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受荷兰统治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委任的驻台行政长官，负责全岛行政事务。从1624年至1662年，共12任。

欧费尔勃格(Nicolas Verburg)于一六四六年为高级商务员，驻波斯总管。

一六四九年升为台湾第十任大员长官，到一六五三年结束。

1893年出版的《英国人简史》

在一六四九年时，荷兰的日本长崎商馆日记曾记载：「据大员的长官和评议会称，来自中国的货品日益减少，但从中国逃来大员的人却日日增多，达七千人之谱……」其后又有记载：「通词左卫门和孙兵卫来馆称，『吾等与中国大官的谈话时得知，在大员的汉人有超过万人以上，汉人有攻佔荷兰城堡的谣传……』」

一六五〇年(永曆四年)荷人治台的全盛时期，全岛番社降伏者二九三社，据荷人「番社户口表」，更多达三一五社。人口六万八千六百七十五人，汉人有一万五千人。但原住民人口在七年后(一六五七年)却减少成为三万人，番社又减为一六二社。人口减少之因除了被荷兰人屠杀外，原住民不堪受虐，集体逃亡至深山，躲避荷兰人的统治。其实在荷据时期原住民人口，全岛大约是四、五十万人。换言之，六万八千六百七十五人是在荷兰人管辖下，缴付人头税、人头附加税的人数。

在居住方面：一六五二年，位于一鲲身岛上热兰遮城东边的大员市规模已扩大了许多，十八年前这裡只有两条东西走向的街道，及一条南北向的街道。十八年后，大员市已有三条东西向的大街道，以及三条南北向的街道，彼此交叉。所有街道的宽度约在二十至三十公尺之间。这些街道把该市镇划分成数个长方形的建筑区，并不像在中国或日本常见的正方形格局。大员市所有街道都舖了路面。大员港湾在荷兰人初至时，便发现并不十分理想，大型船隻无法直接进入内海，必须停泊于外海，颱风季长达五个月，每年多次的颱风严重威胁停泊于外海的船隻。又水道日渐淤浅，在一六五二年时测得二十四年间水深少了二迟半。使得大多数的商船必需在外海装御货物。

普罗岷西亚部份，也有巨大的变化。一六二五年时，荷兰人曾尝试在这裡建设主要的居住地区，但由于北线尾沙洲的汉人拒绝搬来此处，加上许多荷兰人来此后染上疟疾，因此一六二五年之后，普罗岷西亚的建设便陷入「睡眠状态」。在一六四八年前后，普罗岷西亚市才突然繁荣起来。人口激增的主因是中国的明朝政权灭亡，清朝政权掘起。朝代变更的战乱，迫使大量汉人难民涌入了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短短三，四年间，普罗岷西亚的民屋从零落的三十几间，增到一百七十五间。由于蜂涌而来的汉人难民随处建造房屋安身，显得相当凌乱。荷兰人对此大为不满，便下令重新规划整建。经过整建后的的普罗岷西亚市镇，有一条通往内陆的主要街道，三条与主街交叉的短街。主街的宽度约为二十五至三十公尺。这条主街在荷兰人离开台湾数百年后，仍然是这座城市主要的大动脉，这条大街就是今日台南市的民权路。

一六五〇年(永曆四年)，荷兰人在赤崁(今之台南市)筑成第二城寨。

一六五〇年，输出砂糖达八万担等。

一六五一年，荷人向台湾汉族移民抽取人头税，每年得二十万盾。

在一六五二年以前，荷人为节省经费，很多行政工作都交给当地汉人的头目们办理。利用大小结首制，由指定的头目们向佃农收土地税。一六五二年台湾人革命则是一个分水岭。荷兰人进一步加强控制全台的行政工作，由原在各地测量土地的土地测量师昇任成为代理长官(亦即地方官)，负责行政工作。

一六四二年，荷兰人才开始在地图上呈现赤崁耕地与耕地之间的界线。这一年，荷人命令甘蔗佃农，必需在所租的蔗田周围种植各种果树代替土垣或竹篱。一方面把耕地的界线标示得比以前更为清楚，另一方面也可生产水果。同时每年办理的耕地租约手续已成为半永久性的租约。

因费尔勃格操守不良，上梁不正下梁歪，全台湾笼罩在腐化的官僚体系下，一六五二年九月暴发了郭怀一的农民革命。费尔勃格不求内部改革，反而以炮火强大的军力弹压，集体屠杀九千名台湾汉人农民，旋即向巴达维亚要求调职。当时来自国姓爷(Kok Seng Ya, Kuo Sing ye)郑成功的压力日益增加，费尔勃格并向巴达维亚报告：「在中国鞑靼人与国姓爷的战争中，国姓爷失利，台湾很可能成为国姓爷最后的去路……」

一六五二年，荷传教士 D. Gravius 向东印度购一百二十一头牛，分与原住民。

费尔勃格卸任后仍然在东印度服务二十年。

一六五四年升为东印度评议特别委员，一六六七年升为巴达维亚副总督，一六七五年为船队司令，携带无法証明来源的财产三十五万盾返回荷兰。(以一六三九年的大员帐册上记录十二月二十七日当长官来时，士官杀一只猪给士兵……计3-1/2里耳。四月十一日杀一头猪给随同长官而来的士兵……2里耳， 1里耳=2.5盾，故35万盾也就是等于四万头到七万头猪，或大尉145年的收入，或营长580年的薪资。)

郑成功

一六五〇年 郑成功据金门、厦门，对抗满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