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的谱系

直觉的谱系

王奇琦

原发期刊：自然辩证法通讯 Vol.41, No.2 (Serial No.246) February 2019

作者简介：王奇琦（1989-）女，湖南益阳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道德知识论。

摘 要：近年来，直觉成为了当今哲学研究相当重要的话题；与此同时，方兴未艾的实验哲学采用心理学、认知科学的实验方法调查不同人群关于某些哲学概念的直觉。然而，对于什么是直觉，尤其是适合采用实验哲学方法开展研究的直觉，仍缺乏清晰的界定；对于直觉的不同含义及其理解，也存在相当多的含混和模糊。因而，有必要对直觉这一概念做出澄清。本文将直觉分为日常直觉、哲学直觉和理性直觉三大类别并加以阐释。对直觉的区分及在谱系上的整合，有助于容纳常识、心理学和哲学关于直觉的不同理解，提供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并为实验哲学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直觉 知识论 实验哲学 认知心理学

一、引言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人性与价值、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等基本问题的系统思考与研究。近二十年来，在认知科学和心理学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一种新兴的哲学流派——实验哲学尝试以实验方法研究知识、自由、正义等哲学问题，调查不同人群（例如普通人和专家）对这些问题呈现于具体情境时的回答。实验哲学家提出，由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反映了人们对于其中所涉及的基本哲学观念的直觉，而实验结果往往揭示出不同人群的直觉存在显著的差异，因而传统哲学方法仅依赖哲学家通过自身的反思与内省所获知的直觉，进而发展相应的哲学理论或展开论证与争鸣，这一“独断论”的哲学研究方法应当受到质疑，有必要大力提倡和推广实验哲学方法。实验哲学的兴起引发了关于直觉在哲学活动中的地位和角色的激烈辩论，直觉是否可信，可否作为哲学论证的起点，能否成为哲学理论的证据，成为了当前哲学界热辩的问题。有人认为直觉在分析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1] 而有的学者则对直觉嗤之以鼻，视作长久以来纠缠哲学的阴影。[2] 关于直觉的争议如此之大，有必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然而，在相关的讨论中，论者多以直觉的方式使用“直觉”一词，对直觉究竟是什么鲜有清晰明确的界定，对直觉的本性也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例如，笛卡尔认为直觉是一种清晰而专注的心理状态，建立在理解之上，简单而明晰，令人无可置疑。[3] 当代哲学家有的将直觉视作特定的信念或信念倾向，[4] 有的则将之理解为某种特殊的经验感受。[5] 不同于此，心理学家认为直觉是无意识地、自发地快速产生的，是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判断、态度或决策，[6] 是强烈地触发行动的判断。[7] 对于直觉如此纷繁多样的理解，如果不加以辨明，难免会产生不必要的概念混淆。因此，有必要对直觉做进一步的澄清，对不同类型的直觉及其关联，给出更清晰的刻画。本文将直觉区分为日常直觉、哲学直觉和理性直觉三大类型，分别考察其内涵、特征以及相互关联，并探讨实验哲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这一工作有助于把握直觉的本质，使得关于直觉在哲学中角色和地位的讨论更有针对性，并且对实验哲学的开展和反思，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二、日常直觉

日常直觉是频繁出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快速自发的、难以把握的认知现象。例如，农民看着天空说“明天似乎会下雨”，但被问及理由时可能答不出来，只好承认，“这是直觉”；李雷同时爱上两个女人且无法抉择，当他认真权衡利弊并得出答案后，他心底有个声音告诉他这个答案不对；流行歌里唱到，“ 我的直觉告诉我 / 我直觉不会错 / 不必说破你心里想的就是我”。农民直觉到会下雨，这是根据直觉产生的判断；李雷心中自发地选择恋人，这是根据直觉产生的决策；流行歌者直觉到对方喜欢自己，这是根据直觉产生的态度。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直觉，正是这种快速产生的、 难以把握的判断、决策和态度。日常直觉一般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它们迅速出现，不假思索；其次，人们往往意识不到其深层运行机制，对直觉的产生难以给出确切的理由。因此，日常直觉不同于审慎思考，因为产生审慎的判断、决策和态度的速度较缓慢，其理由清晰明了、可言说，而日常直觉则与之相反。

