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技术的发展，传统的重型火炮的角色正在发生决定性的变化，而速射火炮则正在抢夺原本属于重型火炮的位置，新的瘫痪对方的船只以及造成进水的战术需要高效率的速射火炮。到19世纪90年代，人们能够保证命中率、射速与炮座重量的最佳选择是152毫米火炮，但到了1905年，人们发现，305毫米火炮才是最佳的选择——在这个过程里，速射型火炮呈现了一种从小口径逐步上升的趋势，最终的结果是，人们通过对机械结构的改进，完成了对大口径重炮的速射化。

19世纪以来，一艘海军舰船需要越来越多的炮弹来击沉，形成对照的是，水下武器——如鱼雷或者水雷，仅需一次击中就能瘫痪或者摧毁一艘船只，然而，慢速发射的鱼雷一次命中的几率远远小于快速发射的火炮。20世纪，随着惯性导航设备（陀螺仪）和小型内燃机的引入，鱼雷的射程开始急剧增加。在海军中开始显露出这样一种趋势，即重型火炮射程的增加是为了让重型火炮发射平台本身处于可怕的鱼雷的射程之外。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成功的海军战术便取决于如何高效率地配合使用火炮和水下武器。

到一战前，最顶尖技术制造的鱼雷已经可以达到10000码@30节的性能，而皇家海军1912年的军事演习结果表明，1艘现代化的战列舰需要花费75分钟去摧毁10000码外的敌方同等舰船，而当这个距离被拉伸到15000码时，时间被成倍地拉长到了300分钟。由于主力舰最好处在鱼雷射程之外，因此重型火炮的射击效率被大大降低了。

一部分皇家海军军官开始利用机械差分器等计算设备建立能持续为射击平台提供对方距离变化率以求得距离数字的火控设备，这一投入的成果是德雷尔火控台和坡伦火控台。一部分皇家海军军官则决定使用更重型的舰载火炮，因为他们发现重型火炮在远距离上有更好的命中表现，同时，更重型的炮弹也意味着更大的毁伤能力。1913年，当皇家海军使用列装了343毫米重型火炮的军舰进行炮术演习时，他们发现，摧毁一艘10000码外的船只现在只需要26.5分钟了。

舰队在与新的火控设备的磨合中度过了战前最后的平静时光。作为皇家海军炮术改革的主要领导人，未来的海军上将杰里科在皇家海军内发起了一连串改革，当他发现德国人更期待用较小口径但更高射速的火炮与皇家海军战斗时，他期望舰队能够在更远的距离（比如超过15000码）上射击，以削弱德国海军较小口径火炮的效能，但这反过来又为他带来了一个问题：炮弹的储备量会在舰队进入近距离交火之前被消耗完。

皇家海军不得不超量地储备弹药，舰队官兵在作战指令下，不得不忽视安全管制措施，在炮塔内堆满了待发弹药，由于舰队同时有速射迅速摧毁对手的需求，因此炮塔与拥挤的弹药库之间的防护措施也被无视了，一些安全设备甚至被官兵们拆除，而这最终酿成了贝蒂的战列巡洋舰部队在日德兰海战中的惨案。

德国海军舰炮的进化路线则与皇家海军完全不同，如果说英国皇家海军是追求全速射化主炮，而在305毫米速射舰炮研究成功后建造全重炮战舰的话，德国海军更类似是把170毫米二级主炮降低到150毫米然后节省重量安装280毫米主炮。这其中的不同便是，在皇家海军中，102或者152毫米舰炮不需要执行炮击主力舰的任务，而在德国海军内，150毫米副炮却是需要执行炮击主力舰的任务的。

德国海军更希望在更短的距离上展开炮击，以便让150毫米舰炮也投入射击。他们在远距离时使用重型火炮骚扰，通过复杂的单舰机动规避炮弹。不过有趣的是，尽管皇家海军更强调远距离射击而德国海军更强调中近距离射击，事实却是德国海军进行重炮射击训练的距离却比皇家海军展开同等训练一般采用的距离更远。

而当时对于鱼雷的思潮则是使用鱼雷进行超远程的集群射击，皇家海军在战前着力构思他们的对手会使用大量小型舰艇在远程发动鱼雷集群射击，战列舰部队因此不惜对任何在夜间靠近战列线的小型舰艇（包括友军）的进行射击，同时在主炮塔顶部安装了大量可以拦阻小型舰艇靠近的3英寸火炮，杰里科则认为轻巡洋舰（而非驱逐舰）是更佳的反雷击平台，这引导了舰队型轻巡洋舰，即“林仙”级及其后续舰的诞生。英国甚至构思了在德国驱逐舰返航补充弹药和油料的必经航线上部署兵力进行聚歼的战役方案。

不过，实际上开战后的结果证明，皇家海军对于鱼雷攻击的夸张恐惧大部分是“俏媚眼做给了瞎子看”，由于年年上涨的主力舰造价和早有定额的海军经费，提尔皮茨不得不削减小型舰艇的数量甚至鱼雷的采购数量，公海舰队在开战时的鱼雷数量甚至不足以他们发动如皇家海军所想的鱼雷集群射击。这反过来使得公海舰队将雷击舰编入战列线的做法成为了战术上的一纸空文。

