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大家阅读。西方学术界将“黑暗时代”结束之后的约公元前800年至前500年称为 The Archaic Age，一般译为“古风时代”。古风时代最重要的事件是城邦的兴起。“城邦”其本义是堡垒、要塞，一般建在高处。在雅典称为 Acropolis，译作卫城。后又有国家的意思。这样的国家一般以一个 polis为中心，结合周围的农村地区而成。城邦的居民有公民、妇女和未成年人、奴隶和外邦人。只有公民享有政治权利。有意思的是，英语 politics的词源就是 polis，而它的本义是“城邦的事务”。

古希腊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分为数以千计的城邦，这些城邦始终是小国寡民的。希腊城邦面积一般都很小，面积最大的斯巴达也只有约8400平方公里。雅典约2500平方公里，阿尔戈斯约1600平方公里，科林斯约400平方公里，普拉塔亚约25平方公里。面积约8260平方公里的克里特岛上有近百个城邦，面积约1650平方公里、位于中部希腊的福基斯地区有22个城邦。就人口而言，雅典算是大邦之一，它最盛时有大约4.5万公民，总人口约20万-30万人。公民人数超过2万的城邦只有3-4个，超过1万的也寥寥无几，大多数城邦只有几千公民，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公民。

柏拉图理想中的城邦只有公民5040人，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人数超过10万就不是一个城邦了。为什么希腊人有这样的观念呢？一方面，希腊本土地形破碎，没有广阔的大江大河流域，不容易形成广土众民的国家；另一方面，希腊人认为城邦是一个公民的集合体，人数太多、地域太广，公民就不可能参与城邦事务，那就不成其为个城邦了。因此，希腊历史上虽有所谓雅典帝国和其他一些城邦间的联盟，但那多半是出于军事、政治的目的的短暂结合，不是长久的。结盟的各个城邦仍是独立自主的。希腊人也不是不知道当时的世界上有波斯那样的大帝国，但是他们认为所有波斯人都是国王的臣属，而不像生活在城邦中的公民。亚里士多德说，人就其本性而言是城邦动物，所以波斯人不是同他们类的人，他们不知道城邦的生活，他们是 barbarian。

差不多在城邦兴起的同时，希腊人开始大规模地向海外殖民。早在公元前9世纪希腊人就向东越过爱琴海到伊奥尼亚殖民，大约在公元前750年以后的两个世纪当中，现在法国、西班牙、南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北非的地中海沿岸地带以及黑海的沿岸都遍布着希腊人的殖民地，数量达到好几百。殖民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人口的增长、粮食短缺；严重的灾荒；城邦内部的政治斗争；殖民地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吸引力；贸易的吸引力等等。殖民城邦与母邦之间虽有感情、宗教等联系，但是它们之间在政治和经济上完全是平等的。这是与近代西方殖民运动很不一样的地方。

殖民活动给地中海地区以及希腊本土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首先它在比希腊本土要辽阔得多的土地上建立了星罗棋布的希腊式的城邦，这大大传播了希腊文化，使得西方文化一开始就有一个较大的地域基础。下面我们要谈到的罗马文化就通过意大利半岛上希腊城邦等种种途径充分吸收了希腊文化的养分。其次，殖民活动缓解了希腊本土城邦内部的政治斗争，使得公民内部的矛盾不至于过于激化，这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建立。再次，殖民活动大大促进了整个希腊世界的经济发展，对于希腊经济的繁荣和文化艺术的繁盛都有极大的作用。希腊世界的城邦数量超过一千个，在这么多的城邦中，有两个非常重要而有代表性的城邦—雅典和斯巴达。下面我们分别看一看它们在政治上的演进。

雅典据说曾有过国王，但后来王不知何故消失了，政权由贵族掌握。贵族通过“战神山会议”来行使权力。贵族不仅独揽政权，不让平民参与，而且从经济上压迫平民，甚至使他们沦为债务奴隶。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十分尖锐。公元前594年，希腊“七贤”之一的梭伦在平民与贵族的共同拥护下就任执政官，开始了改革。首先，他颁布“解负令”免除了平民的债务，并且实际上取消了债务奴隶制。此后，雅典的奴隶只能是外邦人。其次，他按照土地收入的财产资格将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五百麦斗级、骑士级、牛轭级、日佣级，各个等级分别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第一等级可以担任一切官职；第二等级可以担任除司库之外的一切官职；第三等级可以担任低级官职，不能担任高级官职；第四等级不能担任一切官职，但是可以充当公民法庭的成员。

