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给大家推荐南朝宋武帝刘裕，桓玄东进。大战在即，张法顺求见司马元显，秘密进言说:“我看刘牢之这个人很不可靠，说不定会背叛我们，让他担任前锋，万一生变，就会大祸临头。而漂骑司马桓谦，虽然身在建康，但毕竟是桓家人，据说一直偷偷给桓玄充当耳目，刺探朝廷的情报通知荆州，也是应该提早除去的隐忧，不妨命刘牢之杀掉桓谦以表忠心。如果刘牢之接受了，就得罪了桓家人，断了他首鼠两端的念头，如果刘牢之不接受，我们就提前杀掉他。”

这确是一条毒计，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也算是有先见之明了，但司马元显没有接受。不接受的原因其实也很好理解:张法顺的主意基本上没有可操作性!首先，桓谦是桓冲的儿子，桓冲不论在朝廷还是在荆州一向享有美誉，杀他没有罪的儿子是件大失人心的事。何况对于桓谦，司马元显已经另有打算了:他任命桓谦为荆州刺史，因为植家在荆州的势力根深蒂固，用桓家人代替桓家人，可以减弱荆州军的反抗。这种处理方法，应该说比张法顺的主意更高明。其次，按张法顺的计策，假如刘牢之不杀桓谦，就得杀掉刘牢之，这就更麻烦了:一、刘牢之是想杀就杀得掉的吗?二、退一步说，就算刘牢之麻痹大意，当真被杀掉了，你就不怕北府军造反?三、再退一步说，就算北府军不造反，还能指望他们替你对抗桓玄吗?现在桓玄与司马元显的力量对比中，荆州方面几乎占尽了优势，司马元显唯一可以倚仗的力量就是刘牢之和他的北府军，所以对司马元显来说，此时杀刘牢之和自杀基本上没太大差别。

再从另一方面来想，刘牢之虽然不可靠，但也得“利令”才能“智昏”吧?凡是桓玄可能给他的好处，司马元显都已经给他了，而司马元显不能给他的好处，桓玄也不可能给!只要他能够理性地评判得失，就没有甘冒骂名，背弃朝廷投靠桓玄的理由。本来司马元显的想法基本是没错的，假如此时北府军的首领是刘裕，他多半就成功了(虽然只是暂时的成功)。奈何历史不是数学公式，促使人们作出选择的动机不一定出自理性判断，因为一些很蠢的想法而作出重大决策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这大概也是历史之所以丰富多彩的原因之一吧。

原本桓玄认为朝廷处境如此困难，应该没有余力远征，待得到他的堂兄—太傅长史桓石生从建康给他秘密送来的朝廷讨伐令时，不禁大吃一惊。桓玄这个人平常似乎英明果断智计百出，往往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竟打算收缩兵力，退保江陵。桓玄夺取荆、雍的时间还不长，控制的地域虽大，但这些地域的官吏士民主要是畏惧他的强大而归附，诚心投靠者并不多。如果他一仗不打就退保江陵，示弱于天下，对这些人的心理示范作用可想而知，那时难保不发生属下叛投中央的事，司马元显也就有了取胜的可能性。

幸亏此时长史卞范之一语点醒了植玄:“桓公您的英武之名早已天下传扬，而司马元显不过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刘牢之在三吴也早已丧尽人心，哪里值得桓公畏惧?我方只要点起大军，直接挺进京都，展示我军的强大，让天下人知道顺公者昌，逆公者亡，他们马上就会土崩瓦解!岂能反而让敌深人，自寻死路?’’桓玄听罢大悟，于是改变了主意，发出檄文，声讨司马元显的罪行，同时集结大军，顺江东下。桓玄大军抵达姑孰(今安徽当涂)，命部将冯该进攻历阳(今安徽和县，当时豫州治所)。豫州刺史司马尚之命弟弟司马休之守城，自率九千精兵列阵于洞浦(历阳之南)，另命部将杨秋驻军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长江北岸)。没想到桓玄军一到，杨秋就投降了。接着，桓玄派兵切断历阳和洞浦之间的联系，纵火焚烧豫州军战船，豫州军心浮动，遂全军崩溃，司马尚之也在逃亡中被桓玄军队擒获。司马休之开城出战，再败，只得弃城逃走，比他哥幸运一点，他没被抓住。这样，道子党阵营中忠诚度最高的豫州军轻而易举就被桓玄消灭了。

翻开地图册，按照比例尺简单计算一下，就可以发现:从历阳到建康的直线距离已经不足五十公里，如果走今天的高速公路，只是半个小时的车程，而且连接两者的长江航道宽阔笔直。但尽管距离如此之近，在历阳会战打响的时候，朝廷的讨伐大军不论是主帅司马元显还是前锋都督刘牢之都按兵不动，坐视司马尚之被消灭!司马元显不去，是因为他不敢去，他自受命出征那一天起，就把战船当成了颐和园中的石仿，一直停在码头上一动不动。虽然身边的人把他吹捧成天纵英杰，但自去年与孙恩交手之后，他对自己这方面的能力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说实在的，他既缺少将才，手下也无精兵，真去救援历阳，只怕要早两天当桓玄的俘虏。本来嘛，大家都清楚:要对付桓玄，真正能指望的只有刘牢之了。可那个该死的刘牢之怎么了?他怎么也不动呢?司马元显失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