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满清遗老要和日本人勾结，究竟是因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据我所知，前几年台湾有人出了一本书，是研究清朝遗民的，书名是《民国乃敌国也》，打算入手看一看。

其实很好理解，建国时召开政协会议，为了照顾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感情，周总理曾提出以“中华民国”作为新中国的简称。此举遭到了政协当中几位终身不用民国国号、年号的清室遗民的强烈反对，最终这个草案没有通过。可见清朝遗民对民国的切齿痛恨，毕竟亡国之恨不共戴天嘛。清朝遗民升允，他为了复辟清朝，把希望寄托在日本身上，在东渡日本谈及日本会支持升允的复辟行动时，竟然泣不成声，并做了一手五言诗——老臣尚在此，幼主竟何如？倘射上林雁，或逢苏武书——从此诗作可以看出，升允同日本勾结，是建立在他的“忠君爱国”这一传统观念。升允此举，更令日本人动容，而根据日本官方档案《升允致日本政府书》中。

也可以发现升允对日本并不是一味的妥协，有点不卑不亢的意思，比如这一段——近闻袁世凯向五国借款，将有成说。允意必无此事，岂有未经承认而先于通财者乎?如无其事则已，设有之，则允预为声明，允将合内外蒙古、二十行省之有血气知尊亲者，并起而讨逆党，克复之后，此款不能认还——由此可见，升允并不是一味的媚日。而相比之下，给日本人内田良平下跪的高野长雄，升允更当得起“气节”这两个字。然后我们来说说郑孝胥以及罗振玉，这两位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早年致力于推动立宪运动，但是清帝退位后他们先后放弃了原先的思想。因为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他们对立宪的推动才导致清帝退位。

但是清帝退位后，他忏悔之下，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至善至美的思想，所以自由开放也不需要了。据王国维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回忆说：从来京都时开始，王君在学问上的倾向似有所改变。王君似乎想更新中国经学的研究，有志于创立新见解。例如在谈说中，我提到西洋哲学，王君总是苦笑着说，他不懂西洋哲学。最后，他选择为清朝殉节。同样，罗振玉早年学习西洋之学，遭到了他母亲的反对，他不以为然。辛亥革命后，他在自传《集蓼篇》中他为他没有听从母亲的训诫而悔恨不已。虽然王国维、郑孝胥、罗振玉三人所选的道路不同，但是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建立在“忠君爱国”的基础上，他们早年推动立宪是为了国家，为了君主；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努力都成了泡影之后，尤其是他们认为正是自己推动的立宪导致清帝退位，他们都陷入了悔恨和自责当中。

当然，不和日本合作的清室遗民有很多。比如关中大儒牛兆濂，他认为他同清帝君臣名分已定，而选择做了遗民，毕生致力于讲学而拒绝民国的出山邀请。他在主笔《蓝田县志》中赞颂清室，并说“濂生于清时，君臣名分早定。故一应名称仍旧，所以立名教之大坊也”。他还曾经写信给许权中，说如果他能率兵攻克长春，迎溥仪回北京并让溥仪在北京重登帝位，或许能封个大臣。不过牛兆濂虽然忠于清室，但是他不用日货，痛恨日本侵略者，同那些蝇营狗苟的军阀相比也是大节无亏。还得说说汪兆镛，汪兆镛是汪精卫同父异母哥哥，兄弟俩截然相反——汪精卫做贼，汪兆镛却选择了当清室遗民，并编撰《元广东遗民录》，以表示其忠诚于清室的决心，兄弟俩也因此反目。汪精卫投敌后，汪兆镛大怒，表示“汉贼不两立”，坚决和汪精卫划清界限。

有时候我也纳闷，都是一个爹生的，做人的差距怎么那么大。汪兆镛和牛兆濂一样都是清朝举人，同样身为清朝举人为清朝守节的还有林抒，林抒在清亡后11次拜谒光绪陵寝，并多次受到溥仪赏赐，尤其是溥仪手书“贞不绝俗”匾额封赏的时候，林抒颇为激动，说“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曰，‘清处士林抒墓’，示臣之死生，固与吾清相始终也”。最后说一个故事，这是前几年《打狗棍》热播的时候微博上有考据党爆料的：日军占领苏北后，邀请一位清朝遗民出任伪维持会会长。这位遗老是晚清举人，在当地德高望重，他说我身为清朝举人，君臣名分已定，你们再逼迫，我“必殉圣清”。

然后日本人说溥仪已经在关外登基云云，老举人大怒，说你们日本人“胁迫圣主，幽闭圣主于关外”，本身就是没安好心，我死就死了，绝不做这个伪会长。最后他不愿为虎作伥，绝食自尽了。基本就是这样，等到入手《民国乃敌国也》之后再详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