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隋朝初建时，北方边疆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公元年，隋文帝受禅即位，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形势，四周分别存在突厥、高丽、吐谷浑、陈朝等敌对政权。其中，突厥给隋王朝的北部边疆造成巨大的压力，成为新生王朝最大的外患。隋文帝首先致力于改革内政，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二级，提高了行政效率。其次，对北部边疆主要采取积极防守的策略，修筑长城，加固城池，增强边疆地带的防御能力；擢选将帅出任边地总管，驻防军事要地，广设镇戍；施行“远交近攻、离强和弱”政策，造成突厥分裂，其实力被削弱。多管齐下，致使突厥衰落，外患减轻。

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原地区历经三百余年南北分裂的局面即将结束。同年，突厥伦钵可汗病逝。因汗位的继承，引发了雄跟大漠南北的突厥政权内部纷争离乱的序幕，最终导致突厥的分裂。隋文帝即位之初，三总管之乱刚刚平息，边患又起，且来势凶猛：东北是高宝宁集团，漠北是突厥铁骑，西边是吐谷浑势力，南边则有陈王朝的重兵，可谓四面受敌。这不仅是对新生的隋王朝的考验，也是对隋文帝这一新王朝建立者的考验。当时的形势，陈朝虽大张旗鼓，但内部矛盾重重，水军步兵皆非隋军对手。吐谷浑虽骚勇好战，但军队编制落后，难以统一号令，故不会造成太大的威胁。而突厥为北方强敌，世代皆犯我中原，双方恶战难以避免。高宝宁集团依附于突厥，拥北齐残余势力，盘跟东北，且勾结周边胡族，因而也是心腹之患。

从地理格局来看，东北高宝宁集团南以燕山山脉与隋为境，东邻榦鞮诸部，北接奚与契丹，西以突厥为援。此年（，突厥伦钵可汗死，突厥贵族经过几番争夺，位钵之侄摄图（乙息记可汗科罗之子）即位，称伊利可汗（又号“沙钵略可汗”，年在位），其牙帐设在于都斤山，仍统辖南抵阴山、东至西拉木伦河一带的漠南部分地区。沙钵略初登汗位，力量有限，为对境内各贵族进行安抚，摄图对诸部首领进行了分封：伦钵之子庵罗为“第二可汗”，被封于独洛水（今蒙古国土拉河；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为“阿波可汗”，被封于金山（阿尔泰山）以东。

杨坚意识到强敌在北，如果不先解决后顾之忧，不仅不能统一全国，而且有失去根本的可能。此时，正值陈宣帝病逝，隋于是借“礼不伐丧”为名，收南下之兵，确定了先击突厥、后灭陈国的战略方针。至此，东突厥诸部与铁勒部众都为启民可汗所统。该突厥属国政权由以启民可汗为首的东突厥贵族统治，以漠南地区今呼和浩特平原为中心，与隋王朝保持着事实上的君臣关系，隋王朝通过扶持启民可汗实际控制漠北大部分地区，成为东亚地区的强大帝国。而启民可汗也在隋王朝的扶持下，以大城为统治中心，居于漠南的权利，并且一度将部众迁往黄河以南及长城以内，隋王朝政策由离间政策变为羁縻政策。

启民可汗的归附与北疆形势的安定，是长孙最“离强和弱”理论的又一次成功体现。有学者认为其理论体系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与完善的，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对突厥各部势力进行“鼓动”、“通使”、“说和”等手段，以分别削弱；诱使部分突厥贵族归附隋王朝；让已经归附的突厥贵族首领“分头招慰”其他势力；维持突厥原有的政治、军事格局，以使其内部互相削弱；有意支持一方，使其互相牵制；在各支势力均已削弱是出兵讨伐，一举将其消灭。实际上最终在北部边疆建立的启民可汗政权并非隋王朝本意，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启民可汗的归附与突厥属国的建立与发展，最终使隋王朝北部边疆得到安宁，成为其达到极盛的重要标志。

隋朝积极扶植启民可汗，有着众多原因：第一，利用突厥的内部矛盾，离间突厥各支势力，从而削弱突厥的整体实力。从幵皇初年长孙蔑提出的“离强和弱”思想，到幵皇十七年（，隋文帝“欲离间北夷，故特厚其礼”气朔州总管赵仲卿也认为应当“间其骨肉，遂相攻击。

”第二，希望启民为隋王朝捍卫北疆，便于掌握其他部族的情况，以迅速有效地采取应对措施。如启民可汗在娶安义公主之后，对都蓝可汗的行动一直有所戒备，“伺知动静，辄遣奏闻，由是边鄙每先有备。”第三，启民可汗也一直支持隋王朝的军事行动，成为其协同作战力量。如云州道行军元帅杨素曾“率启民北征”气其后玉门道行军大将薛世雄，曾和启民可汗在西北“连兵击伊吾”。可见，在隋朝扶持下，北部边疆以启民可汗为首的突厥属国政权得以稳固地建立，为北部边疆的和平安定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