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强大的纳粹德国，上到希特勒、下到基层士兵、甚至普通民众，大多都有滥用毒品的情况。

纳粹头目：希特勒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从希特勒到普通民众，从军队高层到普通士兵，大多存在滥用毒品的情况。 2004年的一天，德国小说家诺曼·奥勒（Norman Ohler）在柏林遇见了一位老友。老友告诉奥勒一桩奇事：自己从位于东德的公寓衣柜里，偶然翻出了上世纪40年代的药品“拍飞丁”（Pervitin）。包装显示，其主要成分包括甲基苯丙胺，即“冰毒”。 出于好奇，老友吃下了三片“古老”的拍飞丁。服下第一片后，整个人异常清醒；服下第二片后，他心情极好，不由自主地想演奏音乐、唱歌；第三片下肚，他意识到，自己吃下的，的确是一剂非常强效的毒品。 这会不会说明，在上世纪40年代的德国，类似于甲基苯丙胺这类的强效毒品并不少见呢？奥勒回忆起成长过程中，爷爷对于纳粹和希特勒的极力推崇：“那时候所有的事情都顺利，一切都非常干净、俐落，人人都一心劳作，保持亢奋。”在一片致幻的药片和一个狂热、非理性的政权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关系呢？

希特勒宣称，“那些在德国边境居住的3,500,00居民也将受到政府保护”。

希特勒宣称，“那些在德国边境居住的3,500,00居民也将受到政府保护”。苏丹坦镇的捷克居民听到此消息后欢呼。

这件事改变了奥勒的写作轨迹——他决定放下小说写作计划，历史的真实，比小说的想像重要得多。5年时间里，奥勒穿行于各大档案馆，埋首于历史资料之中，用一柄放大镜“像个侦探一样”找寻解锁谜题的密码。

到了德国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时，奥勒一遍遍地翻看一本日记。它来自特奥多尔·莫雷尔（Theodor Morell），希特勒的御用私人医生，而所有笔迹难辨的记录和标注，都指向同一个人——“病人A”。

与病人形影不离的私人医生莫雷尔（希特勒左后侧）。

如果判断准确，“病人A”无疑就是希特勒。这意味着，从1936年到1945年的9年、3000余天之内，对外宣称“禁欲”“纯洁”“无所不能”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其实以至少每天1到2次的频率摄入毒品。

沿着这条线索，奥勒首次全面、系统性地揭开了兴奋剂滥用对于纳粹社会造成的影响。2015年，他的作品《亢奋战：纳粹嗑药史》首次在德国出版，并在2年间被译成三十余种语言，畅销世界各地。在《亢奋战》中，奥勒向读者清晰地揭示：在纳粹德国，从希特勒到普通民众，从军队高层到普通士兵，大多存在滥用毒品的情况，并通过毒品依赖，应对战争中的灾难性局面。纳粹的意识形态战，实际上就是毒品战。

他提出了一个概念：“药片形式的纳粹主义。”也就是说，为了维系纳粹这个“业绩至上”、奉行极端国家社会主义的“民族共同体”，药物滥用是必不可少的选项。

用奥勒的话说，“纳粹德国最主要的问题不是毒品，而是不自由”。因为在一个独裁政府的统治之下，对于“毒品”的界定，既可以是将异族（犹太民族）污名化并划归为“危险的毒贩”的言论和政治武器，也可以是其摆布民众的权力手段。

纳粹宣传种族主义的儿童读物《毒蘑菇》

在纳粹宣传种族主义的儿童读物《毒蘑菇》中，禁毒与反犹宣传合流。“就像难以从好蘑菇里发现有毒的蘑菇，辨别老道的骗子、罪犯和犹太人常常也是很困难的。”

在《亢奋战》的结尾，奥勒忧虑地写道：“假如我们的核心结论是，在第三帝国，纳粹利用毒品作为人工制造的动员力量，用以替代随着时间逐渐减弱的意识形态动力，并借此维持领导集团的行动力，那么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这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之所以被揭开，并不是因为人们吃下了太多的毒品。”

而奥勒也在接受采访时，说出了以下对话：

“我第一次读到莫雷尔的手稿，发现了一个事实：希特勒原来是靠长期注射毒品维持形象。我读得越多，就越相信之前从朋友那里听到的故事并非虚构，而是有真实的历史凭证在，也就越坚信这条线索可以发展成为一本非虚构作品，我也从挖掘线索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乐趣。”

“从小我们就从爷爷辈那里听说，希特勒是一个纯洁、禁欲、完美无缺的领导人，他自诩也是如此。所以当我发现他其实是个瘾君子，注射过大量的毒品时，是非常震惊的——这和我认知中的希特勒太不同了。”

1943年夏天，“病人A”（希特勒）的病历卡：上面第一次出现了麻醉剂优可达的名字。

“在纳粹狂热的国家社会主义大背景下，似乎只有大量摄入毒品，才能使希特勒长期保持亢奋的状态，迎接德国战争中的一个又一个挑战，以比较光辉的个人形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禁毒，是纳粹对其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一部分，但不是现代生活真实的一面。因为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的德国，人们只是希望通过摄入毒品，使自己更适应大环境，表现得更为积极。这并不是彼此矛盾的。

当时在军队高层，其实也有人意识到了甲基苯丙胺的问题，认为它不仅对人体有害，还与纳粹的意识形态和禁毒政策相悖离，因此屡次提议限制其生产和使用。但上级回覆说，既然这种药物有利于战争，能让人在变得更亢奋的同时服从命令，为什么不用呢？现实需要总比意识形态的要求更强有力，所以他们并不在意。

当然，德国军队大面积摄入毒品，也和当时希特勒对战局不切实际的幻想有关，和当时德国现代工业的飞速发展有关。”

▲上图，位于柏林-约翰内斯塔尔的泰姆勒药厂的过去，当年，每周有数百万粒拍飞丁药片在这里制成。

▲上图，位于柏林-约翰内斯塔尔的泰姆勒药厂的过去，当年，每周有数百万粒拍飞丁药片在这里制成。

如今的泰姆勒药厂厂区已被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