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操纵的混合宣传模式研究 | 社媒领域研究新进展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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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

国 内

社交媒体操纵的混合宣传模式研究

线下政治讨论如何激发青年群体的线上政治表达：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从参与到互惠：互联网媒介域新闻创新的路径探索

规则、随机性、符号：作为意义生产模型的“游戏性”及游戏的媒介特质——以《王者荣耀》与《阴阳师》为例

“瓦釜效应”:一个关于媒介生态的假说

传播的兴趣偏向和浑然不觉的符号暴力——基于《今日头条》的算法控制研究

国 外

社交媒体摇摆：对青少年幸福感的正负影响（The social media see-saw: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s onadolescents’ affective well-being）

实践中的可供性：一项关于社交媒体逻辑和情境坍塌的民族志批判研究（Affordances-in-practice: An ethnographic critique of social medialogic and context collapse）

记者如何参与推特上的品牌化：个体，组织与机构层面（How journalists engage in branding on Twitter: individual,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levels）

整理| 陈想非

编辑| 珲哥

国内

一、社交媒体操纵的混合宣传模式研究

随着互联网关键性基础设施规模与平台应用服务模块的指数级增长，从平台媒体到社会参与，互联网正在改变世界范围内的政治话语。

近年来，在各国的政治选举中，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组织竞选、宣传候选人信息、攻讦对手的情况屡见不鲜。由此引发了对社交媒体操纵的关注。

社交媒体操纵(Social Media Manipulation)也称社交媒体宣传操纵，主要是指在社交媒体上使用自动化程序或者机器人进行蓄意宣传和虚假消息传播的情况。作为一种典型的宣传模式，目前社交媒体操纵中的宣传理念和宣传实践还未得到系统地关注和分析。该文试图将这一新型宣传现象纳入到现代宣传研究的历史沿革与分析框架中，在理念梳理和实践比较的过程中深化对其的理解。

该研究通过对其动机、工具与组织结构的分析,认为其是一种混合宣传(Hybrid propaganda)模式。这种模式显著提高了宣传主体的宣传能力与宣传效果。

所谓混合宣传，是该研究由混合战争延伸而来的概念。不同于传统战争，混合战争是针对经典外交与公开军事冲突间的灰色地带所实施的战略行动。这种新军事学说强调信息行动虚假信息活动，利用目标人群的抗议潜力，以及使用特种部队和代理来避免触及常规军事行动的门槛。可以说，混合战争是在不引发实际战争的前提下，在和平时期对对手实施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混合战争”军事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交媒体操纵通过计算机协同人工来控制社交媒体网络,传播虚假信息。研究指出，其在行为体上，具有操纵动机聚焦政治、行为主体复合多元等特征。在内容渠道上，具有以虚假信息为主、多渠道高度参与的传播网络等特征。在组织结构上，具有网络水军组织化程度高、地下黑市产业链完整等特征。

研究将互联网时代这种宣传模式称为混合宣传，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社交媒体操纵已经现代混合战争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些国家寻求全球实力控制的过程中迷惑、削弱、混乱其他竞争性力量的手段。

第二，社交媒体操纵混杂了多种内容与传播形态，形成了错综的宣传网络。

第三，社交媒体操纵混淆了事实与观点的边界，引发信息污染与信息失序。埃吕尔意义上传统的宣传模式依然执着于对事实的追求，希望同受众建立信任关系新宣传则更注重对事实的使用和对事实的诠释方法社交媒体操纵可以超越这两者，以大规模多渠道快速连续重复的方式对用户进行信息轰炸和漫灌，这样的宣传形态甚至可以无视真实性与一致性，因为信息量是如此巨大，用户靠个人能力根本无法去对信息进行一一核实

第四，社交媒体操纵将鼓动宣传和总体宣传融为一体，兼具短期和长期效应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引发人们的强烈情绪，又可以通过多种传播渠道的综合使用，绵延不绝地持续地进行传播，除了混淆视听，社交媒体操纵还会使普通群众由于厌倦和失望而对政府政策漠不关心，带来政治疏离与政治冷漠。

※方师师. 社交媒体操纵的混合宣传模式研究[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10)

