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当政的初期，不光每天的作息时间，连每周的时间安排都有一定的模式。几乎没有一个周末他不去慕尼黑或者上萨尔茨贝格。因为他一般周五晚上出发，周一返回，因此总理府的工作时间表集中到了周二到周五的四天时间。鲍尔机长管理的三架Ju52组成的飞行中队负责执行希特勒外出时的飞行任务，1935年春季飞行中队又添加了两架四引擎神鹰机，它们将柏林—慕尼黑飞行时间缩短到了1小时35分。如果希特勒想乘坐火车，德意志帝国铁路公司就在火车班次表中的某列柏林—慕尼黑特快列车后面加一节特别车厢。从1937年9月开始有了专门为希特勒预备的带10～12节车厢的专列。“元首包厢”由一间镶有桃心木护墙板的会客厅——希特勒和贴身随从们碰头的地方——一间带浴室的卧房和副官仆人们的卧室组成。当国防军进行演习时，这里就是“总指挥部”。不论他在哪里下车，火车总是停在当地等他。如果做短途旅行，希特勒还是更喜欢乘汽车。他总是自行决定旅行目的地，随从们经常到最后还蒙在鼓里。有时他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于是靠扔硬币做出决定。“一旦他喜欢上什么地方了，就再也不会改变了，始终心存依恋。”奥托·迪特里希曾经如此描述过，他又补充道，这是“希特勒唯一有迷信思想的一个方面”。但即使目的地已经确定了，希特勒也可能忽然想要避开原定的路线。
他总是习惯于在同一家旅馆落脚——在维也纳他住在历史悠久的广场上大象宾馆，在巴伐利亚的疗养胜地贝尔内克他住在贝布酒店，在纽伦堡他住在德国皇宫宾馆，在奥格斯堡他住在著名的富格尔德尔莫赫瑞酒店，在法兰克福他住在贝斯勒霍夫旅馆，在斯图加特他住在维多利亚旅馆——正像他有一次开玩笑说的，那个旅馆房间的床头柜上永远放着一本《圣经》，在汉堡住在阿尔斯特湖畔高雅的大西洋宾馆，去莱茵—鲁尔区时住在巴德戈德斯贝格的德里森莱茵宾馆，后来去维也纳时他住在帝国酒店的亲王套房。在旅途中，“元首”的黑色奔驰轿车打头，党卫队保镖、刑警、副官们以及随行医生、仆人们、一位女秘书乘坐的车辆组成的车队跟随在后面，押尾的是行李车。内心充满躁动的希特勒总是不断找机会迁居。“那些年他在一个地方住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四天，他不习惯在一个宅子里久住”，随行人员之一回忆说，“因此我们几乎可以预测出，什么时候他对随从们下达出发和继续旅行的命令。”不断的迁居给仆人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每次出发都要打点15到20个箱子，而且速度必须飞快，因为希特勒每次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发。他在旅途中也没有停止办公。当希特勒在慕尼黑时，紧急会议在摄政王街的希特勒私人宅邸或者褐色大厦里召开。如果他在别的城市，情报和问询将会源源不断地递送到他手里，然后立即得到指示和命令。奥托·迪特里希认为这种难以捉摸的独特的“漂泊不定的”“政府管理”模式是希特勒统治方式的一大特色。即使在总理府办公时，希特勒也尽量避免将命令用书面形式固定下来。
他喜欢下达口头命令，几乎可以说是匆匆数语。他做出决定前基本上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但有时只是临时起意，手下的工作人员必须完成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将希特勒随意说出的几句话翻译成可执行的命令，并传达到相关部门。在口头命令的管理模式中误解和曲解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如此，围在他身边的活跃分子有了极大的扩大自身影响力的自由行事空间。戈培尔也深谙此中之道。迪特里希在午餐桌上观察到：“戈培尔谈笑之间给希特勒一些暗示，了解其意向，然后进一步加以推动，在各个不同的方面让希特勒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口头决定。”不仅党内的领导人，连部长们和国务秘书们也遵循此道，因为这位独裁者越来越难以接近。一旦成功了，他们立刻抓住机会，在与希特勒私下里的谈话中阐述他们的问题，诱使希特勒同意他们的意见，过后宣称其为“元首的意志”。1938年之后成为外交部国务秘书的恩斯特·冯·魏茨泽克在回忆录中强调：“国家部门的工作艺术是抓住让希特勒做出决定的好时机，有时还通过言语的诱导，然后把它作为‘元首的命令’贯彻执行。”希特勒没有官僚主义色彩的个人化的统治方式无疑让下级官员们也鼓起了进言的勇气，他们也想执行所谓“元首的意志”。1934年2月，普鲁士邦农业部的国务秘书维尔纳·威利肯斯在柏林对各邦农业部代表们指出，每个人都知道，元首很难自上而下对所有他想立即着手或者迟早要完成的任务下达命令，因此“揣摩元首的心意为他分劳”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
“为元首分忧”——伊恩·克肖从这句口号中发现了理解纳粹统治体系独特运作方式的关键。每个想在这个体系里有所作为的人，不能仅仅等待自上而下的命令，而要“想元首之所想”，积极主动，让自己显得与希特勒的思路保持一致，愿意助其筹划和推行。这不但解释了纳粹政权的活力，也解释了它的极端化倾向。因为追随者们为了在独裁者面前争宠，竞相以激进的要求和措施凸显自我。连国社党中小干部——从街区监察员到支部监察员，从地方小组组长到县主席——也无不坚信：当他们折磨犹太人和检举“民族败类”时，他们是在“为元首分忧”。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