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作为礼器，起自新石器时期晚期，盛行于三代，在当时的贵族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朝享会盟，玉器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西周时的命圭制度，更是王室诸侯间确立和维护相互关系的重要仪式之一。用玉器祭祀，可与神祇沟通感应，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思想在中国古玉器上充分表达出来，并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高古玉器艺术的长廊里，多为战国及两汉玉器。但是，爱玉何必惟重战国两汉？商周玉器，未尝不是古玉中另一奇葩，其精巧剪裁、奇妙构思、简洁明快之工艺令人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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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早期的玉器发现不多，零星出土的也只有一些戈、刀、钺、柄形器和一-些小型的装饰物。商代晚期的玉器以河南殷墟出土为代表。殷墟出土玉器，数量众多，仅解放后的考古发掘就达2000件以上,若加上解放前出土的、流失海外的，数量会更加惊人。

直至1976年妇好墓的发现，才使我们对商代玉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殷墟出土的玉器在艺术表现和制作上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创新，造型设计上也远远超过了新石器时代及商早中期那些玉作形式。

通常情况，人们对于商周玉器的认识，主要还是借鉴殷墟妇好墓及陕西、山西等中原地区出土的玉器。

但由于古玉文化的深邃博大，仅以有限的考古发掘品作为辨识依据就会使古玉鉴识的路子越走越窄，而山东滕州前掌大与庄里西出土的商周玉器，给我们带来全新的视觉感受。

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玉器

沁色与玉变 说起古玉，人们首先想到的因土蚀斑斑而变得满目疮痍，因此，沁色便成了辨伪的主要手段。但事实上，地理位置、埋藏环境等客观条件使得古玉受沁的情况也是千变万化。

相对来说，滕州一带的商周玉器，虽然有的表面沁蚀也非常严重，但更多的则是玉器本身的质变替代了严重的表面受沁现象。

这种情况与高古玉器通常所表现出来的斑驳陆离的沁色有明显的区别——是一种由里及表的玉变现象。

玉兔实物图，具体表现出内部的质变

皮壳与包浆 古玉的旧气，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玉器本身的皮壳与包浆。所谓皮壳，是指长期的外在环境给玉器留下的陈旧痕迹或气息；而包浆，则是鲜明而突出的外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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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古玉的皮壳为自然生成，而包浆有人为的因素，前者凝重而后者浮泛。但由于地域条件的差异，有些出土古玉，其皮壳与包浆的表现形式会与我们常见的古玉有非常大的差异。

究其原因，因为玉器本身在入土环境中，缺乏足够的外在影响力，从而形成了一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娇贵外表。

这就告诉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皮壳和包浆，并不能囊括所有出土古玉的状况，也就是说，不能以僵化的观念来看待古玉的“旧气”。

有些商周玉器，虽然在视觉上不能给人一种熠熠生光的感受，但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油亮滑腻、晶莹剔透的光泽性状，显然烙下了远古时代的印记。因此，用皮壳和包浆的传统观念来衡量一件玉器的时代特征和真伪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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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饰与刀工 标准的器型加上标准的工艺手法，是古玉断代的最好的依据之一。

说到商周玉器的纹饰工艺，以“勾撒”、“浅浮雕”、“减地”、“压地”等手法突出形体轮廓，以阴、阳线表达细部，以剪影式风格体现动物形状等，似乎已为一种约定俗成的鉴识标准，但不能偏狭于既有的经验，而对商周玉器的雕琢方法进行想当然的定性。

科学区分“同中有异”与“异中有同”的雕琢手法，才是认识商周玉器的正确途径和方法。

材质 自商周时期始，大量使用新疆一带产的昆仑玉，滕州一带出土的商周玉器，在材质方面就体现了这样的特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商周玉器用玉的宽泛并不等于杂乱，玉匠对于材质的选择，严格遵循了“美石即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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