二、线下政治讨论如何激发青年群体的线上政治表达：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事件频发。社会热点事件发生后，舆情同时在线上和线下两大空间中交织传播，线下人际讨论的潜在舆论如若不能转化为线上公开表达的外显舆论，不仅不利于政府捕捉准确的舆论信号，更为社会政治风险的爆发埋下隐患。

该研究基于沉默的螺旋理论，探讨了意见气候感知、网络效能感及表达风险感在青年群体线下政治讨论与线上政治表达间的作用。研究表明：基于沉默的螺旋理论，当公众感知到与主流意见气候一致，且网络效能感较高时，线下政治讨论才能更好的转化为线上政治表达。具体而言：

第一，线下政治讨论热情较高的青年群体更热衷于在线上发表政治意见，这一结果证明了人际交流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意见气候感知在线下政治讨论对线上政治表达的影响过程中扮演部分中介的角色。当意见气候感知具有一致性时，会正向影响网络空间的意见表达。这一结论不仅证明了意见气候感知在政治表达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从侧面证明了沉默螺旋理论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性。

第三，网络效能感增强意见气候感知一致性对线上政治表达的影响。即，意见气候感知与网络效能感共同作用于线上政治表达，网络效能感高的群体参与线上政治表达的可能性更高。这一结论拓展了沉默的螺旋理论。

此外，研究还发现，表达风险感与意见气候一致性的交互项对线上政治表达无显著影响。

该结论不仅拓展了“沉默螺旋理论”的适用性，也对政府机构的社会治理和网络治理具有指导意义。高质量的协商政治应建立在态度包容性、内容多样性和利益代表多元化等基础上。近年来，疏忽民意、阻碍民意表达往往是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导火索，因此，在提升政府回应性，提高公众网络效能感的基础上，政府应适度包容网民公开发声，广开言论、倾听民意，培育和建构社会诉求机制，提升公共讨论质量，以解决公共空间政治与社会议题的泛娱乐化、“噤声”问题。

※闵晨,陈强,王国华. 线下政治讨论如何激发青年群体的线上政治表达：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 国际新闻界,2018(10)

三、从参与到互惠:互联网媒介域新闻创新的路径探索

近年来，在互联网平台，包括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在内的自媒体及APP移动终端等机构中，参与式生产已成为原创类新闻信息内容生产的重要机制，并在技术与资本的合力之下出现了高度的灵活性和生命力。尽管这些内容产品目前尚未形成规模化的市场效应，但众多来自于互联网科技公司自媒体机构及其他移动终端的媒体创新实践已引起社会资本消费市场和就业市场的高度关注。

该研究的关注焦点是互联网媒体域中的参与式新闻生产的创新实践。研究选取自媒体机构Chins30s，又称“中国三明治”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新闻室观察法从创新特征、创新机制与影响因素考察互联网媒介域的新闻创新。研究发现，

1、在创新特征上，该自媒体创新地构建了线上和线下双重循环性的，充满流动性、交互性的互惠式的新闻社区。第一层是信息流的内循环。第二层循环，为资本流的外循环，所有参与者通过这个外循环共享彼此的专业资本社会资本和人际资本。

图：信息与资本的互惠网络

在第一层循环中，以自媒体机构或创始人而言，由于参与者的规模和积极性，即使无须组建专业编辑部和支付高昂的编辑成本也能获得有质量的新闻故事，极大地提高了新闻生产的效率。以参与者而言，他们可以通过创始人的专业经验免费获得新闻专业性的学习，体验到以往只能在职业化媒体机构才具备的新闻社区工作环境和工作文化，还可以免费交换IDEA。

在第二层循环中，以参与者而言，由于社群信息共享了专业化信息，因此极大地降低信息搜寻和专业学习的成本;更重要的是，社会空间中的各种专业信息其实也就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构成，由于这些信息能及时得到沟通与交流，这帮助了会员们通过社会资本的交换获得了自我资本的边际收益以自媒体机构或创始人而言，社会资本的交互首先极大地增强了新闻社区的有效黏性，并且还创造了各种资金收益，例如编辑部收取少许线下活动会费作为媒介平台的宣传经费，定期举办的写作培训工作坊向参与者收费，这些不仅能补贴该自媒体当前低廉的编辑部预算投入甚至逐步成为盈利模式在这一层循环中，产生互惠的核心是社会资本，即各种社会资本通过交换获得增值，自我资本通过循环网络完成了溢价的社会化过程。