在日俄战争爆发后及一战前，舰队的战术在于如何保证自己不受到对方轻小型舰艇的集中攻击的同时分兵，使用两支甚至更多支分舰队侧翼包抄和彻底歼灭敌人。显然，分兵更有利于歼灭战，但皇家海军的军官们认为，分兵同样也会对指挥和控制，甚至反雷击战斗的组织产生阻碍。在充斥着浪花、射击烟雾、人为烟幕带的战场上，贸然分兵可能会把其中一支力量置于易遭受雷击的境地。而且分兵本身也需要依赖无线电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的进步。

海军中隐约可见的另一项改革是隐约可见而又十分微妙的，但这项改革很快便体现出了其巨大的优势，这就是无线电改革。1897年可以实用的无线电设备出现之后，皇家海军敏锐地意识到了它的价值，1901年，舰载短程战术通信设备便在皇家海军的舰船上展开了测试。1904年，日本帝国海军在浓雾和黑夜中用无线电召集舰队，同时使用无线电测向设备进行电子侦察的举动再次启发了皇家海军——费舍尔元帅甫一上任，便展开了雄心勃勃的无线电革命。

1904年时，皇家海军已经拥有数个1500海里通信范围的基站，到1908年，无线电革命已经普遍地在全球范围内建设起来了无线电收发基站，这样一张环绕全球的指挥-控制网络便形成了，皇家海军的舰船将依赖在这张网络中传递的信息进行调动。同时，各个舰队还拥有了一艘无线电哨船用来接收和发送无线电消息，每支舰队还拥有平时不使用、不公布的战时频段和呼号系统，还建立了一套基于舰种和舰队的，定时播送和循环播送命令的条令条例（如驱逐舰需要在每个整点的前和后15分钟接收舰队命令）。

同时，一套定位系统也在皇家海军内推广开来，每个分舰队拥有无线电哨舰和专用的无线电频率，同时每个分队也以分队旗舰为基准进行定位，无线电哨舰将收集分队内各舰的信息，最终统一按照要求，以一个可以不被侦测出方位的低功率发送出去。一般来说，皇家海军常用的波段为2.5兆赫（波长400英尺），950千赫（1025英尺），350千赫（2760英尺）和280千赫（4250英尺）。

但问题在于，老式的火花式发报机可用频段非常之少，它们效率低下，宽频的信号甚至会互相产生干扰，新式的波尔森电弧发射机还尚未完成全面列装，这无疑为舰队的信号与情报系统带来了困扰。而且，高耸的无线电天线同样带来了困扰——它们使舰船变得更容易被敌军发现，因此皇家海军着力于减少桅杆和天线的数量。不过在战时，高耸的桅杆倒不是太大的问题——毕竟采用优质威尔士无烟煤的皇家海军实在是可以在舰队的隐蔽性上笑傲江湖（而德国海军则不得不承受着浓重的煤烟）。与此同时，基于分队旗舰位置的定位系统也状况频出，杰里科本希望各分队能够向他发回所观测到的敌军详细的航向和航速情报，但无论是贝蒂或是他的其他属下都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日德兰海战里这套系统甚至向杰里科提供了“我们看到了几条60节的驱逐舰”的错误信息。

同时，皇家海军还列装了全新的无线电测向设备，实验了一些无线电干扰设备（尽管失败了），用更加灵敏的检波器更换了老旧的真空管设备，并且早早地建立了一套针对敌军干扰、拦截乃至收听己方无线电的体系。著名的“40号房间”的滥觞来自于费舍尔在地中海舰队任职期间建立的无线电监听机关，最终他们为英国的战胜立下了汗马功劳。

相较之下，德国海军在无线电方面的应用有优有劣。1904年在德国建立的德律风根公司更主要地使用交流设备来产生无线电信号，这无疑领先了他们的皇家海军同僚。在战争中，多数英国操作员认为德国人的信号更加清晰。但德国海军却忽视了无线电通信条令条例的相关建设，他们即缺乏无线电管制和无线电静默的意识，也缺乏定时更换无线电密码的意识。这让很多德国海军的重要情报泄露了，加速了德国的战败进程。

但德国并不是对无线电信息的保密全无了解，他们还是在巴伐利亚州建立了针对协约国的侦听台，这个侦听台在大战时期有效运作，甚至为公海舰队提供了完整的敌方巡逻路线和本土防御部队的详细部署。基于这些成果，德国海军建立了更多的拦截和分析单位，尝试了通信量分析方法，他们对通信流量的多少进行检测，判断敌军的动向，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有效的举动。但似乎德国人并没有有效地利用他们所得到的情报，他们一直缺乏一个级别足够高的，可以对所有来源的情报进行汇集、统筹、分析和判断的机关，德国海军的情报机关和作战部队之间也缺乏联系，这至少有一部分是德皇将海军当做他私人的大玩具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