这项立法刚开始对贵族影响不大，因为他们可以轻易地列入第一、二等级，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是革命性的。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参政的游戏规则—由血缘标准变为财产标准。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被打破了。这在世界古代史上颇为奇特。梭伦改革的第三项措施是设立四百人会议和公民法庭。前者是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而公民大会从此逐渐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后者是司法机关，所有等级的公民可以抽签担任法官。贵族的“战神山会议”虽然还存在，但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梭伦是在平民和贵族的共同拥护下为城邦立法的，可是到头来双方都认为对方得到的更多。梭伦自认为自己在两派当中是不偏不倚的，他既不想推翻自己的立法，又不愿意利用自己的威望在雅典搞当时流行于许多城邦的“僭主政治”。

梭伦的执政期限只有一年，任满即出国游历，不再涉政。梭伦走后，雅典公民内部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并分化为不同的派别，一个叫庇西特拉图的贵族在雅典做了“僭主”。僭主此词大概来自小亚吕底亚，本义是君主。其意思是通过非法手段，即不经过公民选举而终身握有统治权的人；僭主可以把自己的位子传给儿孙。庇西特拉图上台后，尊重梭伦的立法，对人宽厚仁慈，所以大多数的贵族和平民都愿意接受他的统治。在他的统治之下，雅典的经济和文化都有所发展。他在城邦内开始建设雅典娜神庙，并将陶器出口到了希腊本土的其他地区和殖民地。他统治雅典的33年是雅典的黄金时期之一。庇西特拉图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先后执政17年。他们远不如其父，结果一个被杀，一个被逐，还给雅典人留下了僭主暴虐统治的极坏记忆。

值得指出的是，在古风时代，僭主政治一度在许多城邦流行。因为在希腊城邦形成的初期，贵族多靠古老的家族关系取得政权。在某些城邦，有些贵族排挤了其他贵族的势力，而此时平民的力量很有限，在无人制约的情况下这些贵族就成了僭主。源自古希腊语的英语单词 tyrant的意思是暴君，但是在古希腊僭主却不一定是暴君，比如庇西特拉图。原因是僭主在政治斗争中有时要得到平民的支持，所以采取的政策相当开明。有的僭主颇有才干，治国理邦很有一套。随着平民势力逐步增强，僭主政治就走下坡路了。因为再开明的僭主统治，总是要剥夺公民的参政权的，而这在希腊是遭人痛恨的。因此，僭主的头一代往往可以稳握权柄，第二、三代下场就不妙了。

再回到雅典。赶走僭主之后，出身于雅典一个古老家族的克里斯梯尼在大众的支持下取得了领导权，并于公元前508—前507年进行了改革。第一，梭伦改革以后，贵族与平民的分野虽然被四个等级取代，但是贵族家族的势力依然十分庞大，且不时相互争斗。为了消除其影响，克里斯梯尼设计一种新办法：废除传统的4个血缘部落，代之以10个新的地区部落在雅典政坛上，早就有平原、山地和海岸三派之分，为了彻底打破这一局面，新部落由这三个地区各取一部分组成，希腊人管它们叫 trittyes，意思是三分之一，一般译为“三一区”。这样每个新的部落包括3个“三一区”。10个部落共有30个“三一区”。新部落名称上仍然叫做部落，实际上各个部分根本不毗邻，这就彻底改变了家族势力通过血缘关系把持政权的基础。这种繁复的办法完全是出于人为设计，想必当时的雅典人一定像我们一样摸不着头脑。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雅典人的理性精神。这在整个世界古代史上恐怕都难得一见。

第二，设500人议事会取代梭伦的400人会议。梭伦的400人是按照四个血缘部落选出的，旧贵族通过自己家族的财富和影响，可以对选举施加较大的影响。新的500人议事会由新的10个地区部落各选出50人组成。而且这50名代表是由各选区的基层单位德莫选出。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当选。500人议事会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拟定议程；在大会闭会期间处理日常事务。500人分为10组，每组50人，在一年当中轮流值班，这50人又由抽签决定谁来值哪一天的班。也就是说，雅典每个公民一生当中都有机会1天或几天就任城邦地位最高的公职人员。第三，施行军事上的改革。按照新的地区部落来征兵；设立10个将军，不搞抽签而由选举产生，还可以连选连任，因为将才难求。但是公民大会可以随时罢免他。不过将军一职没有薪酬，只有有钱人才能担任得了。