2、在创新机制上，尽管创始人处于自媒体管理核心的位置，在社群内享有不可动摇的影响力，但是始终没有在社群内部组建某种类似传统编辑部的组织架构。专业经验得以以一种具有说服力的权威方式而不是制度性的权力方式存留在这个社群里。由此，自媒体不知不觉在参与式生产过程完成了在传统新闻社区中无法实现的互惠性参与式新闻。所有参与者相互之间均可以产生合作关系，任何事都可以协商解决收益则立竿见影，社群内部的专业学习的信息交易成本，继而是专业分工的交易成本明显下降，还解决了资金流困境，因此相比传统媒体机构就形成了内生比较优势，也因此，去制度化潜移默化为组织化生产存续至今的编辑部制度设计原则。

3、在影响因素上，影响创新的主要因素是参与者本身，即业余者成为积极的具备主体性的媒介生产者。自媒体平台让他们得以实现一个采访梦与写作梦，尤其还能获得提升写作能力的专业协助分享写作的成果和心得，从写作中发现了另一个新的自己个体化的社会生活情境和价值意识也可以通过专业表达在这里获得公共认知，这些行为既不作为专业生产的补充和盈余产品，也不局限于弱势群体的英雄式表达和权益诉求，而是在更多的人那里在更多时间和空间中体现为对自我日常生活的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碎片化的受众也可以看作是离散形态的媒介生产节点，他们之间的互动联系，以及他们与专业化的媒介生产体系的交叉渗透构成了一个充满流动性的参与式媒介生产网络。

4、在合法性上，所有参与者在新闻社区中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尤其是获得了比较正面的自我认知发现另一个自我，而这种自我正是在其他的社会情境缺失或被压抑的那个部分，由于被释放而得到了最大化的心理满足因此，归属感与责任感释放的满足感，这些只有在新闻社区中所享有的非功利性的后果评价组合在一起，恰好建构了参与者们的合法性认知

因此，虽然参与式新闻生产仍然是基础性的生产机制，但是与传统媒体的参与式生产不同的是，通过创新而产生的平等互惠的生产机制替代约定俗成的新闻专业原则，它强化了互联网传播的民主性，鼓励和刺激参与者的主动性介入，专业权威与可交换的社会资源在所有内部成员中开放流动与再生，所有参与者在更大的工作网络中获得利益共享资源交换互惠互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自媒体不知不觉在参与式生产过程完成了在传统新闻社区中无法实现的互惠性参与式新闻

最后,认为该案例显示在互联网媒介域中,“新闻专业性”并非简单被瓦解或替代,而是趋向建构更具包容性的“新闻专业文化”。在互联网媒体创新空间里，业余参与并非意味或仅意味某种居于资本主义体系底端的免费或低廉的劳工形式;专业资本则以权威方式且作为业余自愿接纳的透明的陪伴者、同行者、可协商的介入者成为互惠的核心要素。进一步地，研究还发现新闻专业资本仍然居于其他专业资本、商业资本和技术资本之前，成为创新资源及新一轮的社会资本核心。因此，该自媒体的互惠性参与式新闻其实是趋向于建构了一种创新型的新闻专业主义，而并非是对专业意识形态简单地分裂或瓦解这或将为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专业性重构提供了积极的外延和可能性这其中包括考虑到参与者的实践理性专业机制的灵活性，以及基于个体目标最大化的后果评价。

※龚彦方,王琼慧.从参与到互惠:互联网媒介域新闻创新的路径探索[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8, (10)

四、规则、随机性、符号：作为意义生产模型的“游戏性”及游戏的媒介特质——以《王者荣耀》与《阴阳师》为例

游戏作为强势媒介，一方面因为成瘾、暴力等社会问题引起关注，另一方面又因为其强交互性等特点而被指认为互联网主流的传播范式。目前关于游戏意义生产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符号学与叙事学的范畴，“交互性”被作为一个行为层面的、空泛而模糊的概念来区别游戏与其它媒介。而对交互性本身缺少意义基础的挖掘。游戏研究成为文学与影视研究的附庸，其本身也陷于效果层面与行为主义。

