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瑚，字铁珊，1864年出生于河北省定县南支合村一个清贫的书香门第家中，其祖父和父亲均为读书人。王瑚幼时，家境十分贫困，生母早丧，7岁寄食于母舅周家，后又过继给周家。低放牛，拾柴，卖豆芽，什么都干，然而周家施于虐待,稍不合意就用鞭子打，有时被打得遍体鳞伤。在他十三、四岁时，他迷I了读书，白天在地里看瓜，晚上巡更，一有时间就偷偷读书。山事被本村名士范东坪先生所知，亲自把王瑚叫到自己的家中，信给他灯油、书籍、笔墨，教他读书写字于是王瑚得以专心向学进步很快。由于他勤奋好学，能背诵《左传》、《资治通鉴》书的许多章节，还能顺口说出《四史》《纲鉴》、《古文释义》等书中的大意。凡是他读过的书，都用红笔圈过，还有批注。20岁时，他为了进一步深造，不远百里，每月到保定莲池书院学习。 此一期间，原在外乡教书的父亲王晋升因病瘫痪在家，但是慕名远道而来的请教者却络绎不绝。然而他们写的文章大都平淡无奇，不是离题千里，就是缺少精华。有一天，王瑚写了一篇《贫贱不能移》的文章，措辞巧妙，文笔流畅，王晋升看了以后很高兴，对王瑚说:“你切要记住孝悌廉 耻、仁义忠信、刚直不阿，是我们的立家之本，传家之宝，是将来与社会打交道是不可缺少的”王瑚点头示意，默默记在心头。

王瑚21岁那年，考中秀才，23岁时又中了举人，乡人遂以“小举人”称之。中举后,他受定县西朱谷村聘请，设专馆教书，一方面将每月二三斗小米束修供养家庭和卧病在床的父亲，一方面继续苦读。他涉猎极为广泛，除把家中存书读完，凡是能找到的书都要拿来读。贫困的家庭生活和读书的熏陶，养成了他言行谨慎、诚实忠厚、慷慨信义的性格。有一次他从家里返回西朱谷村，路过西市邑唐河桥，由于桥被损坏，一个中年人用独轮小车推着的百余斤重的猪掉到桥下。河里虽无水，但周围却无人上前帮忙，那个中年人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王瑚见了，纵身跳下去，奋力将那头猪举上岸边，随后又帮那个中年人把猪装好车，在猪身上擦了擦手上的泥转身就走。那人感激不尽，忙问王瑚叫什么名字，哪里人，王瑚笑笑说:“各走各的路，不用多问。”他再问旁边的人，才知道是南支合村的小举人王瑚。大家无不为之赞叹。

1894年，清廷开科考试，王瑚步行数百里赶赴京城，考中进士，投翰林院吉士。王瑚看到自己金榜题名，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多年辛苦读书总算没有白费,没有辜负父老亲人的一片厚望。此时的王瑚踌躇满志，决心报效国家。 1895年，玉瑚结束了在翰林院的生活，被任命为四川庆符县(今高县)知县。初涉仕途的王瑚，对清朝官场的黑暗一无 知。按照惯例，候选官员每月在法定日，由吏部官员在天安门召集抽签决定去向，并由监察御史到场监督。表面看来此法么正，实际弊端重重，如果不买通官员，就会被分发到贫穷边远地方。王瑚当然是一点儿不通晓，所以被分到四川穷困的庆符县。 王瑚接受任命后，思绪万千，他虽有一肚子学问，但对如何当一个好官，为百姓谋利益却不由茫然。他想了许多，写下了自已的想法和决心:“百姓之生死， 操于官吏。我辈官吏，要为贫民谋生计，才对得住社会。”“我自幼给人耕地，因性嗜读书，所以得谓读书人。但民间疾苦，我概尽知，愿终身守俭约，售不忘本也。” 赴四川上任之时，王瑚头戴妻子苏氏做的青布便帽，身着粗布大褂，一身庄惊人打扮，带着十五六岁的侄子王用舟启程了。到了四川省城成都，依例要叩谒巡抚衙门报到。但王瑚连等3天，不得召见。后来旁人告诉他，欲见抚台大人要先孝敬门房差官数百文至10两银子不等，才给通报。王瑚无奈，只好抵押了几件衣服得500文，方买通差官进见。为此，王瑚闷闷不乐，不想官场腐败到如此地步，连门房差官都如此之贪。他立下了誓言束自己:“欲为一个好官，并不甚难，能不要钱，再能为人民兴利除害，则国家与人民，俱蒙其福利矣。”

王瑚到了庆符县以后，通过调查了解到，一些县吏在向老百姓征收钱粮之时，都要加征5%至10%的款项，美其名日“伤耗”以此来自肥私囊。他们往往借口银子成色不好，粮食分量不足，任意敲诈勒索。市价1800文合1两银子，他们却定为2200文;料食只上缴8成就算完成任务，遇到灾年，照样征收农民粮食，去只上缴五六成，多余者便巧立名目装入自己的腰包。有些官吏还与豪绅富户相勾结，欺压百姓，闹得民怨载道。本来这些县吏靠薪作只能维持中下等的生活，然而却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王瑚目睹此种现象，十分痛心。他想，只有重申法纪，严以职守，革除陋规，奖励农桑，方为良策。因此，他根据庆符县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套兴利除弊的改革措施，严格执行，倍受当地人民的欢迎。王瑚还常教育下属县吏:“我们为官所拿的俸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不为人民减少疾苦，办好事，就对不起百姓。千万别认为自己做了官，就高人一头，做威做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