗？而且，养育我们的上一辈不也跟我们一样吗？”

咳咳，或许吧。某种程度的自恋不止健康，而且有必要。不管是对维持自尊、理想和企图心，还是对拥有爱与同情的能力而言，一定程度的自恋都是有必要的。事实上，我们的文化讲究一个人呈现出来的形象，在这样的文化中，自恋是一种很有用的特质。尽管如此，自恋也有不健康的一面，像是需索别人的爱与崇拜无度，借以壮大和膨胀自我价值感；善于呈现自己的形象或许是成功的捷径，但也可能导致无所不在的空虚感。

本文摘录自《当你的孩子长大却不“成人”……放下身为父母的自责与内疚、接受孩子不如期望的事实，重拾自己的中老后人生！》，台湾橡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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