该文认为，要对游戏进行真正的剖析，必须先严肃回答游戏如何生产意义等问题。这些问题显然并非“交互性”所能轻松涵盖的。它们都直接指向游戏的意义生产。也就是说：游戏为什么有意思？

该研究对十位玩家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线下、线上长期跟踪、沟通、观察与记录，考察内容既包括游戏过程也包括生活状态，既包括玩家的某些具体行为，也包括这些行为的发生语境。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深度访谈。

研究认为，符号、规则、随机性是游戏中三个独立的意义生产单元。当它们彼此作用，并且与玩家所处的现实世界中的意义系统发生关联与呼应时，独特的意义就会被生产出来。游戏正因为此才成为游戏，游戏才会“有意思”，它的媒介性才得以体现。该文使用“游戏性”一词来指代这种意义生产模式。

该文指出，时间性的规则与空间性的符号保证了游戏的存在与可控。其中，空间性的符号（包括叙事）通过标识产生意义，可以直接在意识层面带来两种意义，象征的、描述的，或者说是叙事的意义。而时间性的规则通过限制及后果设定产生意义。它以“纯净化”提供了一种简单的、通向结果的逻辑。这种逻辑会允许玩家对自身的能力进行更加准确与聚焦的分类，从而捕捉到它，在此基础之上形成自我认同。这是游戏构建乌托邦、释放人性以及实现隐喻的根本。它与现实生活规则之间的混乱无序、无限渗透与随意涌现形成强烈对比，从而成就了游戏的魅力。

但使游戏真正变得“有意思”起来的，却是随机性这种超出“可控”的要素。尝试控制这种“不可控”，是游戏性的关键，也是游戏与人类命运母题的天然勾连。随机性的参与既使游戏能够生产出独特的意义，又将其与人及外部世界真正联系起来。

而当它们彼此作用，并且与玩家所处的现实世界中的意义系统发生关联与呼应时，独特的意义就会被生产出来。游戏正因为此才成为游戏，游戏才会“有意思”，它的媒介性才得以体现。该文使用“游戏性”一词来指代这种意义生产模式。游戏性与人性是同质的事物。这就使我们能够在被商业、欲望、技术推动下产生的五光十色、以假乱真中，能够看清楚人对有趣、变化、对抗、叛逆的追求亘古不变，并且永远发生作用。游戏中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游戏是在通过规则、符号、随机性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的新的因果关系，以作为一种对抗。而当前，在符号层面对“逼真”“震撼”效果的过度追求；在规则层面强调刺激玩家不断做出选择行为；在随机性层面不断增加发生环节，从而使游戏“赌博化”，再通过符号与规则进行掩饰包装——正是网络游戏时代存在的弊病与学术研究应该集中批判的焦点。

研究还指出，游戏独特的意义生产使它作为媒介具备了一些其他任何媒介所无的特质，包括叙事权的转移、自新性和透明性。这超越了“交互性”这种行为层面的、泛泛的描述。针对这些特质进行深入的挖掘探讨，将有助于揭示“交互”背后深层的意义基础以及隐在的逻辑关系，一方面将为“游戏成瘾”“游戏暴力”等社会现象提供更贴近肌理的研究路径，另一方面也为以“交互”为基础的互联网传播时代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补充。

※陈静,周小普. 规则、随机性、符号：作为意义生产模型的“游戏性”及游戏的媒介特质——以《王者荣耀》与《阴阳师》为例. 国际新闻界,2018(10).

五、“瓦釜效应”:一个关于媒介生态的假说

近年来，瓦釜效应现已逐渐成为文化社会媒介批评中的常见词，用以指代新闻市场上形形色色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批:在我们今天的大众传媒上更有意义的新闻角色大多默默无闻，更无意义或更有负面意义的新闻角色则易于煊赫一时黄钟奈何毁弃，瓦釜居然雷鸣其间，有黄钟的原因，有瓦釜的原因，更多的则基于传媒的时代之病。

不同于经济学领域的“柠檬市场”理论,“瓦釜效应”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媒介文化的媚俗和新闻价值观的“崇低”何以可能,以及媒介场域中诸主体的合谋是如何实现的。

