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古时代，发生了一场较大的政变，对中国历史文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是启和伯益争权的疑案。这件案子至今很难说明白。

如果历史学家没有搞错的话，那个赐姓为嬴的大费，又名伯益，也做伯翳。大费就是伯益，这一点很重要。为何改名，目前还不清楚，却作为一种习惯传下来，不论人名、地名、机构名、组织名、总在改，改了几千年，今天还在改。

大禹死的时候，把位子禅让给了伯益。但是，人民不来朝见伯益，而去朝见大禹的儿子启，打官司也不找伯益，而去找大禹的儿子启，因为启是“吾君之子也”。他们能歌善舞，但不唱诵伯益，而唱诵大禹的儿子启，因为启是“吾君之子也”。人心不服，博弈就危险了。

启的爷爷，大禹的父亲鯑，被尧派去治水。鯑用堵的办法，初期颇有成效，后来洪水越来越大，堵也堵不住了。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尧把帝位禅让给了舜（考古证据并不支持和平禅让，而支持武力征服）。

鯑起来反对，被诛于羽山。是否发生过武力冲突，不得而知。大禹是否怀恨，也不得而知，但他接替父亲，继续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穿山凿石，疏导洪水，终于平定水患，劳苦功高，舜帝把位子禅让给他，成为天下共主。经过昌意（鯑的父亲，但又十分不可信）、鯑、禹、启四代。

他们的权力根基已经深厚，在华夏集团内部具有相当影响力。从黄帝到尧、舜、禹，天下共主都出自华夏集团，现在跑出一个东夷人（指伯益）来，华夏集团自然不服。

尤其是禹、启一族，既然鯑敢公开争夺领导权发展到启，就更敢了。对于华夏与东夷的传统区分，考古工作逐渐揭示出一些新内涵，传统说法是否站得住脚，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伯益代禹，启被拘押起来。某一天，启越狱跑了，还回过头来杀死伯益，建立夏王朝。照这样看来，启在大禹死之前，就已经获得强有力的武装支持。伯益手里有王权，启不争取时间做闪电式攻击，篡位就难了。这是不是可以成为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闪电战？

有一个说法是，大禹发布了禅让的消息，七年之后才去世。如果这个说法属实，启就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伯益拘禁他，先发制人，本来是好的，这一次缺欠妥当。启是大禹的儿子，“吾君之子也”，有声望。

尧、舜、禹之间，都没有因为禅让而关押谁的儿子，甚至还主动让位。伯益拘押启，容易失去民心。

启不仅篡权，还杀了共主，本该遭到强烈谴责，却只有扈氏起来反对。这似乎表明，伯益不仅缺少生死与共的政治伙伴，也疏忽了巩固王权的重要性，没有积极争取盟友。

启则不同，他一夺得王位，就举行联盟会议，积极联络其他部落，争取广泛支持。就谋略而言，启比伯益高明。

尽管伯益是失败者，但无损于他的英雄形象。他也许可以这么做，接任共主之后，立刻派出间谍，严密监视启，同时作为军事部署，既保护自己，也防备敌人，并迅速召开部落联盟会议，争取各方面的支持。

人心一定，启想篡位也难。或者再狠一些，干脆一刀杀了，不留后患——舆论又能支撑多久呢？启杀伯益，天下也没有翻过来嘛，重要的是后续措施要得当，跟得上。

也许伯益是一个大圣人，不屑于阴谋诡计，而信守天命——那就显得迂阔了。

也有文献说，这是大禹蓄意制造的政治谋杀案。一本非常权威的史书（《战国策》）说，大禹老了，觉得启的能力、威望还不够，就把王位传给伯益。

启则联合他的同党，一起攻杀伯益，夺得王权。名义上是大禹把天下禅让给了伯益，其实是大禹让启依靠自己的实力去夺：有那个本事，你就去夺，没那个本事，就不要当王。如果真是这样，大禹可谓用心良苦。

以上这些都是传说，多大程度上靠得住，不好说。那个时代的人们，或许根本就没有这么多权术心计。另外一本更加权威的史书则（《史记》）说，伯益把王位禅让给启，没有流血斗争。

下面是不同典籍对此事的记载：据《孟子》讲：大禹荐益于天。昔者舜荐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於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

禹荐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

据《韩非子》记载：古之舜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一曰，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尧、舜明矣。

在《史记》上这么说：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尔后举益，任之政。

在《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荣成氏》：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

在《晋书-束皙传》引用《竹书纪年》说：益干启位，启杀之。

这些材料都讲到大禹、伯益、夏启的事，那一个更可靠，现在没有办法判断。

启夺得王位，是一些氏族首领支持的结果，部分地表现了原始社会末期民主化的特征。从夏启之后，中国的天下就为某个家族所有，延续了三千九百余年，直到公园1911年，才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