日常直觉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主要关注的是直觉产生的心理机制。有研究者区分了人类的两种认知方式，一类是自发的，无意识的；另一类是控制的，有意识的[8]。弗洛伊德最早提出无意识的概念；之后的发展表明，人类大量的心理活动或信息加 工过程实际上是无意识的，人们感知不到其形成 过程，只知道其产生的内容，印象、决策、直觉 等都是如此。另一种广为流传的理论是双加工理 论（Dual Process theory），用以说明大脑中的两套 信息处理系统，称之为系统 1 和系统 2。系统 1 的运行是无意识且快速的，不怎么费脑力，没有感觉，完全处于自主控制状态；系统 2 则是慢速的、串行的、受控制的，通常与行为、选择和专注等主观体验相关联。根据这一理论，直觉是系统 1自主产生的初始印象和感觉，并构成系统 2 中信息加工的主要来源。[9] 以加西华·格林尼（Joshua Greene）与乔纳森· 海特（Jonathan Haidt）为代表的道德心理学家进一步指出，人们在道德生活中的决策与判断通常是快速而情绪化的，推理往往在判断形成之后才出现，道德直觉（包括情感）也是一种认知，但却不属于推理的范畴。[10]，[11] 以上理论从不同侧面说明了直觉的认知机制，直觉是快速的，自发的，不受意识与推理监控的，与有意识的、受控的逻辑分析与推理的思维过程相对立。

丹尼尔· 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研究开创了启发式和偏向（Heuristics and Bias）的传统。这一流派认为，一方面，人们在面对复杂不确定的、信息不完整的情境时，产生快速的决策或判断；另一方面， 人们的决策模式并非杂乱无章，而是具有一定的规律，这些规律可概括为启发式的经验法则。启发式总的来说非常有用，能帮助人们在复杂环境中作出快速判断，但是启发式并不完全服从逻辑推理和概率论原则，而依赖于情感、记忆和经验，因而可能导致系统的、可预见的偏向和认知错觉，例如锚定效应、可得性效应、合取谬误等。[12] 启发式和偏向传统引发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快速而简便的（Fast and Frugal）的决策模式常常出现在日常生活和专业技能中，又存在诸多有悖于逻辑和概率论原则的经验性错误，由此引发对直觉可靠性的质疑。另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如果人们日用而不知的决策模式是启发式而非逻辑推理，那么人类何以标榜为理性的动物？拥护者不愿就此否认人类理性，虽然直觉不同于审慎思考，但是直觉能够在具有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给出恰当及时的反应，是另一种快速有效的思维模式。简而言之，启发式和偏向传统表明，直觉具有较多的经验内容，与逻辑和概率论原则要求的先验性不太符合，这些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日常直觉经验性较强的特点。

有些心理学家对专业技能中直觉起的积极作用展开了长期研究，例如，在火灾现场，消防队指挥官需要快速判断火灾情况并给出对策，有些有经验的护士在血液测试之前，就要辨别某些威胁婴儿生命的传染病。[13] 这些案例主要揭示了专家直觉的可靠性。当专家们处于一定的压力环境中，他们根据以往的经验迅速再认

（recognition）并做出直觉性的判断，这些判断具有较高的可靠性，能够帮助专家成功化解困难。研究认为，专业技能的习得通常需要进行长期有针对性的、及时反馈的刻意练习，以及可预测的、有足够规律可循的环境。[14] 关于专家直觉的研究表明，专家直觉尽管并非一般人所具有，需要一定的天分和长期的训练，但是专家直觉与日常直觉也有类似之处，两者都表现为快速生成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经验性成分较多的判断、决策，专家直觉可视作日常直觉在合适环境中的可靠表现。

总之，在日常生活和专业技能中，直觉是快速产生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经验成分较多的认知模式，这是心理学关于直觉的主要理解。

三、哲学直觉

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类特殊的直觉，涉及到对哲学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人们说，“我知道他口袋里有十枚硬币”、“虐童是罪恶的”、“单身汉是未婚人士”……以上陈述与知识、善恶、同一性等哲学概念相关，这些概念通常是抽象的，并且往往独立于经验；在对这些概念的运用中，有时凭借的是直觉。可以认为，这类直觉从属于日常直觉，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形成的、与哲学概念相关的认知现象。