为了更清晰地阐释“瓦釜效应”,作者刻画了“循环影响链”的媒介生态模型,从而赋予理论以结构。称之为循环影响链，是因为在瓦釜效应的社会行动逻辑里，存在着一个多主体共谋的机制;塑造这种机制的不同主体也在交互影响，形成一个封闭的循环结构显然，这种闭环特性足以建构和维持一个媒介生态，进而形成特定时期的媒介文化景观。

具体而言，新闻业堕入趋利避害的商业逻辑，首先是瓦釜效应的起因。如果纯粹按照流通价格来衡定新闻的价值，那么，功利主义的媚俗观念一定会占据上风，毕竟大众总是具有人性弱点，而往往，人性是经不住低俗娱乐的诱导的。不过，过度的、一概的商业化，还只是新闻市场瓦釜效应的起点在循环影响链开始形成后，原本可以阻止其螺旋化发展的文化阶层，也就是可以批评和抵制低价值新闻产品的人群，无法获得掌控言论的舞台和制定文化标准的权力这有点类似于在前述的柠檬市场上，当事人被有意剥夺了信息对称的机会;与此同时，被视为高价值新闻产品的内容与主题，也不断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压制，于是，在几无竞争的环境下，劣币驱逐良币的惯性，终得以长期保持，且愈演愈烈，这才是循环影响链能够循环的关键。

在此基础上，作者论述了“瓦釜效应”的运行逻辑,认为它得以体制化的原因是:在相应的政策允准下,媒体、市场、资本、技术、政策和社会传统相互驱动,相互建构,以趋利避害为原则,共同推动了这一看似不可逆的生态历程。具体而言，有五个进程：媒体迎合、市场认同、资本驱动、技术强化、社会断裂。由此，作者提出了瓦釜效应的六要素动力模型。

从依托于线程的计算逻辑来看，瓦釜效应真正的奥秘，应该是每一个要素发生效用的内在因子之间的关联，以及一个要素与其他所有要素之间的多元博弈以程序语言来说，在瓦釜效应这一社会计算的循环往复的诸级进程那里，每一个复杂的生态进程内均蕴含多个生态线程例如，在社会断裂这一进程内，存在着各社会因子(阶层群体)的持续互动，以及它们与政策市场资本诸要素内各类因子的全面关联，在六要素结构内的博弈充满着潜网式的规制力和影响力，也是六要素发挥效用形成文化生态进程的真正驱动力。

图：瓦釜效应: 循环影响链 模型

※杜骏飞.“瓦釜效应”:一个关于媒介生态的假说[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10)

六、传播的兴趣偏向和浑然不觉的符号暴力——基于《今日头条》的算法控制研究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特别是进入媒体平台化阶段之后， 今日头条凭借大数据和算法技术使得内容生产和分发相分离，并且聚集了 7 亿多用户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通过算法将信息 人与环境三因素相耦合，今日头条用技术的手段解决了信息超载时代的现实难题。传播由原先的时空偏向转变为兴趣偏向,兴趣爱好决定了资讯流通走向。

在人工智能分发新闻的过程中，看似只有算法这个 客观中立 的中介，但在算法背后还隐藏着记者和程序员对客观现实的思考。算法推送行为影响了用户的信息阅读， 然而大多数用户并不了解个性化算法的运作机制 用户对算法积累大量用户的数据也毫不知情，而把这种推荐认为是科学的 客观的、精准的代名词，身陷算法符号的暴力之中而不自知。

一方面，对于生产者，算法控制着分发的维度，人和内容都必须迎合算法的标准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推荐、流量和平台的补贴。由此，算法成为实施权力的主体，生产者必须围绕算法的维度来行事；

另一方面，对于受众，算法对受众欢迎程度、受众行为偏好信息的强调加速了受众的商品化进程，商业和技术的合谋加强了，也更便利地实施着对用户的监控。这种在打着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的同时，也把千万级用户牢牢地束缚在屏幕的前方，使他们成为屏奴。用户在今日头条里不停转发、评论、收藏、点击滑动等行为不断建立属于自己的电子档案，隐私无处藏身且毫无察觉。为平台的精准推荐做出了贡献。

然而，尽管广大用户在浏览图文或视频内容时贡献了注意力， 增长了平台流量，用户在制作上传信息时成为内容的生产者，但能得到报酬的寥寥无几。总之，算法作为一种技术,作为一种权力,潜在地、隐蔽式地控制着用户,并将这种控制转变成让人浑然不觉的符号暴力,一种温和的暴力,使得广大用户在这种误识当中心甘情愿地充当平台的数字劳工,为其生产着巨大的流量。

