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既是戈尔巴乔夫对列宁政治思想的继承，同时又是戈尔巴乔夫打破苏联共产党政治垄断，推进人民自治、人民政权建设的逻辑必然，更是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体现。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并不是暴力革命，而是一个排除激变及由此引起的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人民的灾祸和苦难的和平改良过程。它要求高超的技巧，以便最好地选择权力交接的时机。这种交接只有在自由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利用它深化民主制、继续推进旨在建立法治国家和社会目标明确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时，方能完成。”

不过，戈尔巴乔夫似乎忘记了，政治从来就不是在玩拼图游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而随意更换。“为了用改革的杠杆撬开党的官僚这块水泥板，就得有个支点，有几个支点更好。在一党独霸天下的情况下，要在社会生活中发现这些支点，谈何容易。如同招魂会中一样，又呼唤‘列宁精神’前来帮忙。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离开列宁我们就迷失方向，忘记了苏维埃。’在苏维埃政权成立70周年的时候想起苏维埃，想起革命领袖赋予苏维埃的意义，大概只能是出于绝望。然而戈尔巴乔夫没有别的选择：需要利用手头的资源组建自己的军队。……然而，无论是苏维埃，工会，还是他在反复阅读列宁的政治遗嘱时也会想起的‘文明的合作社’，他都未能依靠。所有这些‘传动带’都是靠苏共中央这个惟一的飞轮来驱动的。”

1988年4月11－18日，戈尔巴乔夫分三次召开了全国州委书记和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书记会议。在4月11日与州委书记第一次会见时，戈尔巴乔夫讲道：苏共的民主化。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性质和作风具有决定性意义。要不要有一个如此庞大的中央委员会？须知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按职务原则组成的。一个人刚开始工作，我们就把他送进中央委员会，按其职务几乎是将军级的。应该好好想想这一点。还有一个职务上任职的年限问题。社会要求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这些党员不应去关心“我”如何成为这个体制的一员，我能否进入这一体制。应该想想国家……

我们必须明确建设法制国家的任务。我们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思想。这个思想的核心是大家以法为根据，包括政治局。须知，坦率地讲，党不是通过民主的途径取得它现今的地位的。这一点不仅在西方有人，而且我们的法学家早就“批评”过了。情况说明，我们是首先破坏法律的。谁应该首先遵守法律呢？以及遵守“自己的”党的原则呢？难道不是党吗？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没有像我们的党有的那种权力，而制约只有一个——良心和党性。但是，正如历史表明的那样，仅此一点是不够的。法律面前人人应该平等，而我们这里事情演变到人们可以把法官本人传唤到州委去，向他指示，此案如何审理，那案是否应该审理……全世界都在批评我们，说我们的党不顾法律管理国家。因为政权只是由社会中一部分人选出来的。而且是现实政权。

戈尔巴乔夫在州委书记会上检验了他更新“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口号的思想，他所指的就是法制国家。“他把这个思想归结为，第一书记同时是同级苏维埃的主席，但是……是‘全民’选出来的。如果人们不选他，他也应离开党的职位。直到最高层都应如此。”1988年6月28日，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召开。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指出，苏联社会不断民主化进程的结果应该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简而言之，“法制国家的主要标志是要切实保障法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集体、党组织或社会团体，还是个人，都必须服从法律。正象公民对自己的全民国家负责一样，国家政权也要对公民负责。公民的权利应该得到可靠的保护，不受政权及其代表人物的任何专横行为的侵犯。”

问题首先涉及裁减80万－90万人的事。这仅仅是地方机构。重要的不是半途而废，保守势力非常强大。改革不怎么容易：从30年代开始，半个多世纪了，在组织上和机关工作中走的是斯大林道路……我们形成了一种传统，一种不好的传统，行政命令体制产生的传统，党包揽一切。我指的是政治局通过了大量的具体决议。人们已经习惯于认为，如果中央委员会不做出决议，那么谁也做不成什么事。每走一步都要有决议。党的高层决定一切。这种做法应该结束……

……同志们说得对，机关的改革，特别是党中央机关的改革，最直接地触及权力职能的根本革命性的改变和群众的政治主动性的解放。不进行机关改革和机关职能的转变，我们就不会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任务。即争取使国家权力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机关改革与打破实际做法有关，这种做法给我们社会带来了巨大损失，扭曲了制定政策的性质。要知道在停滞时期就形成了这样的程序，在这种程序下，主管部门按照自己的看法把有的东西削减掉，把有的东西添加上，主要根据自己的部门利益把自己的考虑给我们拿到桌面上来。中央委员会机关照例把这些考虑转抄一遍，并送交书记处和政治局。我们则全部盖章放行。如你们所知道的，不经过任何讨论，实际上哪里也没有讨论。有时重大决定5分钟－10分钟便通过了。请问那时在政治局中是谁在决定政策？官僚体制……

党已不习惯于从事自己的主要工作。它沉湎于经济、行政和其他事务。……党内有许多人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责任形成了一种纯粹是书报检查官式的工作态度。当在报上看到一点什么不合适的东西，就立即呼喊：“要警惕啊！过火了啊！要采取措施啊！要加以纠正啊！”这就是我们机关干部的通常反应…………戈尔巴乔夫强调说，在解决有关祖国的命运、社会主义命运的理论和政治任务时，谁也不能代替党。做的工作，包括迄今为止一直由党在做的那部分应由政府和苏维埃做的工作。

但是，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政治宣言中，庞大而复杂的苏联政治体系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被戈尔巴乔夫简单而又彻底地更换掉，留下了政治上的一片狼藉。“现在很清楚：国家从一种政体向另一种转变需要一段时间。遗憾的是，一时冲动和感情用事占据了主导地位，有时甚至能决定一切。党的领导体系在瞬间便被从上到下地拆除了，而各级苏维埃却缺乏单独行使管理职能所必需的干部和经验，政权的瘫痪无力很快就遍及全国。”