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王安石“得君行道”实践和明代张居正“得君行道”实践既有相似性，又具有很多差异性。两者相似性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王安石少年的理想，和张居正一样，也是“得君行道”。王安石出生于一个判官家舍，临川王氏一家到王安石父亲王益时，才挤入仕途。王益在建安任地方官时，不肯催逼贫民交税。王益在任地方军判官时，一面揭穿顶头上司同豪强势力的勾结，一面整治当地奸猾之徒。王益种种利国利民的作为，对年青的王安石起了强烈的影响。王安石早年便随父亲广阔游历，社会的衰落萧条景象，给王安石心里打下深刻的烙印，激发王安石“得君行道”的理想。王安石和张居正少年时代“得君行道”理想的萌生都受到良好家庭环境的熏陶以及对父辈高尚品行的一种仿效。

第二，王安石和张居正在“得君行道”之前，都是科举入仕，且都有丰富的从政经验。王安石自庆历二年（1042 年）考中进士，从出任淮南判官起，便开始实际的政治生活。庆历七年（1047 年），王安石改任鄞县知县，独掌一县事务，增强政治经验的积累。张居正在嘉靖朝上《论时政疏》，且在穆宗朝上《陈六事疏》，都已初步具有变法的思想，王安石则在宋仁宗朝便上《万言书》。万言书显示了王安石的全部改革路线。

第三，王安石“得君行道”实践和张居正“得君行道”实践都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全面的社会改革，都是针砭时弊的改革。王安石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社会领域，张居正改革同样涉及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王安石改革目的是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局面，而张居正改革目的也是为了拯救明中后期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

第四，两者实践都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且“得君”都是“行道”的前提。王安石“得君行道”实践建立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基础之上，而张居正“得君行道”实践建立在张璁、徐阶、高拱等阁臣的局部改革之上。在明王朝行将就木之时，张居正能够挽颓势于狂澜，完成儒家士大夫最高理想——“治国、平天下”。张居正与明神宗的相遇，颇有几分似于王安石和宋神宗：既是君臣关系，又是师生关系，“得君”是王安石和张居正“行道”的共同前提。

第五，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学说都存在儒佛结合的特点。王安石新学因含有佛学思想而被后世理学家认为王安石由于“学术不纯”导致“得君行道”实践失败。江陵学术宗本在儒，而融摄佛老及法，以成其一家之学。张居正和王安石一样，都具有“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的精神，都是以铁腕治国理政。

宋代王安石“得君行道”实践和明代张居正“得君行道”实践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张居正在万历一朝甚得明神宗的信任，权力极大，顾宪成说：“张江陵，堂堂相君也。其重也，能以人贫，能以人富，能以人贱，能以人贵，公卿百执事倡口诵功德焉。”

张居正“得君”程度之大，无人能及，“行道”成效之大，更是无人能比。这一切主要归咎于所“得”之君的特殊性，即当时的万历皇帝还是个小孩，对张居正的依赖性较大，而王安石是以参知政事，即“副相”的职位主持变革，上有皇帝和宰相的制约，并且宋神宗是一个成年皇帝，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行动，所以王安石没有张居正的实际政治权力大。“得君行道”实践者拥有权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得君行道”实践的成效，因此王安石改革没有张居正改革成效大。

第二，王安石改革群体成分比较复杂，虽然王安石改革的主导学说是新学，但是群体内部吸引许多理学群体成员，如程颐等，还混杂许多反对派成员。张居正改革群体是以张居正为核心，聚合同乡、姻亲、门生等重要社会关系资源，比王安石改革群体更具牢固性和凝聚性。

第三，王安石一些改革措施本身难以实践，如青苗法和募役法，而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大多都能顺应时势。王安石改革由财政改革入手，张居正改革由整顿吏治入手。相比之下，张居正改革步骤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第四，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几乎势均力敌，反对改革的力量比较强大，且后来宋神宗对改革的态度开始摇摆，而张居正改革的反对派力量缺乏一个领导核心，因此相比王安石改革的反对派力量小，且有李太后和万历为坚强后盾。 余英时先生认为，王安石第一次把儒家“得君行道”的观念付诸实践。张居正相比王安石有更多的有利条件，且改革成效比熙宁变法更为深远，所以张居正实践“得君行道”也应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