该文指出，一味地追求工具理性就会陷入技术崇拜、技术神话的泥潭，因此应该将技术的工具理性和社会的价值属性有机结合，将个性阅读和公共性阅读相结合，遵从社会的道德 法律法规的要求， 符合主流价值观，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在算法看似客观的把关背后实际上暗含着平台逐利的商业本质，而且这种权力正如波斯特所言，构建了一个超级全景监狱，并且是在电话电缆、电线电路和电脑所编织的网络中比较隐蔽地进行的。

※尚帅. 传播的兴趣偏向和浑然不觉的符号暴力——基于《今日头条》的算法控制研究[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8(10)

国外

一、社交媒体摇摆：对青少年幸福感的正负影响

The social media see-saw: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s’ affective well-being

社交媒体与学龄青少年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发达国家，通过或者与社交媒体平台（SMP）进行互动，已经成为青少年的一种常规。然而，尽管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流行已经无异议，但是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情感健康的影响仍然存在争议。

该研究系统地考察了社交媒体对青少年情感幸福感的积极、消极影响及其本质。

总的来说，青少年将社交媒体的使用描绘成一种普遍积极的情感体验，这证实了以前的研究。正如访谈所揭示的，青少年既不回避也不否认与社交媒体平台相关的负面情绪。他们的叙述说明了正向和负向情感体验的形成与社交媒体使用的四个维度有关：自我表达、关系互动、兴趣驱动探索和浏览。

虽然目前的样本是按照最大的差异水平选择的，但每个受访者都描述了在社交媒体使用的多个功能维度上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绝大多数青少年在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都有过重要的经历。关系互动有助于形成亲密关系，但也会带来孤立;自我表达有助于自我肯定和自我接受，但也导致关注他人对自己评判;利益驱动的探索带来灵感，但也带来痛苦;浏览导致娱乐和倾佩，但也带来无聊和嫉妒。所有受访者都描述了跨多个方面的积极和消极情感体验。

图：社交媒体摇摆：正面和负面效应

因此，为了理解一个青少年的全部经验，我们必须关注她与表达、关系互动、探索以及浏览社交媒体平台账户内部和跨账户相关的积极和消极经验。如摇摆所示，一个负面因素的存在并不表示一个完全负面的体验，也没有一个负面因素确认社会媒体使用是积极的或良性的。青少年可能具有与一个功能维度(例如关系互动)相关的负面情感体验和在其他维度(例如，与兴趣驱动的探索相关)的积极情感体验。他们也可以拥有与单一维度相关的积极和消极的经验，就像青少年的情况一样，他们的关系互动支持亲密，并有助于分离感。

这项工作的主要贡献，是初步绘制了网络青少年与其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相关的情感体验的蓝图。不同于“要么此/要么彼”的模式，研究结果支持“既/和”的模式：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体验着一系列不同的组合，既包括积极，也包括消极影响的。因此，将青少年从社交媒体中删除可能会使他无法看到具有排斥性的照片证据，同时阻止了支持友谊互动的宝贵来源。摇摆也是动态的：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可能会在第一天导致负面影响，继而在第二天导致正面影响。了解当代青少年的经历需要持续、慎重地关注社交媒体摇摆的多个组成部分。

※ Weinstein, Emily. (2018). The social media see-saw: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s’ affective well-being. New Media & Society.

二、实践中的可供性：一项关于社交媒体逻辑和情境坍塌的民族志批判研究

Affordances-in-practice: An ethnographic critique of social media logic and context collapse

当前，媒体学者已经广泛地讨论了社会媒体所带来的情境坍塌效应——这被看作是几个情境相互之间坍塌。这个概念来源于欧文·戈夫曼，强调人们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向不同的受众描绘他们自己的不同形象。而社交媒体用户“将被迫同时处理多个根植于不同规范、可能需要不同社会反应的，且不相关的社会情境”。情境坍塌的概念在社交媒体的研究中基本上没有受到质疑。