与哲学概念相关的直觉不仅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更重要地是，它们经常出现在哲学文献中。自柏拉图以来，概念在哲学研究中具有中心地位，为了获得清晰的哲学概念，有些哲学家在扶手椅上进行哲学分析，设计假想的情境，借此引发“直觉”，用以支持或反对相关的哲学理论，并提供重要的洞见，帮助回答哲学问题。例如，在典型的葛梯尔反例（Gettier case）中，当事人有很好的理由相信某一命题为真，这一命题又恰巧为真，并且此人获得真命题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当事人具有确证的真信念，但是大多数人凭直觉认为，这种场景并不适用于“ 知道 ” 这一概念。葛梯尔反例挑战了传统的知识定义，揭示传统知识定义的可能缺陷，推动学者们朝着理解知识的方向不断发展。因此，对于这类涉及哲学概念的理解和运用的直觉，可以称为“哲学直觉”。[15]

在哲学文献中，哲学直觉的使用大致表现出如下特征：首先，哲学直觉往往用来进行概念分析，特别是解决困难的概念问题。哲学家们关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概念种属关系的界定，概念中的典型范例，概念的逻辑一致性，概念的使用范围，以及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而这些问题可以借助哲学直觉来考察。在这些问题中，哲学直觉反映抽象、普遍的哲学概念，揭示哲学概念的逻辑前提和适用范围，暴露哲学概念的逻辑缺陷和悖论；对于那些与概念不符的直觉，又会促使哲学家进一步的分析和思考。哲学直觉在概念分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以至于有学者指出，直觉“被当作证据（或理由）而使用”。[16]

其次，哲学家使用思想实验，有意诱发哲学直觉。所谓思想实验，指的是假想某些虚拟场景，通过想象和反思，考察可能的情况，并得出相应结论。当哲学家面对诸如命题知识、语义指称、道德责任等问题时，尽管无法像科学家们一样，使用仪器设备和科学实验来做研究，但是借助于思想实验，他们同样能够获得相关的一手“数据”，了解自己和同事对各类哲学问题的看法。思想实验背后暗含普遍、抽象的逻辑原则，其设计者故意排除无关紧要的干扰因素，提出刺激被试思考的哲学问题，引导人们朝着特定的方向思考，从而获得关于这些问题的哲学直觉。例如，普特南提出的缸中之脑、孪生地球就是用以引发关于怀疑论和语义的哲学直觉。可见，思想实验是触发哲学直觉的主要媒介，哲学家依赖思想实验来获得哲学直觉。

最后，哲学家有意识地反思哲学直觉。在传统哲学讨论中，通过对哲学直觉的反思，哲学家们提出支持或反对某一信念的证据，并在不断地反思和调整中，形成一张更大的信念之网，用以加强对它们的确信。[17] 这种过程可以通过反思平衡这一确证程序刻画出来，所谓反思平衡，是经由古德曼、罗尔斯等人提炼、总结的哲学研究方法，通过反复比较、修正来达到基本原理、概念与直觉之间的融贯一致。哲学家们对哲学直觉的使用，采用的方法类似于反思平衡，他们分别考察哲学直觉和相关概念，当发现直觉与概念存在分歧时，就必须接受逻辑法则和演绎推理的修正和调整，这样来回往复从而实现首尾一致，最终获得既符合直觉的、又阐明概念的相关理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从表面上看，哲学直觉和与哲学相关的日常直觉都是对哲学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但是日常直觉深受启发式的影响，具有较多的经验成分；而哲学家在接受了专业训练之后，有意识地使用哲学直觉，他们更多的反思、比较和辨析哲学直觉，更多的考察哲学直觉背后涉及的哲学概念，更多的关注哲学直觉与概念间的逻辑一致性。从内在本质来看，哲学家研究哲学直觉，主要试图揭示哲学概念的内涵、外延和范围；从产生机制来看，哲学家设计的哲学直觉，深受根据抽象理论产生的思想实验的引发和诱导；从确证程序来看，经过反思后的哲学直觉，必须符合逻辑法则，追求与哲学概念的融贯一致。哲学概念、抽象理论和逻辑法则独立于经验，是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先验法则，因此，哲学直觉与日常直觉的主要差异是，前者可能具有更多的先验成分和反思性。

四、理性直觉

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类特殊的直觉，是对独立于经验的推理法则和逻辑原则的理解、把握和运用。例如，《韩非子》中所记载的自相矛盾的故事，人们听过之后往往不需要思考太长时间， 也不需要反复思考其中原因，就会哄堂大笑。这类直觉与日常直觉类似，是不假思索地快速产生的。

