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编阿泉。今天我来给大家说一下为何经学在汉朝时期如此鼎盛，后来为何如此历经衰落，以及经学衰落对后世的影响。
汉武帝独尊儒术，为经学立博士、置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使经学获得了极大发展。从西汉中期到东汉中期的二百余年，是经学的全盛时代。在这个时期里，太学兴盛、仕途畅通，各种解经著述多不胜数，以至于“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然而这种情况到东汉中期以后发生了明显变化。据《后汉书·儒林传》载：“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经学何以会如此迅速地衰落呢？这里的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从经学自身来讲，与它作为官学这一点是分不开的。

当经学地位被确立之后，即被统治者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经学官学化这一事实.实际已扼杀了其内部发展的活力。从立经学的本意来说，原是为了“经世致用”，然而经学官学化和法典化却逐渐使它变成了僵死的教条。“以《春秋》决狱，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三百五篇》当谏书”即是当时普遍出现的荒唐现象。尤其是当经学与利禄联姻之后，学人们为了在几本经书中讨饭吃、讨官做，争相标新立异，便辞巧说，以至“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经学发展到这个地步，己成为繁琐、空洞的章句之学。
经学的淡纬化也是经学衰落的重要原因。我们已经知道，汉代崇尚的经学是由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发展而来的，这是一个以阴阳五行学说表达儒家伦常政治、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理论体系。这一点决定了它在日后的发展中逐渐演变成一种极其粗俗、荒谬、以制造宗教预言为能事的谶纬之学，从而使经学从神釜的殿堂跌落为方术。

如前所说，经学的活力就在于它为大一统政治的巩固提洪了有效的手段。然而当经学日益变成章句之学和庸俗的淡纬之后，其职能便大大削弱了。光武、章帝就因不满经学的烦琐多次命人“省减五经章句”；曾使王莽、刘秀荣登皇帝宝座的谶纬，及至后来也变成了篡权、谋反的工具，这表明一切都走到了专制王权期望的反面。因此，到东汉中期以后，皇权对经学和儒生的依赖开始松懈，加上外戚、宦官专权，大封党羽、排挤士人，进一步拆散了儒生与官僚政治的联盟。到东汉末年，随着军阀混战局面的出现，天下大乱，学者流离，经籍散落，经学发展的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当然，我们所说的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官学的今文经的衰落。至于学术性的经学，在东汉不是衰落了，而是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尤其是当今文经衰落之后，古文经得以打破师法、家法的限制，所以到东汉后期。出现了一批象许慎、马融、郑玄这徉的经学大师。他们博采众长、遍注群经，集经学之大成，终于完成了对两汉经学的历史总结。
两汉经学既已衰落，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新的学术思想的传入和融会，它也不可能再以原生形态复苏。但是，汉代所确立的独尊儒术的传统和经学的基本精神、治学方法却一直延续下去，对后世影响极大。在以后各个时期出现的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形态，如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都是濡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这一点正如冯友兰所说，“以后学术思想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经学之旧瓶。”

儒家经典后来得到不断完善。汉初仅有《五经》之名，东汉以后增加《论语》、《孝经》，合为《七经》；隋代以“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春秋》左氏、公羊、谷梁传)连同《易》、《书》、《诗》称《九经》；唐代又在隋九经之上加《论语》、《孝经》、《尔雅》发展为《十二经》；宋代朱熹极力推崇《孟子》，将其列入经书，遂最终形成《十三经》。据清代学者统计，十三经正文约635000字，若加上注、疏，卷数则更加庞大。在中国古典文献的四部分类中。经部无疑占着最为重要的地位。唐宋以后，儒家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还由国家颁行天下，成为各类学校法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唯一依据。
儒家思想和经学的源远流长，使我国的文化得以延续，形成一种深厚、博大、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这是我们今天无不为之自豪的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经学传统的延续不断也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后果。比如在经学的神圣教条被确立之后。人们除了围绕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和天人、道器、本末、义利之辨进行解释、论证之外，几乎提不出新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我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在几千年中没有大的突破和变化的主要原因。而且，经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学风和经学治学所使用的训诂、注释的方法，也极大地阻碍了人们创造力的发挥。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用批判继承的态度加以鉴别和取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