该文根据土耳其东南部中等城镇Mardin的人种学实地考察期间收集的数据，该文显示Mardin的社交媒体用户会积极地适应在线平台并改变隐私设置，以便将不同的社会领域和社会群体区分开来。因此，保持不同在线社交情景之间的彼此差异，被认为是在Mardin使用社交媒体的一种普遍方式。这与社交媒体学者广泛讨论的，社交媒体会导致情境坍塌的观点形成对比。

具体而言，这是两个主要因素的结果：

1、在个人页面上，Mardin的社交媒体用户会大量更改隐私设置，并在创建和制作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具体而言，更改隐私设置、打开多个Facebook帐户、创建匿名和虚假个人资料、在同一个帐户中形成不同的封闭群组、与朋友保持联系，阻止不受欢迎的熟人以及主要使用私人聊天——这些都是Mardin人使用Facebook自然而默认的方式。大多数人有设想使用这个平台的任何其他方式。所以，Facebook设计师的设置和意图（强调公开性）与当地人实际使用方法不符，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困扰。

2、在公共页面上，Mardin人会故意重新创造一个已经存在于城镇公共空间和人们想象中的公共环境在这样公共账户上，那些想象的以及真实的观众，实际上就是对线下已有的角色情形的再造。这种环境，就如同Mardin人公共婚礼中的场景一样。所以，实际上他们面对的是在社交媒体传播之前就存在的传统公共情境，自然不会出现情境坍塌。而该研究对200名参与者分享的相片进行了视觉分析，分析表明，相片中，参与者们的自我的在线展示，的确再现了人们在婚礼上所采取的姿势和着装形式。

由此，该文指出，社交媒体只存在于人们的实践中，并且数字架构及其属性不能在其使用所根植的实践之外进行研究、描述和理解。该研究在此基础上强调，情境坍塌是英美情境中使用模式的结果，而不是平台架构或社交媒体逻辑的结果。该文建议对可供性进行理论上的改进，并提出了“实践中可供性”的概念。人们以创造性和积极的方式使用平台，而设计师和社交媒体学者都没有设想过。所以，应当将社交媒体视为一系列无法事先定义的实践。

※ Costa, E. (2018). Affordances-in-practice: an ethnographic critique of social media logic and context collapse. New Media & Society

三、记者如何参与推特上的品牌管理：个体，组织与机构层面

How journalists engage in branding on Twitter: individual,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levels

在社交媒体时代，品牌管理（branding）或者说形象管理已经日益成为一种建构在线身份的途径。特别是对于媒体专业人士和记者来说，Twitter等空间的品牌管理揭示了面对这些面向公众的行为者所导致的一系列复杂力量。对他们而言，在个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专业礼仪的可信度之间，在建立自己的独特性和宣传雇主或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虽然研究已经开始揭示记者对品牌化的看法，但他们还没有提供他们所做的广泛的概况。

该研究以384名美国记者为代表性样本，对他们的Twitter个人资料和推文的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专注于品牌管理实践的的程度;在何种水平，这类品牌管理会发生，以及它是否有助于宣传他们的自我（个人层面）、所属新闻组织（组织层面），或作为整体的新闻专业（机构层面）;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实践如何与新闻品牌管理实践相关。

结果表明，品牌推广现在是记者的常见做法。总体而言，95％的记者的Twitter个人资料包含了该研究中衡量的品牌元素，他们的大部分推文（58％）也包含了品牌元素。此外，记者在其推文中提到的87％的链接指向记者所做的工作——他们之间，他们的同事和其他新闻机构的记者大致平分。因此，美国记者的大部分Twitter活动都集中在推广自己，他们的公司和新闻业。品牌管理发生在所有三个层面，但主要是在个人和组织层面，其中组织的品牌化优先。从长远来看，新闻工作中的短暂倾向，倾向于支持个人品牌而不是组织品牌。另一个涉及品牌个人方面的发现是，电视记者比其他类型的记者更有可能在他们的个人资料中进行个人品牌宣传。这一发现涉及对社会交往的研究，这表明观众可以在个人基础上感受到与媒体人物的社会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电视观众可能感觉，自己与作为个人的新闻主播的联系，要比他或她所在的电视台更多，因此电视记者可能希望在自己的Twitter品牌活动中利用这种联系。

※ Molyneux L , Holton A , Lewis S C (2018). How journalists engage in branding on Twitter: individual,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levels[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封图来源：m.baike.s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