不同于非反思性的日常使用，在反思活动中，这类直觉是对推理法则、逻辑原则、先验原理和抽象概念的判断和把握。例如，亚里士多德在阐述关于本质的知识时，强调知识源于那些能够深入把握事实并且加以正确解释的归纳推理； [18] 笛卡尔认为从“我思”到“我在”，这中间的必然联系并不是从三段论中推导出来的，而是从单纯心灵直观中自明性地获得的；[19]胡塞尔在把握“红”时，关注的不是红色的衣服或红色的枫叶，而是 从这个红或那个红中纯粹直观出的同一的一般之物。[20] 可见，在研究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非经验的理性问题时，通常需要诉诸这类直觉，以强调对抽象认知对象的直接把握，本文将之称为“理性直觉”。[21]

反思性的理性直觉具有如下特点。首先，这类直觉呈现出直接性。“直接性”指的是在有意识的状态下，在不借助于理性推理等中间环节的前提下，直接将对象呈现在认知者的意识之中，这一特征几乎可以视作哲学文献中理性直觉的共 同特征。例如，胡塞尔认为，本质直观是无法演证的，不同于演绎、归纳、计算等方式，是从事物中直观到认识的成效的本质。在这里，本质直观的发生不受其他心理因素或认知过程干扰，其实现无需其他中介物作为桥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理性直觉不一定不涉及无意识的或潜意识的思维活动，所谓的“直接性”要限定在意识范围内， 因为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所有的心理状态都涉及多种心理过程，不存在任何直接把握对象的心理状态，尽管无法了解理性直觉在无意识中的认知机制，其形成过程并不一定不包含其他认知环节。

其次，理性直觉呈现出自明性。所谓自明性，即不需要其他原理、原则来提供辩护或确证。笛卡尔认为，人人都可以直观到自身的存在性，直观到自己在思考，直观到三角形由相交的三条直线构成等。在不依赖其他信念的前提下，这些内容清晰而鲜明地呈现在意识之中，并且能够为其他信念提供确证。鉴于其自明性，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理性直觉有时被视作确证链条的终点。[22]这是因为，自明的、非推论的理性直觉能够为其他信念提供确证，成为相关命题知识的基础，又无需从其他信念中推理出来，因而可以被当做避免信念无限回溯的一种方式。例如，罗素指出，“从日常生活的普通信念出发，我们可以从一点到另一点节节被迫后退，一直达到某项普遍原则或者一个原则的某一事例为止”，[23] 这一原则本身是自明的，不可能再从任何其他自明的东西中推论出来，逻辑和算数方面的抽象原则以及某些伦理学原则皆是如此。

第三，理性直觉以恰当的理解为基础。这里的“理解”要求一定的认知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认知者在“看见”原理本身之后就理解并判断其为真或正确。直觉与“看”或“看见”联系起来，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斐多篇》中“灵魂的眼睛” 觉可能是经验性的，也可能是先验性的。日常直和《理想国》中“心灵的眼睛”，这里“眼睛”看到的是最高原则和型相。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直接性地理解“对他们而言是自然可知的”，即使对它们的证明可能只是“回溯到原点”。后世学者将之理解为通过理智“看见”本质和最高原则，例如，斯多葛学派认为对普遍原则、逻辑和数学法则的理解取决于对联系或关系的基础把握；休谟也认为，某些类型的联系是“第一眼就能发现的”。[24] 这些论述蕴含了这样的要求，只有对本质、原则和必然性进行深入地思考、理解和反思，才能够在不借助推理演绎的情况下直接“看到”对象。英语中常用“啊，我看到了！”（“Ah, I see ！”）来表达这种突然的理解，可见在西方传统里，理性直觉借助抽象的“看”，指涉先验内容的直接理解。

简而言之，理性直觉涉及到人们对非经验的理性规则和原理的理解和运用，并且大致可以分为反思性的和非反思性的两类。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假思索地使用理性直觉；而在反思活动中，学者们从真或应当的理性直觉出发，获得与之相关的理论，直接性、自明性、理解性构成了这类理性直觉的特点。

以上分析为认识直觉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追溯各类直觉的发生学（etiology）可以发现，直觉的形成包含经验内容与先验法则；不同类型的直 觉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有的类型经验成分较多，而有的类型先验成分较多。如图 1 所示：

图 1 直觉的谱系

从图上纵轴可以看出，由于反应速度的不同，直觉可能是快速的、不假思索的，也可能是缓慢的、反思性的；从横轴可以看出，由于内容的不同，直觉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既包括自发而快速的一类，又包括反思性和理性更强的一类，因而它 们横跨四象限，且范围最大；哲学直觉既包括经验积累下对哲学问题的快速反应，又包括反思性更强的内省，但由于哲学研究强调概念分析和反思推理，因而尽管横跨四象限，哲学直觉更偏向于第一、二象限；理性直觉独立于经验，尽管它们有的是日常生活中不假思索的快速反应，但更受关注的是在反思过程中形成的那一类型，因而更偏向第一象限。这一划分梳理和归纳了常见的几类直觉，因此可以称为直觉的谱系。

