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底，希特勒在小圈子里开始从根子上抨击基督教和基督教会。戈培尔记录道：“元首阐释了基督教和基督。他也反对犹太人对世界的统治，然后犹太人把他钉上了十字架。可是圣保罗歪曲了他的学说，并借此颠覆了古罗马。基督教中的犹太人。同样，马克思也用他的政党思想歪曲了社会主义思想。这并不能阻止我们成为社会主义者。”雅利安人耶稣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的英雄主义理想形象，而犹太奸细圣保罗却伪造了基督思想，将基督教引向了灾难重重的道路——正如民族主义作家们所宣传的，这绝非是本来的基督思想，而是对其思想的歪曲。与罗森堡的“神话”相比，希特勒受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的主要著作《十九世纪的基础》的影响更深。

然而希特勒完全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些思想：“并非本党想反对基督教，但我们必须以唯一正宗的基督徒自居。然后集全党之力反对那些破坏者。基督教代表摧毁神父阶层的口号，就像从前社会主义意味着摧毁马克思主义大佬一样。”虽然希特勒允许他的拥护者们搞伪宗教的个人崇拜，尤其他自己也乐于在党代会上扮演教主的角色，但是他始终不愿意以宗教创始人的身份出现。他在1937年3月12日的党代会上表示反对“创立新的宗教”——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还太年轻”——在此他明确地拒绝了罗森堡的计划。他依然想避免与天主教会公开决裂。“他在反教会的斗争中引用了施里芬的名言：‘有重大意义的成功和平庸的成功。’他有理由不想要平庸的成功。”戈培尔评论，“我们必须让对手彻底闭嘴或者覆灭，如此而已！”

教皇通谕《在焦虑中》的发表撕开了黏着的局面。通谕初稿出自福尔哈伯之手，经由帕切里编辑，并由教皇庇护十一世批准。秘密特使将文件送抵德国，在德国印刷，1937年3月21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神职人员在讲道台上公开宣读了通谕。教皇通谕声讨了德国对“教会公开和隐晦的暴力攻击”，宗教契约不断遭到破坏；基督教徒受到的压力是非法的、不人道的。公文尖锐地指出基督教信条与纳粹理念之间水火不容：“如果有谁把民族或种族、政体、国家权力的主体或者其他人类社会形态的基本价值观……从世俗价值体系中剥离出来，把他们变成至高的准则和宗教价值观，并且用偶像崇拜的形式加以神化，那么他就扭曲和伪造了上帝创造和保佑的万物之道。”

宣读通谕的前夜，海因里希已经把其中的内容通知了戈培尔，“名副其实的挑衅”，宣传部部长写道。但他不同意盖世太保首脑做出激烈反应的想法。最好是“装听不见，置之不理”，“然后从经济上施压，不要逮捕人。查封和禁止刊登了这个无耻公告的教会报纸。此外要保持冷静，等待时机，到时候将这些捣乱分子一举拿下。”但是装死战术不再合希特勒的心意。1937年4月初，他把戈培尔从上萨尔茨贝格召来，“现在他想和梵蒂冈反目了……神父们不理解我们的耐心与温和，那么就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严厉、强硬和无情。”4月6日希特勒下令让居特纳“撇开其他事务，有重点地”重启去年暂时中止的风化案。同时媒体展开了反天主教的疯狂的舆论战，戈培尔亲自坐镇指挥。“展开了最猛烈的反击。在我的示意下，地狱音乐会开场。现在神父们的日子难过了。”他在4月底写道。

宣传部部长的工作又一次令希特勒感到满意，戈培尔记录道：“元首在教会问题上的态度日渐激进。”现在他不再“手下留情”。希特勒在传统的五一讲话中对教会发起了激烈的攻击：“如果他们采取任何一种方式，写信或者通谕，试图攫取原本属于国家的权利，我们将强迫他们回去从事分内的治疗心灵的宗教活动。”他在言语之间影射重新开庭的神父风化案：“当自己的道德水平堪忧时，最好不要从道德层面对国家指指点点。”5月28日戈培尔在柏林德国大会堂发表的演说掀起了诽谤运动的高潮。前一天他和希特勒详细讨论过演说的内容，“元首”前所未有地口授了关键的段落，“非常尖锐激烈，我达不到那样的水平”，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

所有的德国电台都转播了戈培尔的演讲。演讲开始前的一个小时，德国的报社接到了演讲文本，他们得到命令，次日将以“最大的字体”刊登全文。戈培尔在演讲中极尽煽动之能事，他说“他看到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达到骇人听闻和令人发指程度的道德沦丧”。演讲之后，在20000名国社党支持者的欢呼声中，戈培尔匆匆赶往总理府谒见“元首”：“他和我握了手。他在收音机边听了整个演讲，他告诉我，他激动得一分钟都坐不安稳。”德国大会堂群众大会之后的一段日子，希特勒也常常在亲信们面前发泄对教会的仇恨：“元首对神父们有一肚子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