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说这本《危险的边疆》，今天来说东胡是如何兴起？又为什么能在中原地区成功地建立政权？

首先来解释一下“东胡”。“东胡”有两种含义，首先和匈奴同一时期，生活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西南地区的部落，被称为“东胡”，这是狭义上的东胡。广义上的东胡，指的是在“东胡”部落消亡之后，在这一地区生活的其他部落，比如鲜卑、契丹、女真、满洲等等。在历史中，“东胡系”和“草原系”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匈奴、柔然、突厥都没有在中原地区建立过政权，只有蒙古统一过中原。而鲜卑、契丹、女真、满洲都曾经在中原地区建立过比较成功的政权，这是为什么？原因说起来其实很简单，“草原系”的游牧者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只有草原视角的一元政权，而“东胡系”的游牧者建立的政权是一种二元政权，因为它们能同时兼顾草原视角和中原视角。

我们下面来详细地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我们首先来解释一下一元政权。上次我们已经详细讲述了匈奴的政治逻辑。在匈奴那一套政治逻辑中，无论是“外部边界战略”还是“内部边界战略”，其出发点都是自身的政治需要和经济需要。中原地区对他们来说，仅仅是可以被抢劫和敲诈的“钱袋子”，另外，中原还有可能威胁他们生存的政治力量。所以，他们既没有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兴趣，甚至对不能进行游牧的领土也不感兴趣。他们一心一意就是保持自己的政治独立，即使在名义上成为汉朝从属的时期，匈奴的政治在实际上也还是独立的。后来的突厥、回鹘，都是如此。

比方说，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唐朝平定不了叛军，还借助回鹘的力量收复长安。我们都知道，当时的长安已经是千年古都了，是农耕文明最繁华的所在，按理说回鹘可以乘机占领长安，或者向唐朝提出其他的领土要求。但是，回鹘在收复长安之后，将长安城一抢而空，只留下一座空城给唐朝，他们只对财富感兴趣，对领土几乎没有丝毫兴趣。像这种只有草原政治意识的政权，就是一元政权，更准确地说，是草原性“一元政权”。

既然匈奴、突厥、回鹘的政治都是以草原为中心，那么这种政治模式必然是无法适用于中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匈奴在中原地区建立了政权，比如东晋时期的前赵、后赵，也都是昙花一现，存在不了多长时间。这里稍微解释一下，严格意义上“后赵”政权是羯人建立的，但羯人实际上是匈奴的一个旁支，所以“后赵”政权算是匈奴文明。

那么为什么像鲜卑、契丹、女真这样的“东胡系”就可以成功地在中原建立政权呢？因为，他们建立的政权，一般同时具有中原和草原的二元性，或者说游牧和农耕的二元性。比如说，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政权。北周虽然是鲜卑人建立，但是北周政府却能做到，从具体的文化背景中剥离，在政治上既不偏袒鲜卑，也不偏袒中原，建立了一个具有双重文化认同的政权。再比如，北周政权让所有人都姓鲜卑的姓氏，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就曾经叫“普六茹坚”，“普六茹”就是鲜卑姓氏。姓氏虽然改了鲜卑的，但是在文化上北周却是大力推崇儒学的。而且，在政治上，北周是鲜卑、中原并重，大批的中原士人在北周政权中有很高地位。

后来的辽和金也是如此，辽的行政系统有南北之分，北院管契丹，南院管中原。金朝一方面以骑射打天下，另一方面又极其推崇中原文化，金朝的各个皇帝都精通儒学和诗词。这种能同时兼具和平衡草原、中原两种文化的，就是“二元政权”。书中总结这种二元政权的模式说：二元化让官僚机构和游牧的军事部落都被统合在皇帝手中，于是这位皇帝对于双方而言都具有绝对的权威。

那么，为什么“东胡系”可以建立二元政权呢？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比较根本，草原和中原之间界限分明，年降水量高于四百毫米，就可以进行农业耕种，而少于四百毫米的就只能长草。所以地理上的四百毫米等降水量线就是南北之间的分界线，这条线大约跟长城的地理位置相当。但这种界限也不是绝对的，在中国东北部和俄罗斯西南地区，因为地靠海洋，所以这里最北边是草原，中间是森林，南部是可以进行农耕的地区。

所以，在经济和生活模式上，这一地区的部族，既熟悉游牧，又熟悉农耕，因此天然就兼具中原和草原的二元视角，这是根本原因。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从北魏到北周，鲜卑人通过长达上百年的尝试，终于建立起了一个二元化政权的先例，让后世有了模仿的对象。

于是，中原、草原和东胡之间，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权力周期。最开始的博弈是在草原和中原之间展开的，例如汉朝与匈奴，唐朝与突厥、回鹘。而等到草原和中原双双衰落之后，东胡政权就通过二元化的方式，在中国北方崛起。例如，匈奴和汉朝衰落之后，鲜卑崛起。唐朝和回鹘衰落之后，契丹和女真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