五、余论

近二十年来，受到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影响，一种研究人们的哲学直觉的新方法——实验哲学得到了蓬勃发展，但这一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担忧。实验哲学家使用社会科学和认知科学的方法，审查人们关于哲学问题的直觉后发现，直觉受到了诸多不相关因素干扰，如，人们关于知识的直觉在东西方文化中各不相同，关于道德责任的直觉受到不同种类心理因素的影响，关于意向性行动的直觉经常受到评价性因素的影响。[25] 由此引发的问题包括，直觉在哲学研究中扮演了何种地位或角色？如何看待实验哲学与扶手椅哲学（armchair philosophy）的关系？这些问题引起了当代学者的广泛关注，对直觉谱系的刻画，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

直觉在哲学研究中的地位或角色如何，引发了实验哲学和扶手椅哲学的论辩。所谓扶手椅哲学，指的是借助内省和反思，依赖先验的概念分析，通过思想实验调动直觉上的反应来进行的哲学研究。有些实验哲学家宣称，直觉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表明，哲学中的直觉毫无希望且不值得信任，[26] 在很多情况下直觉并非哲学理论中的可靠证据来源，因此将哲学视作扶手椅上的先验学科这一想法站不住脚。[27] 与此相反，同情扶手椅哲学的学者指出文化或社会经济差异造成的直觉多样性并未超出合理怀疑范围，并澄清直觉并未在哲学研究中扮演主要角色。[28] 在笔者看来，实验哲学采用实验调查等手段，通常情况下获得的是人们不假思索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经验性判断，即偏向日常经验的哲学直觉。然而，哲学直觉除了包含经验维度的日常直觉外，还包括独立于经验的理性直觉。因此，即使实验哲学的研究数据是真实可靠的，也并未挑战直觉的哲学地位，而仅仅质疑了日常直觉的可靠性。直觉的哲学地位取决于具体讨论的理论与问题。正如直觉谱系所揭示的，有的哲学直觉反映独立于经验的抽象法则和原理，必须满足先验的逻辑和理性原则，具有直接性、自明性和理解性，能够为相关的哲学理论提供确证；有的哲学直觉借助思想实验展现人们对某一哲学概念的日常理解，更多依赖认知者的特殊经验及生活背景，更适合为相应理论提供可供讨论的切入点而非证据。因此，直觉在哲学研究中的角色和地位，不能一概而论；由直觉的多样性宣告扶手椅方法的破产过于仓促，对直觉的探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直觉多样性揭示的另一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实验哲学与扶手椅哲学的关系。事实上，并非所有实验哲学家都批评扶手椅哲学，他们中有一些对其持积极态度。[29] 有学者认为实验哲学能够支持扶手椅哲学，实验哲学家通过调查获得主流的直觉，扶手椅哲学家则根据这些直觉数据构建理论。对这一思路的质疑是，为什么扶手椅哲学必须参考实验哲学提供的数据呢？ [30] 笔者对此尝试的回答是，扶手椅哲学是否考虑实验哲学，取决于具体的研究问题。实验哲学借助各类实验，了解日常生活中的概念使用，从而更加清晰地辨明哲学概念，这些经验数据对于描述性的概念分析是有益的；然而，哲学研究中涉及必然真理和先验知识的讨论，必须借助反思和推理，依赖先验论证和反思平衡等方法，调查直觉特别是日常直觉就显得意义不大。因此，实验哲学应将目光聚焦于日常直觉涉及的领域内，在扶手椅哲学基础之上，提供更广泛、更多元的研究材料，补充、继承和发展哲学理论。

总之，本文的论述旨在表明，直觉是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复杂的认知过程，这个过程既可能包含先验规则，又可能包含经验法则。由于不同类型的直觉所占的经验与先验成分各不相同，其呈现的特征也各不同。当人们谈论直觉的时候，有必要对所讨论的直觉类型做一个清晰的界定，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混淆和混谈。本文并且指出，实验哲学对直觉的批评有待商榷，直觉的哲学地位取决于具体的哲学问题。这一澄清旨在帮助实验哲学探索其角色定位，不是对抗，而是携手与传统哲学走向更精彩的未来。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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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王巍 谭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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