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海战的失利，对大清朝野上下的震荡是非常巨大的，战前没有人料到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竟然会被蕞尔小邦日本给打得完全没有脾气。甚至据后来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回忆，他孩童时一度以为甲午海战的最终胜利者乃是天朝大清，因为他小时候见过一副年画，画中的清兵完全是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出现的。稍长才明白，原来历史真相完全相反。

这场战争也最终宣告了大清此前的洋务运动的全面失败，精英阶层开始有人反思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这其实是历史中许多的改革运动都会面临的一个困境。清王朝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运动，虽然在器物层面取得了些许成就，造就了一时中兴的面貌。然而其改革的初始目的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巩固专制统治，只想新其貌而不想新其心。妄图通过在专制腐朽的制度之上嫁接西方自由主义的生产方式，以达到“西学为用”“皇权永固”的续命作用。改革的目的如果是为了巩固专制体制就常常会适得其反，若不触及体制改革，仅是隔靴挠痒，到一定程度之后改革将进行不下去，而如果触及体制改革，统治者又担心会因此失去权力的交椅和既得利益，因此往往陷入“改革困境”。

1894年9月27日，面对平壤失陷，黄海之上的海战又一触即溃的局面。翁同龢、李鸿藻等重臣提议起用已赋闲十年之久的恭亲王奕。这表明清王朝有意以外交手段化解危机，恭亲王奕本就是清廷中著名的主和派。同时清廷方面也希望俄、英等列强从中斡旋，劝说日本能走上谈判桌。

李鸿章,伊滕博文在马关

1895年2月12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代表去日本全权议和。赴命之前，李鸿章先是进京与各大臣商议此次议和的底牌，并与各国公使进行交涉，以求争取同情。3月14日李鸿章一行由天津出发前往马关与日方进行谈判。

3月20日李鸿章一行到达谈判地点，位于马关红石山脚下的春帆楼。清廷希望先行休战，然后交涉最终议和条件。但伊藤博文就李鸿章提出的休战问题表明清廷必须满足日方如下条件：允许日本军队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在上述各处中国军队须将一切武器移交日军。天津、山海关之间的铁路由日方接管。并且中国政府必须承担休战期间日本军队的全部费用。

面对日方狮子大开口的休战条件，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敢擅作主张，正在犯愁之际，一个日本人给李鸿章送了一份大礼。3月24日，李鸿章在结束第三次会谈，乘轿子返回寓所途中，距住处50米之处。人群中突然冲出一人，在轿前向李鸿章开枪行刺。李左眼下颊骨中枪，索性没有伤及性命。行凶之人名叫小山丰太郎，是一位无业青年。他行刺的目的就是想要破坏中日之间的议和，希望日本继续扩大战争。然而此举却适得其反，恰恰给李鸿章在谈判桌上增加了一份筹码。伊藤博文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只得同意无条件休战，以表歉意。

自此双方暂收干戈，力图在停战期满之前商定最终和议条件。经过一番你来我往的外交战和互相扯皮之后，最终于4月17日签订议和条约，史称《马关条约》。该条约承认朝鲜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清廷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以及赔款、通商等自不在话下。

辽东半岛作为满人的龙兴之地，清廷最终以白银三千万两赎回。而日本之所以同意清廷赎回辽东半岛最主要的原因是俄、德、法三国的干涉。俄国人对远东地区本就有领土企图，对满洲和朝鲜半岛也是虎视眈眈，自然不希望日本在该地区一家独大。德皇威廉二世尝试干涉中日议和，也是为了换取俄国支持其在东亚的扩张。法国和俄国本是同盟，同样是为了从中获取更多利益。

而条约中割让台湾一款，让台湾本土大小官员和乡绅百姓颇感不满。当时在京的台籍官民联名上书督察院，诉说闻听此一消息的悲愤与哀恸：“台人骤闻之，若午夜暴间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风云变色，若无天地。”

