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晏子处理与齐国三位君主的关系中可以看出，他一直以忠直之臣，乃至社理大臣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管国君性情如何，对于他们的不当行为，晏子都犯言直谏，据理力争，常常惹得君主变色生气，不但曾失去过自己的采邑，而且时有性命之忧。

毕竟春秋时期，君主的权利很大，掌握着大臣的生死任免。张继先生认为：“晏子的整个思想体系都是以明哲保身的为人处世哲学为基础的”飞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最起码，在晏子处理与三位齐君的关系中我们看不出他太多明哲保身的痕迹。所以，晏子事君不计生死得失，一心为国为民，这个观点还是站得住脚的。

邵先锋先生曾说“晏婴不屈不阿，敢于直谏，不落俗流的人格既在历史上产生，也必带有历史上的局限性。从其根源来考究，我们不能否认晏婴是出于为国为民的信念，但也不要忽略晏婴所处的历史背景，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宗法关系对于人们的深刻影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晏婴之所以能无私无畏地谏君，正是出于至诚忠君的情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但同时也感觉这似乎有点苛求古人，两千多年前的晏子能做到如此，己属难能可贵，值得后人仰慕效仿了。陈桓子（生卒年不详），名无宇，溢桓，又称田桓子气陈公子完之苗裔。同晏子一样，他亦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位君主，是田氏奔齐后的第五代家族首领其父田须无（即田文子），妻为灵公之女，其子田开（即回武子〉和田乞（即田盖子〉。

同为齐国三朝重臣，晏子与陈桓子之间无可避免地有着许多交往。前辈学者多认为田氏家族对国人采取“以家量贷，公量收”的恩惠措施，与公室争民，欲取而代之。而晏子则力谏景公“以民为本”、“以礼治国”来对抗团氏家族，故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斗争。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刘式今先生曾说过“晏子的思想极为矛盾，他欲用维礼企图挽救他事齐三世统治者的命运，但他又痛恨王室的骄暴而同情人民，这两种心情使他的忠君与恤民的思想交织在一起达到了高潮，形成了既痛苦又残酷的斗争。

晏子面临着一生最艰难的抉择，只能是流水落花春去了。晏子对于回氏的态度其心情是极为微妙而复杂的”。而且认为晏子对田氏家族既有支持又有反对，既有赞美又有抗拒，甚至可以说支持赞美的多，而反对抗拒的少。因文章主题不同，刘先生对此点到即止，没有继续做深入地探讨。本节即以典籍记载为依据，进行详细分析。晏氏家族与陈氏家族的早期交往据史料记载，晏氏家族与陈氏家族在早期就存在着交往，而且关系亲密。陈桓子登上齐国政坛的时间似乎比晏子早飞齐灵公灭菜时，晏弱（晏婴之父）担任主将。

灭莱后，“陈无宇献莱宗器于襄宫”（《左传·襄公六年》〉。灭菜是晏弱政治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件事，在此过程中，无疑与陈桓子有着融洽的合作，否则也不会在灭莱后，将象征国家的莱之宗器交与他进献齐侯。而在晏子参政早年，也曾与陈文子（陈桓子之父）有过交往。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晋之大夫奕逞（即奕盈）作乱于晋，来奔齐，齐庄公厚客之。晏婴与田文子谏，庄公弗听。”对待晋国乱臣奕盈被庄公厚遇之事，两人看法一致，且共同进谏，都被君主驳回，这难免会让他们彼此惺惺相惜。此事在《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中叙述得更加详细

秋，呆盈自楚适齐．晏乎仲言于齐侯曰：“商任之舍，受命于晋。今纳采氏，将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图之．”弗听。追告陈文子曰：“君人执信，臣人执共，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这里没有见到陈文子的劝谏痕迹。不过陈文子的其他言行在《左传》中多有记述，他“不仅知礼遵礼，而且在处理各种家事国事上都表现了高人一等的睿智”②。《论语·公冶长》亦载，子张问孔子曰“崔子就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可知他在当时士人眼中的地位之高。我们不难想见，同为齐国的贤大夫，晏子与之交往，十分正常。在交往过程中，对他及其家族产生好感，亦在情理之中。

正因为彼此信任，所以晏子在劝谏齐侯无效后，才会也才敢对陈文子说出“君自弃也，弗能久矣”这样的话。试想，如果两人关系不是十分融洽，平日不以诚相待的话，晏子怎么敢随便对他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言语呢？要知道，当时在位的可是对晏子不太信任的齐庄公，而不是善于纳谏的齐景公。由此可见晏、陈两家交情之密，相知之深。陈氏家族中，与晏子交往最多的是陈桓子，接下来我们详细分析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据《史记·管晏列传》载z晏子“以节俭力行重于齐”。刘向《晏子叙录》亦曰z“晏子……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道齐国，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亲。”在记述其平生事迹的《晏子春秋》一书中，也处处可见他秉持节俭的言论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常常能看到陈桓子的身影。

出于各种缘由，齐景公经常赏赐晏子，而陈桓子就曾担任过使者。如“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无宇致封邑晏子辞”（《杂下第十九》）。而当晏子自己推辞不了的时候，也往往通过陈桓子向君主辞谢，才能成功气据《左传》载，景公认为晏子的住宅“近市，揪隘嚣尘，不可以居”，趁他出使晋国之际，“更其宅”。晏子回国后，“既拜，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公弗许，因陈桓子以请，乃许之”（《昭公三年》〉。另外，吴公子季札聘于齐时，曾对晏子说“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晏子也是“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荣、高之难”〈《襄公二十九年》〉的。

春秋时期国君赏赐大臣，所派遣的使者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或者是让梁丘据那样的宠臣担任②，或者是任命与所赐之臣关系融洽之人。显然陈桓子不是梁丘据之流，而景公能让他担任使者，说明他与晏子之间关系的和谐。再者，假如两人平日不相交好的话，晏子也不会屡屡把自己都办不了的事情托付于陈桓子。公元前532年，齐国发生了陈鲍荣高四大家族的内斗。当陈、鲍氏打败奕、高氏，而分其家产的时候，晏子对陈桓子说：“必致诸公。让，德之主也，让之谓蘸德。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蕴利生孽。姑使无蕴乎，可以滋长。”桓子听之，“尽致诸公，而请老于宫”（《左传·昭公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