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以降，苏州地区在经济领域己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繁荣，商业的活跃带来了市民生活的发达。在当时的扬州，早期的商品经济形式也蓬勃发展，种种新的因素，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变化。社会风气变了，商人不再象过去居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他们的金钱财富逐渐影响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封建的伦理观念受到市民意识的强烈冲击。扬州八怪是十八世纪以扬州为活动中心的代表了绘画新风尚的画家群。

十八世纪的扬州，得水运之便，成为全国吞吐量极大的盐运中心，盐业的兴盛带动了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扬州城市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清政府专设两淮盐运使督管盐务，由官督商办的一批盐商们垄断了盐运的专营权，获得巨额利润，成为拥资万千的巨贾。盐商多安徽徽州、款县以及山西、陕西之寓籍扬州者，而以徽州商人人数最多，他们对扬州地方文化事业的贡献也最大。徽商与山西、陕西商人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贾而好儒”一一“‘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徽商虽孜孜追求‘厚利’，但他们更念念不忘‘名高’，从而形成‘贾而好儒’的特色。”

如马曰琯、马曰璐兄弟，江春、程梦星、安歧等富商大贾就不惜一切代价来兴办文化事业。他们刊刻贮藏书籍，修建书院，资助贫穷文人，收买书画等等，因而吸引了全国各地许多文人、书画家来扬州。盐商在扬州的发展壮大，不仅为扬州经济的兴盛作出了贡献，而且使扬州成为当时全国书画活动中心。由于扬州商品经济的繁盛，书画商品化的加剧，各地卖字膏画的艺术家纷纷涌入这个城市，以谋得更高的收入。扬州八怪中就有不少画家本不是扬州人，正是因为扬州这样一个书画大市场才使他们能聚集在一起。如，为了赡养老母、家人，福建籍人黄慎三十三岁起出门卖画，先后游历了邻县建宁、长汀，江西省的瑞金、宁都、赣州、南昌，广东省的曲江、南海，江苏省苏州、南京等地，在三十八岁那年(雍正二年)，他选择在扬州这样一个理想的鬻画之地定居。

早年就定居在杭州的华A于雍正二年第一次来扬州，浓郁的文化氛围、盐商“贾而好儒”的风气以及广大市民阶层对艺术品的大量需求吸引了他，此后近三十年华A频繁往来于扬州、杭州两地鬻画谋生。当时的扬州就形成了以盐商为主，另包括商人、工场主、小商贩以及商业管理人员的广泛市民阶层。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艺术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盐商由于掌握官府准许的专卖权而大发横财。为了改变其在传统封建意识中“四民”之末的地位，他们按照文人士大夫的形象来重新打造自己，开始追求丰富的、高品质的文化生活。亦贾亦儒的新兴商人的雅玩好尚与鉴藏风气逐渐形成，扬州八怪就产生在这样一个“亦商亦儒”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

正如薛永年先生所云：“新经济因素的滋长与由之而来的绘画供求关系是导致八怪艺术新风形成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书画作品欣赏对象的转变是扬州八怪书画新风尚产生的根本原因，商贾的审美品位左右着当时的画风。盐商如此不惜资本地支持、扶助文人、画家，是因为他们：“虽然富有，但社会地位低下，所谓‘四民以士为首，农次之，工商其下也，。……盐商为了提高地位，即把养士包括犹礼画家作为附庸风雅的一个方面，他们以交友礼贤的方式，在画家的衣食住行上提供方便，以吸引画家，赚其作品。”

但是与以往的养士者与士的关系不同，馆于任何商家的八怪各家都不会与外界隔绝，也就是说他们的自由不会因之受到任何限制，他们都不可能只为某一商贾写字作画而拒绝其他索求者。由于他们不同于以往依附于官僚地主或皇家画院的职业画家，在绘画创作中受到种种局限，所以，他们的作品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风格上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另外，这一时期，艺术作品的商品化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加活跃，书画作品的明码标价和按质论价是书画商品化普及的标志，同时也开文人画坦然走向市场的新风气。在当时扬州浓厚的文化氛围和“贾而好儒”的风气下，需求书画作品的人除盐商之外还有小商小贩乃至平民百姓。

“市井屠沽，每藉联匾新异，足以致金”，小商贩争相在自己店铺中张挂书法名家题写的联匾，并且力求内容新异，风格独特。而象罗聘《一本万利》及黄慎《渔翁得利》这类题材的作品因与商人赢利的心理相契合，更是广开销路了。一般的市民、文人家庭悬挂字画也相当普遍，以致当时流行有“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的谚语。在这种风气下，书画市场的形成是必然的，这样一个特殊市场的规范化则是必要的。郑板桥制定的“润格”就彻底打破了以往文人画家口不言钱的习气，并开以尺幅大小论价的先声。在这一特定的社会社会背景下，八怪绘画思想中的许多观念自然与传统文人画思想大相径庭。其中，雅俗观念的潜变就是最典型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