甲午战争后，占领澎湖的日军和当地民众

1895年4月28日，时任台湾巡抚的唐景崧给总理衙门发了一封电奏，试图以国际法说服清廷废除割让台湾一项。“查《公法会通》第二百八十六章有云：‘割地须商居民能顺从与否，民必顺从，方得视为易主。’等语。”但5月8号，中日双方在烟台正式换约，割台已成定局。此时清政府驻法参赞陈季同由上海抵达台北，陈季同1878年至1880年留学于法国巴黎政治学堂，修习公法专业，因此对国际法比较熟悉。于是他在台北筹防局召开的官绅会议上，根据《万国公法》：“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的原则，提出了“民政独立，遥奉正朔”的主张。

5月16日，唐景崧电请张之洞，为全台绅民奏朝廷：“台湾属倭，万姓不服”，“众议坚留唐抚暂仍理台事，并留刘镇永福镇守台南”。清廷方面对此的回应乃是：“交割台湾，限两个月，余限20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

台湾布政使司衙门唐景崧办事处，后被日军征用为最高指挥所

5月23日，台湾士绅以全台居民名义发布《全台绅民致中外文告》，“以台湾为民主国，一切政务均由公选之官吏办理”。5月25日，台湾人民公推唐景崧为总统，以台湾巡抚衙门为总统府，国号“永清”，以蓝底黄虎旗为国旗，还拟定了临时宪法草案。

《全台绅民致中外文告》首先表明了设立台湾民主国的缘由：“查全台前后二千余里，生灵千万，打牲防番，家有火器，敢战之士，一呼百万。又有防军四万人，岂甘俯首事仇，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唯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再请命中国，作何办理。”由此可见，台湾民主国的性质乃是自立而非独立，其成立的目的恰恰在于保台，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统一。从其国号“永清”和蓝底黄虎旗就可以看出表示隶属、臣服于大清。此时中日甲午战争已然议和，双方也已签订议和条约，再以大清名义抗日于法理不符，只得自立一国抗击日寇。文告也宣誓了台民们的抗敌决心，“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让台”。

台湾的绅民们也希望获得西方列强的支持，因此在文告中表示：“如肯认台湾自主，公同卫助，所有台湾金矿煤矿，以及可垦田，可建屋之地，一概租与开辟，均沾利益。如各国仗义公断，能以台湾归还中国，台民亦愿以台湾所有利益报之。”

台湾士绅又发电报给总理衙门、北洋大臣、南洋大臣、闽浙总督、福建布政使等，览其电文真乃其心可鉴。“伏查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

日军占领新竹之后，在给群众讲话

6月3日，日军攻克基隆。6月4日傍晚，总统唐景崧化妆成老妇人，携带银两逃出台北。两日之后，搭上德国商船从淡水逃亡厦门。副总统丘逢甲得知后，也逃往广东，据说还卷走了十万两白银的起义款项。

6月19日，日军南下进攻桃园、新竹。6月26日，义军余众在台南拥立黑旗军将领刘永福为第二任大总统。刘永福是钦州客家人，初为太平天国的将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刘永福率领余部退入越南，其所建黑旗军后被越南招抚。中法战争爆发后，时任吏部主事的唐景崧请缨入越招安黑旗军共同抗法，刘永福在此战中表现英勇，是抗法名将。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起，唐景崧署理台湾省巡抚兼兵部侍郎，邀请刘永福帮办台湾防务，率黑旗军驻防台南。

日军在乡间搜捕抗日人员

刘永福在台南发布《盟约书》表示：“变出非常，改省为国，民为自主，仍隶清朝……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分内事也……虽明为抗旨，实隐为遵旨”。然而终是独木难支，徒叹奈何。黑旗军统帅刘永福最终也和唐景崧一样只得仓皇潜逃。1895年10月21日，日军进入台南城，至此台湾民主国灭亡，享国诈一百五十天。

唐景崧的孙女唐筼后来嫁给了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二人育有三女，陈寅恪大师分别给大女儿取名陈流求，二女儿取名陈小彭，皆是与这一段历史有关。

1931年九一八事变第二天，胡适写过一首《题唐景崧先生遗墨》（甲午战争时胡适先生的父亲胡传曾任台东知县）：

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

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

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

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