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给大家推荐清朝道光朝重臣陶澍，改革盐务。清朝盐政在道光之前仍使用明朝的纲盐法，这种方法规定盐商可以凭盐引到指定产地领取销售盐。在这样的制度下，具有强大实力的盐商后来发展成了某个盐产地的总承包商，被称为“总商”。总商与官府的关系密切，他亦商亦官，负责帮助盐运使衙门向盐商征收盐税。之后又出现专门转卖盐引的“窝商“，拿到盐引购得盐后到指定地区销售的“运商”，具有收购盐场全部产盐的垄断特权，把食盐转卖给运商的“场商”。自发形成的庞大的销盐机构，已经覆盖了原纲盐法的本质，把本属于国家垄断的盐业变成了由盐商垄断的行业。此时，所谓的盐运使衙门已经成为了“总商”及其下属各级盐商的后盾部门。官商勾结的后果是盐务官吏对盐商巧取勒索，盐商为了转嫁负担，哄抬盐价。百姓承担不起高盐价，民怨四起。有的盐贩子就通过各种手段逃避盐税，然后以低价格把盐卖出去，私盐由此开始畅销。私盐泛滥导致盐商大受打击，盐引滞销使得国家的盐税收入进一步受到影响。

到道光时，盐务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贪官污吏与贩卖私盐的“盐泉”相互勾结，两者尽收利润，国家盐税连年下降。此时，盐商中“不止小商坐困矣”，“大商亦病”。为了解决盐务的弊端，道光“欲求一堪膺重寄者”，却无奈“世风日下，人心益浇，官不肯虚心察吏，吏不肯实意恤民，遇事则念及身家，行法不计及久远。”正在他愁苦之际，四川总督蒋饮钻入京觑见。道光对他说起渴望人才的心愿，蒋枚括当即回应:“川东兵备道陶澍，业绩四川第一，堪胜大任。”道光见蒋枚括态度诚恳坚决，于是当年即提升陶澍为山西按察使。

后来，道光发现陶澎果真是个人才。他在奏折里针砭时弊，不惧权威，头头是道。在道光的赏识下，陶澍一连升职，先升为安徽布政使，后升安徽巡抚。1825年，他又被调任江苏巡抚，成功解决海运问题，把南方潜粮运往北方。1830年，举荐陶澎的蒋枚钻因病卸任两江总督后，道光立即提升陶澎任该职，陶澍开始总管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 江苏是当时的重要盐产地，当地的盐场处于淮河故道入海口的南北位置，淮河以北的叫淮北盐场，在淮河以南的称淮南盐场，总称两淮盐场。陶澍升任两江总督后的的一件事就是整顿两淮盐务。为了保证盐法改革的顺利进行，陶澍使用“擒贼先擒王”之计。他向道光帝奏请杀掉两淮的“盐泉”头目黄玉林，以震慑私盐贩子。道光非常同意并相信陶澍，于是下令逮捕黄玉林。没想到这个黄玉林嚣张至极，他几次逃避追捕成功后反倒玩起了“自投罗网”的游戏。官员见他有心“自首”，拿他没办法，要了点保释金就放他回去了。

陶澍知道此事后更加坚定了杀黄玉林的决心，他根据道光“勿避嫌怨，勿惮勤劬”的指示，决定公开处决黄玉林。当时，很多官员听闻陶澎的决策后都非常震惊，他们害怕杀掉头目后引起盐泉叛乱。但是陶澍愤然坚持，他说:“这个黄玉林不解决，就会出现第二个黄玉林，第三个黄玉林。可怕的不是黄玉林，是老百姓吃不起官盐!”最终，黄玉林被押赴闹市区的刑场，当众处死。黄玉林的死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不仅盐泉为陶澍的胆量所震慑，就连朝廷官员对陶澍也多了敬畏，同时也让道光对他的信任更为坚定。后来，当陶澍为了整顿盐务官员的腐败请求裁撤两淮盐政时，道光毫不犹豫地准许了他的建议，并将总管盐务的特权交给了他。陶澍兼管盐务后，精兵简政，革除陋规，制定新的规章制度。他“裁减衙门陋规十六万两有奇，凡淮南之窝价，淮北之坝杠，两淮之岸费，分别减除”。他还革除了总商的身份，禁止“商船借官行私”，杜绝私盐贩运。陶澍的禁令施行后，“弊肃风清”，使得“盐价稍减，销路渐通”。

从道光十一年(1831年)正月十一日起，截至七月二十九日，两淮地区销盐共计三十五万五千九百多盐引，一千六百五十六万七千余包盐，“销数之广，为频年所未有”。陶澍收到信后感动不已，立即着手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春，陶澍带领官员来到海州(今连云港市)，试行票盐法。票盐法简化了盐商的购盐程序，所售盐的价格也大大降低。盐商看到有利可图，纷纷前来交税领取盐票。同时，陶澍又通过设置三重关卡紧抓私盐销售，使得盐泉无路可走，私盐大大减少。道光十三年，票盐法在淮北推行时，更受欢迎。不到四个月，淮河的商船上“请运之盐，已逾三十万引(一引四百斤)”。票盐法不仅吸引了一大批盐商，且因为“是法成本既轻，盐质纯净，而售价又贱”，使得“私贩无利”，所以原来的私盐贩子也改走正道，都自觉来领票。

票盐法打破了盐商的垄断，同时使盐商交税的主动性提高，从而促进了盐的销售，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经陶澍改革后，淮北私盐绝迹。后来淮南也施行票盐法后，两淮盐政亏损的七百多万两被补上。至道光十七年《1837年》，两淮的盐税在缴纳后还存银三百多万两。陶澍盐务改革的成功，不仅可以从清政府盐税的改善看出来，还可以从盐商的反应中可见。票盐法施行后，原来在淮北垄断盐业的盐商利益遭受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