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鼎立期间，由于吴、蜀联盟十分巩固，两弱抗一强的格局维持了40年，一直延续到蜀国灭亡。而联盟所以巩固，根本原因是在此期间魏国国力增强，对吴、蜀两国造成持久的压力，以及吴、蜀之间的主要矛盾荆州归属问题已获解决。

以上说明，联盟具备了巩固的基本条件，但是联盟巩固能够落到实处，还是由于两国领导大孙权、诸葛亮木断排除干扰，对于处在强国威胁下的共同战略利益认识清醒，态度坚决，在遇到联盟内部的困难时，吸取过去从联合到破裂的教训，处事比较成熟，因此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使联盟经受住考验。

在蜀国，通过克服反吴情绪巩固了联盟。这种情绪是与东吴作战期间形成的，一有机会就露头。太和三年（229年）四月，吴国向蜀国通报孙权称帝，要求蜀国承认，并表示愿意并尊吴、蜀二帝。蜀国满足这一要求，就必须在法统上作出让步，因为从名分和体制即法统上说，蜀国以汉统合法继承者立国，不能接受刘姓以外的人称帝。

蜀国的议者不愿在法统上让步，一致以为继续同东吴结交无益，名分和体制不顺，主张申明正义，断绝联盟友好，实际上企图回到刘备、关羽与东吴为敌的老路。当此正统地位和战略利益两者发生冲突之际，诸葛亮力排众议，坚持从战略利益出发处理蜀、吴关系，指出孙权早就有倍逆称帝的野心，朝廷所以不过分重视他的衅情，是为了求得“掎角之援”。

现在如果公然加以拒绝，吴国仇视我必将极深，我就要转移兵力东伐，同它角力，那必须在兼并其土地以后，才谈得上进兵中原。吴国贤才还很多，将相和睦，蜀国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平定它。结果顿兵相持，坐而待老，使北贼得计，这决非上策。

从前孝文皇帝以谦卑的辞令同匈奴议和，先帝宽宏大量地同东吴结盟，都是顺应时宜，采取变通措施，从宏观考虑，从长远利益出发，决非匹夫的泄忿行为。他进而分析了坚持联吴的巨大战略利益，指出现在议者都认为孙权以鼎足为有利，不能同我协力，志向、愿望已获满足，没有上岸伐魏的企图。这些看法都是似是而非的。为什么呢？

孙权的智慧和实力都不如魏国，所以限江自保；孙权不能越江，就像魏军不能渡过没水，并非力量有余，以不攻取为有利。如果我大军讨伐魏国，孙权上策会割取魏国土地，以作长远打算，下策会掠夺民众，拓广领地，向国内显示武力，不是端坐不动的人。

即使孙权按兵不动而同我友好和睦，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魏军河南部队木敢全部调到西线，这里面的利益也够大的了。孙权簪逆称帝的罪名，不宜公开。于是诸葛亮派卫尉陈震出使吴国，庆贺孙权正号称帝。陈震到达武昌，孙权同他升坛盟誓。

两国的盟文给予诸葛亮以殊荣，称颂“诸葛丞相德威远著”，双方约定“戮力一心，同讨魏贼”，“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双方实际上是订立了军事条约，还商定灭魏以后平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四州归属吴国，并、凉、冀、充四州归属蜀国，司州土地，以函谷关为界平分。在吴国，通过消除来自边防将领对蜀国意图的某些误解巩固了联盟。

魏正始五年（244年），吴国西陵、江陵守将步骘、朱然对蜀国调整对魏部署产生猜疑，认为这些是蜀国准备进攻吴国的迹象。他们向孙权上疏说，从蜀国回来的人都说对方企图背盟，征兆是：同魏国打交道，多作舟船，修筑城郭，司马懿南下进攻吴国时，蒋境不乘虚出兵牵制魏军，反而从汉中退驻成都附近。

事情明白无疑，应当预防不测事件。孙权从三角斗争大势看问题，头脑清醒，估计不至于此，说我对蜀国不薄，无负于他们。司马懿前些时候进攻舒县，十天左右就退兵了，蜀国在万里之外，怎么知道我们危急而出兵呢？过去魏军企图进攻汉中，此间开始戒备，也没有出兵，正好听说魏军退兵停止了出兵，蜀国难道又可以因此而怀疑我们吗？

况且人家治国，舟船城郭怎么可以不加修缮维护呢？今此间治军，难道是企图防御蜀国吗？人言苦不可信，我以破家的代价，为诸位作担保。最后证实，蜀国并没有进攻吴国的意图，情况同孙权估计的一样，两国的联盟经受住了考验。吴、蜀两国在长期共同抗魏的斗争中，逐渐养成彼此依赖的习惯，使得联盟深入人心。

在吴国国难当头时，有的吴将甚至认定，宁亡于蜀，不亡于魏。吴国乐乡（今湖北松滋东）督朱绩，看到由于孙琳执政、可能出现国内大乱、魏国乘虚而入的严重危险，秘密修书给蜀国，希望做好兼并吴国的准备。蜀国立即准备，令右将军阎宇在边境白帝增兵5000，由于吴国新主孙綝杀掉孙稣才作罢。由于吴、蜀联盟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两弱抗一强的战略格局在三国鼎立阶段长期保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