第四，设立陶片放逐法。每年由500人议事会提请公民大会讨论是否需要实行此法。如果需要，召开公民大会时，人数如果达到6000人以上就可以开始投票。公民将自己认为对城邦构成极大威胁的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如果某人的票数达到6000张以上就要将他流放到国外10年，房屋等财产保留。这对于那些头面人物、特别是想当僭主的人无疑具有极大的震慑力。克里斯梯尼的改革标志着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公民大会成为城邦的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公民均可参加。他们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城邦的所有的重大事务。所有的公职向公民开放。公民参与政治的广泛程度和完备的制度保障，在古代世界都达到让人惊叹的地步。克里斯梯尼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古典时期雅典的繁荣和强盛打下牢固的基础。

与雅典和众多的希腊城邦比起来，斯巴达是一个奇特的城邦。它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南部，占据四面环山的拉科尼亚平原和肥沃的美塞尼亚平原。斯巴达海岸线并不短，但缺乏良港，航海活动极少，颇似一个内陆城邦，这在希腊城邦中比较少见。作为一个希腊城邦，它却没有堡垒和城墙，这也是极为奇特的。更为奇特的是它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风尚。斯巴达实行双王制，两位国王分别由两个王族世袭。他们权力相等，平时享有某些特权，但与其他公民差别不大，他们没有宫殿，必须参加公餐。战时其中一位国王率军出征，但有监察官随军监督。监察官共有5位，他们有权审判国王和决定王位继承人。斯巴达的最高权力和司法机关是议事会。议事会共有30名成员，包括两位国王，其余28人只有60岁以上的公民才能当选，任期终身。

议事会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并有权解散大会。公民大会只能对议事会提出的候选人和各项议案以欢呼表示赞同，不能表示异议。监察官由议事会提名，公民大会欢呼通过。监察官的权力很宽泛，他们是斯巴达最有权力的人。因此，斯巴达的政治制度不是君主制，而是贵族制，希腊语叫 aristokratia。顺便说一句，希腊早期的君主制城邦，如科林斯、美塞尼亚、斯巴达和西库昂等，在公元前8世纪已经演变为贵族制城邦。实际上从那时起君主制在希腊已消失了。斯巴达采取土地公有和奴隶国有制。斯巴达的公民只搞军事操练，从不从事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全国的土地按户分给公民，世袭占有，不得买卖。土地由希洛特来耕种。希洛特是被斯巴达人征服的人，如美塞尼亚人。斯巴达人对其进行残酷压迫和奴役，甚至可以任意杀害。除了希洛特之外，斯巴达境内还有庇里阿西人，他们没有公民权但有人身自由。他们从事农工商业，要纳税和服兵役。

斯巴达人不事生产，完全靠希洛特和庇里阿西人提供生活所需。因此，斯巴达人与他们、特别是希洛特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斯巴达的公民最多的时候只有约9000-10002名，在公元前3世纪只有区区几百人，而希洛特则是他们人数的好多倍，还有人数众多的庇里阿西人，估计斯巴达人只占总人口的1/10。因此，斯巴达的城邦制度和社会风尚是以镇压希洛特、巩固自己的统治为第一要务的。斯巴达人出生时接受长老的检查，体质不合格者即被抛弃。从儿童时期开始就开始锻炼，少年时期就集中起来进行残酷的军事训练。并且常常缺衣少食，因此他们还经常去偷窃食物等，尽量不被别人发觉，以此来锻炼自己；否则要遭受惩罚。

斯巴达人成年后始终生活于军营，直到60岁才能解甲归田。实行公餐制，食宿条件极为简陋。并定时被鞭挞。除了打仗就是操练，同家人相会只能偷偷进行。斯巴达人是绝对服从、视死如归的，他们鄙视战场上“可怜的不幸的懦夫”。妇女也要从事体育锻炼，以便生育强壮的后代。可以这样说，一个斯巴达人从生到死都不属于自己，只属于城邦。因此，斯巴达的陆军人数虽不算多，但战斗力在整个希腊却首屈一指。雅典和斯巴达在古风时代就是希腊两个重要的城邦，一个是民主制的典范，一个是贵族制的代表；一个是海上强国，一个是陆上霸主；一个创造了辉煌文化成就，一个却重武轻文。到了古典时期，希腊的重大事件莫不与它们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